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抉择与十字路口：七十年和四十年

　　吴小平的网络文引起了轩然大波。官方媒体，各路人马，各界人士，各利益集团代言人，各派人物，纷纷登台亮相。有的口诛笔伐，有的振振有词。支持，声援，引申的，比比皆是。又有的不以为然，认定仅只是网络文而已，或以所谓反讽，呈现出高级黑的风格。阴谋论、制造混乱，挑起内斗与争论的说法，则似乎不曾见。然而整个争论却大体上有循着以往的历次争论一样，各道短长，莫衷一是。甚至相互攻讦。既达不到社会共识，也无法获得学术争论的结果，从而无法实现理论与大论战得以期许的学理创新、科学发展与提升。学术批评，文艺评论，思想交锋，政治批判，何时能走向高级化，理性-反思-启蒙，后启蒙与后现代化，又超越单纯的结构主义，把同一性哲学与特异性哲学，形而上本体论与知识学认识论，自然主义与规范伦理等等，系统有机全面地结合起来，引致中国以至世界的又一个的百家争鸣，文艺复兴，科学繁盛，精神与意志自由的伟大时代?!

　　社会、时代、世界都是历史性的，都是在历史时空维度中展开的。历史是自然之镜与人文之镜的动态时空场。历史是通过实践运动和省思反致，而曲折前进的变迁和发展着的。历史阶段每每造成历史的大十字路口。历史大事变和历史理性逆转，历史的正-反-合之黑格尔三段论式，往往是在两种历史舞台场景下展开的：第一种是在历史大事变的突然大爆炸下，在社会失控，巨大战争，或者革命，动乱变局的巨大冲击之下，完成历史积弊的扫除，形成和建构一种新时代、新社会、新结构、新制度。近代以降，英法双元革命(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俄罗斯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上世纪大危机或大萧条及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都是如此。第二种则是由细小的不仅仅不为常人所视的导火索，政局变动，社会转向，某种危机与冲突，引致的历史大变局。近现代历史上，哈波斯堡王朝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苏联解体与里根-萨切尔夫人经济学革命，苏东波与北约扩充，美国化、美元化，战后两霸转向，美国独霸下的全球化及其当下的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等等，都是如此。

　　不论上述两种哪一种历史大剧展开形式，背后的历史火山，历史大地震，历史巨变轨，历史大转型，其后都是历史演进，历史动能，历史怒火，历史能量等等，它们长期积累，蓄积成爆发态势，在大势变或小导索的不同引爆和路径下，在或是狂飙巨澜，或是润物细无声的静悄悄革命下，完成巨变的历史展开和时空脉动的。同自然演化一样，其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定式与铁律。历史是在强力纠错机制和社会集体逻辑和社会无意识，人民意志(所谓天眼与天视)，即民情社意下，采取或者革命，或者改良，或者两者混合方式，不断前行，并走向历史演化稳态和良序制度的。

　　一、 现代性启蒙主义与人类文明大罗格斯：天理大道

　　近现代代中国是由1840到1949这近百一十年左右的“百年耻辱”，和七十年、四十年三大历史中的长时段，这样的话语体系和历史认知来大体上决定的。这个逻辑历史结构决定着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的文明基调，历史经纬，主旋律及其和旋曲目。中国近现代三大中长时段，起点和沉重的历时存在是一百年耻辱的近乎亡国灭种的历史大悲剧。在其中，中国从超一流，数千年古文明大国之天下的政治情怀与文化经济政治圈主导下的绝对世界大国与文明世界典范，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沙俄和日本外国人在本土战争日俄战争，十三年抗日战争，近四年解放战争，三年多抗美援朝，短暂的中印战争，抗美援越战争，这种跌宕起伏，风雨飘摇，直到凤凰涅磐，在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异军突起，苦难辉煌之中，完成历史逆转，彻底雪耻百年耻辱，“从此站立起来了”，并在随后三十年和四十年的后百年梦魇和百年耻辱，造成三十而立的英姿勃发，四十不惑。这一百七八十年的三大段历史叙述，或者两大宏大叙事，大体上就是：长达一百四十余年中，多次反复不断的战争状态与准战争状态，开局是一落千丈，变为连殖民地都不如的半殖民地，一盘散沙下的积贫积弱，分崩离析，灾难深重，而在1949年后出现历史航船的惊天巨变，实现了世界古老文明大国古国难以望其项背的凤凰涅磐，重新在亡国灭种的开除球籍的全民总体战争中，在持续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战乱和形势始终不可掉以轻心的准战争中，完成古典中国，古典东方资本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向现代性、现代化国家与文明的历史性决定性的大转变。和而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辉煌史上的改革开放新形势变奏曲。

