底层叙事| 东北青年在广东：一个工业区社工的故事

 底层叙事 | 东北青年在广东：一个工业区社工的故事

　　个人的成长经验，经历的矛盾与悲喜也反映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脉搏，本文作者的叙述便是一例。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成长的青年，如今在广东的工业区做社工。探望遥远的故乡，关切那里生活的亲人朋友，但又觉得格格不入；身处经济发展前沿的广东，却不得不忍受污染与低工资、长工时，还有孤独与无力感。这似乎在外打拼的青年人的共通感受，但是发生在本来是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友爱、美好的社工职位上，则更令人唏嘘。

　　作为一名扎根于广东一个工业区的社会工作者，在中秋和国庆与同事们为工友举办完团体文娱活动后，有了八天的调休假期。一个人在工业区闲来无事，在母亲的要求下，我选择回沈阳老家，那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返乡之旅，我见了几个同学。

　　大刘是我高中唯一的男性朋友，他在专科读了一年半的物流专业，被学校当作廉价劳动力送到五星级酒店做服务员。在所谓的实习结束后，他和几个同学去北京“闯荡一番”，住在连中国移动信号都收不到的郊区，每天坐公交转地铁在市区推销房子，受过这种苦之后便回了沈阳，通过母亲的关系进入国企工作。大刘对生活没有什么愿景，没有努力赚钱的念头，更不愿辛苦地工作，满足于生活在亲属纽带的安全感之中。

　　小菊是一个性格开朗、勤劳能干的女生，我初中时不吃早餐，她曾为我多带一份包子。她是农村户籍，初中时父母为她付了借读费，在沈阳读书，进了"三千班"（给学校三千元借读费），近几年初中校长也因贪污问题离开学校，留下的是议论纷纷的教师们。小菊弄不懂数学，也不喜欢读书，高二便离开学校，与父母在肉菜市场经营一家店铺。小菊家信基督教，小菊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她家的生意却是从地沟油做起，再到卖劣质辣椒面。现在店铺虽没扩大，但万幸的是商品质量在提高，也能保持收支平衡。小菊目前在找对象，计划两年内生孩子。

　　小元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最珍视的玩伴。没上学时我们一起到草丛抓蜻蜓、螳螂、萤火虫，上小学后就喜欢一起去网吧打游戏（那时还不用身份证实名登记）。我与他已有八年没有见面，我通过网络找到他，在国庆假期主动约他见面。既想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又希望能对自己的童年有更多的回忆。小元在我的记忆里是高高瘦瘦的，但他现在“肿”了很多。初中毕业后，他到内蒙古当兵，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混”和“喝酒”。回到沈阳做了几份工作，发现不赚钱，便加入姐夫的公司做贷款，有月薪过万的时候，也有收不回钱的时候。这天见面他迟到了半个小时，说是要和银行职员给一个客户的商铺装修。但装修是假，要钱是真。当客户的商铺满足银行的某种标准后，便可以从银行贷更多的款，小元和银行职员从中牟利，至于客户是否还钱，不关他们的事。但他说，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经常要骗人，结交的也不是正经人。小元小时候灵敏地抓蜻蜓的形象仍在我的脑中，此时此刻，我与小元之间却只有赚钱这个话题，但我对此知道的不多。

