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能让工农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毛主席1976年病重期间对身边的政治局委员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苏维埃时期锐意反腐

　　 毛主席30年代初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阻力。毛主席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谢步升死刑，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李自成的教训

　　毛主席特别关注的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1944年，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主席当即指示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糖衣炮弹问题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是三大战役顺利结束后，建立新中国已指日可待。毛主席高瞻远瞩，在会上警示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新中国建立后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便频频出现。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毛主席十分忧虑，他用一股“贪污浪费的狂澜” 形容此现象。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主席在审改此《决定》时，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如，天津不法商人马玉恒一人腐蚀干部170人，其中团、师、军干部达25人。1952年1月26日，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的指示》。据中纪委截至1952年7月的统计，参加运动的有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贪污分子中有党员20.2683万人，其中6万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约2万人被撤职查办，4029人被逮捕法办;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一级的干部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的“五反”斗争中，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私营工商业者，犯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为90%。毛主席下决心要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时，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百个，2千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有没有右派

　　毛主席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他说：“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他明确要求“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 。

 

　　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波匈事件”发生，国际上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气候。国内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在中国也将很快出现波匈风波，与国际反共势力遥相呼应。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当年被打倒的右派，至今还有右派情结，公开承认自己就是右派，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证明当年毛主席反右斗争对于巩固政权是非常必要的。

 

　　重提阶级斗争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大受鼓舞，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毛主席1959年11月12日，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　　

　　1962年下半年对农村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问题，毛主席与绝大部分中央领导发生的严重分歧，使他更加感到两条道路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并在会议《公报》中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1958年“大跃进”，全党、全国曾出现浮夸风、要求取消商品生产等不正常现象，毛主席最先察觉并开始加以纠正。为了防止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质的变化，毛主席特别强调干部要联系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的批示：如果共产党人不能“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

　　为党、国家和民族未来呕心沥血

　　1965年后，毛主席认为，中国会不会资本主义复辟，关键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其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对此或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或者很不理解甚至有较大抵触情绪。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 “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他说：当时的“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就是1965年的重上井冈山，毛主席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