　　同神农-炎帝，黄帝，蚩尤时代的中国“吊民伐罪”，少昊-颛顼处理九黎乱德似的内乱不同，同尧舜禹时代的对抗洪水大灾难，自然困境的“四海穷困天禄永终”和扫除三苗的“以德兼人”不同，同三代之治(夏商周)中的尊尊亲亲，尊亲耦合的礼治，法道宗法社会不同，伦理社会治理问题不同，同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崩乐坏，圣人不作，诸侯把政，处士横议不同，同战国秦穆公，秦孝公，秦始皇，商鞅、韩非子、吕不韦等等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国构，世袭封建还是郡县制建构选择不同，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混乱称霸不同，同盛唐-文宋-强元-大明清的大一统盛衰长和不同，毛泽东一九四九年所面临的旧中国，无论从资源，资本积累，财富总量与人均水平，国际竞争力和世界方位的总量与人均占有量，工业化水平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横纵向比较，都是中国内圣外王天下大治的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文明史中，所仅见的历史悲情和现实悲剧。这样的一个一切几乎归零，仅从治乱角度看，社会经济水平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几近是负数，负积累情况之下，不要说现代化与工业化，就仅仅是解决人口问题，吃饭与社会安定这些最一般的生存问题，就已经是人类历史上不曾发生过，没有任何先前成功范例，更不要说马尔萨斯，就是一般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等西方经济学学理上看，都根本无解的情况了。然而，毛泽东独有的天下哲学，天下政治哲学，国民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管理学，社会主义战略与伦理学，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伟大变革和人类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工业化大推进和最不可能的经济大奇迹。

　　在国际竞争，世界格局，全球位势，在民族斗争，国家安全，文化与文明安全与生命线上，近现代中国面临的不同于以往的面对匈奴，蛮蒙，倭寇，突厥等等，历史上任何的危机时遭遇的对手及其安全冲击。历史上的危局和冲突，仅只是统治集团更替，既不涉及文明文化本体，甚至政治建构，也不关乎文明乃至人种存续，反倒是战后，事变之后的民族融合，疆域稳定，与民休养生息，马上得天下后转变为马下治天下的逆取而顺守。而近现代的西方文明，西方世界要得却不是统治集团与权术的政治变更，而是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科学技术到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逻辑结构，从信仰到传统，从历史到文化，整个从根基到存在方式的彻底变更。这种文明变招与变轨，又不是一般性的军事征服，文化侵略，宗教渗透，价值体系输入，而是在制造业和所谓工业化，在能源革命，材料革命，科技革命，教育革命，营管与治理革命，社会革命，即在理性与逻辑，现实与历史的可见、可辨识、可验证、可借鉴、可示范传递下的时代主题，世界精神，人类理性，文明大潮，知识系谱，价值与艺术审美等等的合成之下的全部的重新诠释和国际接轨的所谓“进化大道”与“演化天理”。

　　“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但天若变了，道亦自然需相应变动。由中华古典文明至少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二传手文明，传递到西方，完成了中世纪西方封建主义的彻底革命。这位经由二传和再传弟子的后起，历史长期封闭落后的西方世界，在所有的世界文明与文化共同体中，属于最善于学习他人，最精于将所学所得进行一般化，最长于以西方人特有的偏激极端化，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异想天开，多元化冲动与竞争支撑，而将学习、引进，或者拿来的东西，统统转化成更加一般，绝对一元化的体系合成，进而走向高档化，牢牢把握话语权。从西方引进东方哲学与东方政治文化，社会治理(两河流域，埃及文明)，到西方引进中国文化，其中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到西方引进埃及几何学，罗马引进东方古埃及医药学，甚至古希腊引进哲学，宗教，科学与技术，尤其是间接引进了中华的远远超出三大发明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和包括科举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建构，哲学与艺术，社会文明和价值。西方人偏好独崇追求将理性、逻辑、思辩、语言与思维游戏，将信仰、德性、行为一元论化，进行形而上学似的大一统整合与建构，将存在方式与生产生活方式，机械工程化、律法逻辑化，作业营运程式化，理论、学术、思想、体系等，加以数学形式化。西方推崇抽象思维，擅长自我包装。既扬长避短，又推陈出新，尤具有战略假想敌思维，在极致与极端化下，在多元竞争与权力-势力支撑下的重礼仪与形式法规，轻价值内涵。追求逻辑论证求真，不在乎实际现实真相。在国际分工与人力资源结构中，以上帝选民和天然统治者自励自勉，希求游戏规则制造者地位与身份，自然与世界上的代言人追求和占据，特别是对实际主导者或进一步的主宰者的矢志不渝的痴迷和梦寐以求的追逐。