　　大刘、小菊、小元是我的同辈，我们沿着不同的生命轨迹向前行走，我们的人生也包含了中国社会发展所特有的痕迹。

　　近几年回沈阳，每次我都会刻意地去了解家史，想收集散落在家人心中的记忆，以及这座城市的历史碎片。这次回去，发现姥姥的头发白了许多。她可能因为年纪大，也可能出于为我母亲辩护的考虑，非常想向我讲述过去家里发生的事情。对于身处单亲家庭结构的人而言，父系与母系家庭之间的怨恨是非常撕扯人的，我并不想从父母往日的一地鸡毛来判断谁对谁错，但也必须承认他们过往的历史应该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父亲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国企夜大教书，他的学生是成年的在职工人。据说他跟工人关系不错，私下里一起喝酒，还因私自向学生吐露考试答案而被警告。他在八十年代就被吸引到“下海”的浪潮中，一边在国企工作，一边到广东进口衬衫回沈阳卖。三十岁时通过相亲与母亲相识、结婚、生子，后又离婚，把两岁的我交给他的父母，便孤身去深圳。最初在深圳工作，还要经常去取没有暂住证而被关到樟木头的同事。后来进入一家美资公司，所得月薪比沈阳国企高二十倍。然后在深圳买房、再婚、生子。在2008年前几年没有工作，与朋友一起专心炒股，把积蓄都赔了进去，最终在一家民资企业工作，每月辛苦地在全国各地奔波出差。国庆假期结束后的某天，他开着车载我去吃饭。在车上，他兴致勃勃地谈着“马云和阿里巴巴”、“商业创新模式”、“互联网+时代”，对中国经济充满希望。父亲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他脑中想的是现在的房子住得不舒服，明年卖掉换套舒适的，以及几年后再把股票卖掉，换份轻松的工作。

　　母亲则很低调，很少谈未来，也很少谈起往事，我只知道她在离婚前工资收入很低，与我的父亲在收入和住房方面都非常紧张。离婚后一个人生活，更需要找到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但在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背景下，工作并不好找。最后她选择在工作之余继续学习，经历了几年的考试，终于成为注册会计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一历程想必是艰辛的。她与姥姥住在一起，后者让她不用在洗衣做饭上花费精力，同时也承担起其他子女家庭的抱怨。母亲与姥姥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女性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其中一个在不久的将来会离去，给另一个留下无可填充的空白。母亲今年贷款买房才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当我第一眼看到这间空旷的房子时，便意识到对于她而言，这是一间囚笼，因为我脑中浮现的是她一人该怎么在冬天的沈阳生活下去的景象。她曾对姥姥说自己一辈子就换来一套房子，也说老了会去敬老院，死了会把房子留给我。五十岁的她好像已经为生命画上句号。母亲没有再婚，可能与她为了一份稳定工作付出的精力有关、与对我的情感有关、也与心中的爱与伤有关。

　　来自单亲家庭，有过留守经历的我如今在广东的工业区做社工，服务对象多是打工青年，他们有很多和我有类似经历。城市的工业区是一个奇妙的空间，它在展现城市的繁华与洁净时被忽视，但却是真正铸造城市繁荣的地方。在这里看不到出租车，除了少量的公交车外，摩的和黑车是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我和许多同事、打工者们从不同地方来到这里，我们都是异乡人，由于工业区的异乡人太多，本地人反而成了少数，所以面向打工群体的服务也不需要会讲粤语。这里的许多人同我一样，是流浪者。在告别故乡、朋友、家人后，却寻找不到一片安稳的家园，所到之处都是漂浮的。

　　在工业区的社工与打工群体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工作时间很长，收入很低，不得不忍受工厂废水废气带来的污染，也常常要接受厂规私规比法律大的现实。在这个缺乏信任感、缺乏社会支持的生活区域，社工也会感到孤独和无助，但是更令人失望的还是工作内容和工作效果。

　　对于从事社会工作的人来讲，社工不只是一份赖以为生的工作，还有其价值和理念的感召意义。现在，工业区的社工主要从事打工群体的家庭综合服务或城市融入的介入，以救助性工作为主，对自助、互助层面的改变不多。这种工作目标是改变个人心理状况和为困难家庭寻求救助资源，而不是改变社会环境中的问题。这样的社会工作时间缺乏具有凝聚力和可持续的小组活动来构建支持网络，也没有社区协同一致来改善环境的意图和能力，在我看来，这种有限度的理念实践也是让许多社工毕业生对从事社工望而却步的原因。

　　原子化、没有群体改变力量的社工同打工群体一样是漂浮在工业区的，充满无助与失望。于我个人来说，这种无根的感觉还联系着我既回不去遥远冷寂的故乡，又融不进喧嚣逐利的商业世界，就像我在父亲母亲各自的生活中都没有参与感一样。相对于同学安于现状，追求尽快赚钱成家的人生，我对理念和价值的追求又显得那么空泛、不切实际。我就带着这样南方与北方、理念与现实的矛盾工作和生活着，但是也渴望与同样经历的人互相支持，一起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变成身心可以安放的地方。

      编辑：墨家之言     来源：破土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