　　这种西方式天地运命的把握，从古罗马的大诗人维吉尔的诗词，到吉普林这位现代帝国主义者的诗句中，都显露的一览无余。这种统治世界与人类的自为意识，加上西方人的厌恶矛盾，二律背反焦虑，不习惯于平衡与和谐，追求极致化，甚至纯粹理想化，完美化，并与此同时相反的性情冲动，即“现在-马上-立刻”就必须获得，并由于西方历史短暂，变动不已，长期短缺与不足，灾难与不幸频繁，例如阿提拉所谓上帝之鞭的民族大迁徙，突厥与土耳其冲击，尤其是蒙元黄祸，黑死病与小冰河期自然灾害等等，使得西方世界的统治欲，转变成了海盗文明，商业文明，游牧文明智慧与狡诘合成的好斗性，征服欲，殖民冲动，世界性的征服与奴役等等。

　　等级制与臣服效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爱人如己，爱邻如己，转变成了近代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崛起时的奇特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帝国主义，成了世界主义的主权-国际法，无主土地，公海，国际公约，成了“强权即公理”的世界殖民，奴隶大三角贸易。奴隶制等级制，世袭制，产权制，转变为口号式的“天赋人权”的自由、平等、博爱，国内政治的多级公民，国际社会中的列强称霸，大国军事外交。

　　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大潮几个世纪之下，在西方世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后来的现实主义，相互激荡，彼此妥协，相互融合之下，开启了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全球性的认识论、世界观、方法论的大转型。古希腊、古罗马，尽管也有自然哲学，伦理哲学，各家各派的哲学，更有怀疑论与思辩学和修辞学见长的论辩派，但同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没有太大的区别，还都是各重视道与学统学理，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大体规范的。但自康德启蒙运动后的所谓哥白尼革命，西方学界，思想界，政界、舆论界的出现的主义却多如牛毛，体系与说道，学派流派，如滔滔洪水，泛滥成灾。

　　从政治哲学的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旦》，自然科学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西方思想与科学，学理与道统，开始步入了近代。西方的思想运动，社会运动，宗教运动，政治运动，在剧烈动荡转型之中。伴随着地理大发现，殖民地世界性的地域大转型，即所谓发现新大陆，由地中海转变为大西洋血醒的资本原始积累，大三角贸易，西欧物价革命和西欧告别物质短缺，西欧大体上，物质技术与生活水平，从历史上的垫底沉寂，远在亚洲、非洲、美洲之后，逐步在1840年到1870年之间，大体上追到了同最发达的亚洲平起平坐的地步。

　　西方世界的这种在布罗代尔等史学巨匠眼中的上帝发错了牌的误打误撞，获得了西方式的世界锦标赛冠军，或同亚洲并列冠军，于是李约瑟之谜，郑和下西洋之谜，唐宋之变之谜，纷纷成为人类史上的难解猜想与不解之谜。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成百上千年种的一个主义，并从中脱颖而出，走上世界舞台的。反对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认定其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波普尔和拉卡托斯文本中，更被视作是伪科学。属于不可证伪之列的前科学。然而同这些包括庞巴维克等等在内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相反，一大批真正世界一流的思想大师，超级学者，则纷纷接纳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知路线与学理，接纳、仿效、追随了马克思的整体性、唯物辩证法、彻底不妥协的政治、宗教、哲学、经济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和马恩列学说，推进到了历史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是在这样的极端复杂的世界气候，思想背景，学术态势，尤其是历史与文化大节点上，在中国百年耻辱中的中华大困惑，大无奈，大焦虑，大危机中，经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姻缘之下，来到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食粮的。“走俄国人道路”，这是近代中华杰出精英们，在屡败屡战，屡试无度，从同步于美国内战的美国真正崛起，日本明治维新，沙俄近代冲动的洋务运动开始，而后是戊戌变法，北洋维新，孙中山革命，严复等教育文人救国，大批实业家，这一系列民族奋争后，才得出的基本认知和政治结论。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成了这种转型的时代呐喊和社会精神与心理准备。五四总司令陈独秀，尤其是另一位新文化运动伟大旗手，在包括科玄大战在内的全部中国精神与知识运动的时代风向标中，作为道德完人，共产党人殉道者与理论家的李大钊，成为主义、政党、社会变革的中坚与领袖。而作为真正的李大钊的青年与精神导师，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定意义上的斯大林，最伟大的学生，最伟大的继承者毛泽东，则成为中华近现代从思想到精神，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社会，从语言到思想的最伟大的奠基人，和领袖、统帅、舵手，以及永恒的象征、旗帜和灯塔。

　　近代中国是从中华危机、世界冲击、国际大变局中，步入古典性崩溃，现代性开启的。这种多重复杂状况，决定着中华现代化进程的不寻常，也自然必定是其中既有伟大的建构与无数辉煌，又同时不可能不带有西方现代化、现代性的内在悖论与问题。尽管由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由于毛泽东天纵英才，贯古通今的天才预见和伟大社会革命实践，为中国注入了防止步入西方霸权主义、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官僚政党政治腐败堕落的周期律，以及丰裕社会后与现代化基础上的出现的全民堕落与享乐主义，但理论、战略、政策及其社会演变，都依旧包含着历史的时代的重大的隐患和问题。

　　二、 哲学理论贫困与时代文明悖论

　　马尔库赛的《爱欲与文明》，试图破解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遗憾》，《图腾与禁忌》等问题。寄望把弗洛伊德主义扩充到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以便既解决了马克思体系中的心理精神分析缺环，又把弗洛伊德的偏狭的力比多经济学和社会学、偏执狂性爱文明论，转变成马克思的广泛的劳动异化及其人类本质解放的大学说中去。弗洛姆同样在做这件事。弗洛姆三大情结理论，更具有历史心理与精神宏义。在此之前与此同时，阿尔杜塞，阿多诺，霍克海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传人，又在力图彻底消除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误读，更欲清算人民小爹爹斯大林路线、政治，尤其是其政治哲学与理论。其中，极权主义，官僚暴政，无法无天，经济决定论，历史主义，先锋队共产党政党论等是其中的要害。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短短四十年，实质上仅仅不到三十年，因邓理论是邓去世后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大约二十多年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段里，先后提出了五种指导思想。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各国政党与国家发展史上，在近现代文明的宪政政体变更上是极其罕见的。

　　道统、学统、政统、法统，宪政框架，国体与政体，思想与文化社会结构，必须具有长期的科学性、稳定性、历史检验性与科学证伪性，以及政治批判性和政治合宜性。严肃的稳定的科学的思想旗帜与路线图，是社会治理与政党政治建构的显著标志。孔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措手足。”

　　一般说来，国兴国盛，长治久安，国父先祖，相应的国家法度，成文法与自然习俗法，都是历史存在和长期恒定的。法兰西式第五共和国走马灯，罗伯斯比尔白色恐怖，北洋军阀时期，城头变幻代王旗，民国时期打着国父孙中山旗号与名头，干着蒋家王朝，美玲宫式，都是历史的笑柄。王莽式，东汉桓帝灵帝昏聩式，刘裕后世刘子业们的胡作非为式，唐明皇一边注释老子《道德经》一边霸占儿媳那种鸡鸣狗盗式，明朝万历为所以为式，乾隆灯下黑式和绅弄权把政式等等，都是短命的，都成了历史笑柄。

　　对时代、世界、人类困境、本体的追问与考究是全球性的，而主要的批判、学术与思想活动，却来于西方学人。中国这方面的历史不足，思想匮乏显而易见。

　　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其说是批判理论，不如说是分类说，分域论，建构体系标准。当然其涉及到了实践理性，尤其德性与价值，涉及到人权和理性立法，涉及到国际和平。康德的批判哲理不但是深刻的，而且也是锋芒毕露，激进的和咄咄逼人的。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整体与统一性哲学，尽管包含着内在否定的批判成分，但更多属学术猜想与主张，却实质上、体系上是调和主义的。

　　西方批判精神与理论，从单纯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把玩，走向真正批判的，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分别开启和领军的宗教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政治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尤制度、现实与话语新闻批判。马克思则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他和黑格尔的政治与现实批判基础上，开始了系统的哲学批判，随后转到终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清理与批判，在马克思的实践本体、哲学路线和世界观、方法论原则下，始终是以知行合一，知易行难为最宝贵的学术本质特征的。恩格斯的话最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他说“一打儿理论也赶不上一个实际行动”。与此同时，以《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以及《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展示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和思想批判与建构体系，及其著述文本。列宁的《国家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怎么办》，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

　　从理论和实践的知行合一，把马-恩-列-斯的批判哲学与思想体系，主义建构，推进到时代与世界新高峰的则是毛泽东。这在哲学上表现为矛盾论与实践论本体论，三大实践认知循环往复论，军事辩证法与人民战争论，战略思想与策略政策论，文艺创作与人民美学论，等等。而马尔库塞、卢卡奇、阿尔杜塞、阿多诺、齐泽克等，则同样继承和发展了马恩列斯毛，甚至毛本身的研究。

　　同这一条批判哲学与学理线索相平衡，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理达等，则开启了另外一条路线。这一批判线索至今，仍有哈贝马斯、吉登斯，甚至罗尔斯，齐泽克，尼布尔，等等在坚持，对工具理性，技术革命，齐平化、极权主义的批判，发展到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和文化贫困化的揭露与批判。

　　而对西方文明，西方化下的现代化的批判，省思，透视，还有更多更多的西方学者群在进行。不幸的是，由于时代、文化、社会，尤其交易系统、学科发展，大众传播传媒，导致了他们基本上被边缘化、尘封化，或者几乎完全被遮蔽起来。

　　一则对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在所谓黄金时代成就的错觉，造成历史观感上的迷惑错乱。二则主流大史学家，丧失大尺度、长时段，尤其哲学与历史哲学洞察力。三则继滞涨之后，其后黄金时代，原本应出现历史性危机时，里根-撒切尔夫人的放松管制，赤字财政，货币宽松，信用膨胀，流动性泛滥，推动了西方世界进入非理性繁荣阶段。造成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在合理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制度与新的历史学派，同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综合的混成怪胎，引发了不但辩护，而且回潮的历史反动，甚至历史大反革命。

　　而这一思潮又以远远超过冷战反共，而且清算一切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与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市场化的全球同频共振，完成了西方混合经济制式的重构，金融无限深化，市场与货币过度放任的后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成为当代世界基本形态。这个西方世界的重建，又是以苏联垮台，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强烈的苏东波，并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美洲金融危机，直至全球金融海啸，而演进和发生发展着的。

　　07年至今十余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没有形成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大危机，大恐慌，大萧条，而后中国却成了全球化的火车头，发动机。结果，仅仅是股市暂时崩盘，资产泡沫遭到一定刺破，而今，在没有大规模银行金融机构倒闭，大规模失业，大规模产业企业调整，西方经济，又在缓慢的复苏路上。

　　三、 具体的时代与世界的精神危机与理论困境

　　除了传统资本主义弊端，两极分化，财富收入极端不平等，剧烈经济周期呈现，市场波动剧烈，风险与不确定性日益放大等等之外，民主机制不灵，民主政治参与热情空前下降，青年一代导向无聊，空虚的虚无主义，涂尔干的“自由的失落”和“意义的失落”双重失落，在文化极端多元主义之下，在物欲症候群下的萌动与人生异化极致化下，成为时代与世界同传统贫困化并存的深度怪病。

　　对文化的异化，或者文化的和文明异化，即在人的异化，制度异化，权力和政治异化，财富和经济异化等等基础之上的，从灵魂到学术，从知识到信仰，从意识形态到社会心理，国民精神(民族精神)与精神脉动，最后到文化-文明异化，并非仅只是近现代的现象。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文明异化，进行了相当的批判和否定。其中老庄又甚。所谓“大道废有仁义”，“圣人不息大盗不止”，几乎把这种否定，提升到了社会维系与存在的根本之高度。

　　苏东波是一、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危机后的第三次大冲击波。两大阵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建构，出现了攻防转换。随之而来的，则是在人权，道义制高点，即自由平等博爱，和其他所谓普世价值，主流话语权，思想体系，伦理法理道德上道理上的历史性大转变。这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几次大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从原始资本积累，海外殖民掠夺，大三角贸易，工业革命，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尽管血腥，残暴，野蛮到羊吃人，严刑峻法，利出一孔，民法百倍增，管制多如牛毛，把人变成机器，技术作业统治下的规训与管治，造就了福柯笔下的疯人院疯人船般的癫狂史，和三次转型的知识系谱变轨，但社会反抗，精神脉动，并没有带来系统性的危机与变革，甚至革命冲力。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此同时，四八年欧洲革命爆发，可视作资产阶级革命的预演式大反转。工人起义，罢工与革命，已呈现出新阶级与社会的苗头。

　　四八年欧洲革命若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系统化的危机与震动，则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则是第二次的历史大动荡。工人阶级及其政权组织，政治主张与未来革命诉求，宪政原则，已经显示出来，尽管在梯也尔反动政府血腥镇压下，仅仅存在了短短的时间，但公社墙，公社精神，尤巴黎公社的原则，在马克思伟大而光辉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得以永恒的传承下来。而第一、二、三国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人阶级国际和跨国政党，各国共产党，则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社会主义前期革命的政治存在。

　　继四八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两次大冲击，大动荡，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尾时期，一九一七年十月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工兵苏维埃，工农联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伟大历史建设，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纪元。这次的大冲击与历史震撼，引起了整个资产阶级与国际反动势力的恐慌，造成远比镇压拿破仑凡反法同盟更迅速和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的集结和反革命大绞杀。但帝国主义战争及其腐朽性，未能战胜新兴无产阶级政权，更未能阻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巨人步伐和历史性腾飞。斯大林说，“同列宁相比，彼得大帝只是沧海一粟”。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存在与腾飞，远远超过了彼得大帝改良的无数倍，是多个量级的差别。

　　29-33年世界大危机、大恐慌是资本主义遭遇到的第四次大冲击。而罗斯福主义，凯恩斯主义，或罗斯福新政，逆周期经济学革命，则是一次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的冲击下，不得不为之的生死攸关的资本主义救赎和自我改良，甚至资本主义革命。这一改革序列，并由此完全，甚至回潮，期间和根本因果关系，主要地不是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使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统治聪明，统治理性核算下的统治阶段性与民休息，让利以自保，并得获更大总量利益。而事实上其同样是政治较量的结果，是剧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会阵营的强势存在。

　　从中苏论战开始，从苏蜜月期结束，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苏大三角开始形成。社会主义阵营高峰已过，但西方世界滞胀并存，能源与环境危机，引发美国资本主义货币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危机，出现尼克松冲击。从世界全局看，正是在苏联霸权压力，中国抗美援越和社会主义高福利制度之下，资本主义冷战危机导致其力不从心，才出现了如同29-33年大恐慌式的制度恐慌与世界末日幻灭感。

　　星球大战，苏联元帅定义的心理战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东波，并同时中国六四风波相伴生。出现了社会主义，第一次全球大冲击。这是比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赫鲁晓夫二十大秘密报告，从而掀起了世界的反斯大林主义，并最终酿成，晚期资本主义，黄金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新自由主义、新历史主义合流，造成的思想混乱，温情主义与时局动荡，大得多的全球社会主义的大冲击。

　　如果把从苏共二十大开起的，赫鲁晓芙的盲动主义，自我瓦解主义和机会主义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同西方文化合流，视作第一次社会主义大冲击的话，那么，第二次上述的危机与冲击，则已经出现了路径依赖的红旗落地，制度变轨，颜色革命。当然从内部看，苏联集团，从特权走向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东欧和共产党执政国，出现程度不同的修正主义，则早已埋埋藏在这些国家政党与社会体制、文化与历史演变之中了。当然若从质量度意义上的关节点来看，却是在九十年代的叛徒出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直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是机会主义分子，都是修正主义的政要。但叛徒是最后两个。

　　而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全球化下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人民主人公的人民主权，理性社会计划机制的彻底放弃，人民大众服务制度完全市场化的历史性大倒退，文教卫生的完全资本主导和产业化，所有制与产权结构的民进国退，社会主义已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甚至政权与军权，都处于风雨飘摇的历史性大考验地步。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变成了十几代，几十代，即几千年后的时代与历史判断，如此渺茫论共产主义，自然便成了市场化下的现实主义残酷无情的取消主义了。

　　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及其灵魂，主导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选择和社会大政方针，尤其是话语权的灵魂与心智洗礼。

　　四、时代与历史的十字路口

　　如今这重大的历史十字路口呈现在世人面前：

　　王外长在美对外关系委员会上说讲，中美关系在十字路口上。

　　中国道路模式，七十和四十年，判断不当，同样在十字路口上。

　　世界格局与基本国际、秩序与制度选择，更当然在十字路口之上。

　　中国能不能出现第二次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力挽狂澜，走出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之路，社会主义能不能既救中国又发展中国，既救世界又发展世界，端看中国人民的历史天平和伟大智慧了。中国伟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能不能肩负起拯救人类与世界命运，从而中国自身的命运，就看当代中华大学者的“仁智勇”了。

　　作者：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