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租借法案对跨国战“疫”的启示

　　2020年4月1日，美国航母罗斯福号水兵感染新冠病毒而被美国有关部门相互“踢皮球”的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热议，这让我很快联想到曾担任过海军部长后在二战期间连任三届美国总统的罗斯福首创的《租借法案》的是非得失。

　　“罗斯福租界法案”特指二战期间美国免费或有偿提供给法国、英国、中国与后来的苏联等盟国的粮食、军事物资与武器装备，这对于2020年疫期中国对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医药支援有否启示?以下从该法案的细节说起。

　　1941年3月1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该法案，直至日本投降后结束。二战期间美国的此类支援多数是免费的，大宗支援物资(主要是船只)二战后又还给了美国。作为回报，美国获得了在盟军领土上的陆海军基地的战时租借权。共计501亿美元的物资运给盟国，其中314亿美元的物资运给英国，113亿美元的物资运给苏联，32亿美元的物资运给法国，16亿美元的物资运给中国，其余的26亿美元的物资运给其他盟国。反向租借政策包括美国航空基地在盟国领土上租用的服务，共计78亿美元，其中68亿美元来自英国及其殖民地交战区。

　　罗斯福打算怎么操作该法案?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一如既往发表“炉边谈话”，提出美国应借给盟国军火。他为此打了个比方：“假设邻居失火，我只能把浇园的水龙带借给他去灭火，而不应让他事先付钱买这条水龙带，待火灭后邻居原物送还即可。”他还说：“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该法案有助于英国等美国的盟军争取反击德日意轴心国的宝贵时间，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给盟国的支援是微不足道的。到了1943年至1944年，大约四分之一的英国弹药是从美国租借而来的，主要是运输机，其次是粮食、陆运工具与轮船。这两年美国在欧洲与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全面增长，租借规模随之加大，同时多数盟国在前线的作战设备基本上达到了自给自足，尤其是坦克与战斗机)，但美国的租借法案也在此时达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尤其是美国提供的后勤物资(主要是汽车与铁路设备)对盟国反守为攻发挥了重大作用。考虑到战争造成暂时的经济扭曲，美国提供给盟国的多数支援得到了更好的理解。面对德日两国的突袭，多数交战国严厉削减非必需品的生产而集中力量生产武器，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军工综合体需要的相关产品的短缺，租借法案则是雪中送炭。

　　苏联高度依赖铁路运输，但德国发动的突然袭击实际上切断了苏联铁路设备的生产。二战期间，苏联约有92.7%的铁路设备是由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的。此外，苏联军队的后勤支援是由数十万辆美国制造的卡车提供的，美国的电话电缆、铝、定量口粮与衣物的运送对于苏联反击德国也是至关重要的。苏联空军共接收了美国的18200架飞机，相当于苏联战时飞机产量的13%，尽管多数苏军坦克单位装备了苏联制造的坦克，但红军仍部署了大约7000辆美国租借的坦克，占苏联战时坦克产量的8%。没有美国的这些支援，因为不能自己生产足够数量的武器与军事装备或燃料弹药以供应庞大的战争需求，苏联打赢卫国战争的难度会加大。苏联当局清楚地认识到这次战争对罗斯福租借法案的依赖。为此，斯大林告诉罗斯福于1941年7月派到莫斯科的特使霍普金斯，苏联赢得战争离不开西方盟国的支援。苏军元帅朱可夫在记者西蒙诺夫的一次采访中曾说：“今天有些人说盟军并没有真正支援我们……我们不能否认，美国人把物资运到苏联，而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无法装备我们的军队，并将这场战争持续下去。”

　　1940年7月，日本侵占法属印度支那，美国对日政策渐趋强硬。同期，德国横扫欧洲大陆，英国岌岌可危。为了免战火延及自身，美国改变中立国策，加大对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援。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案》后，蒋介石特使、全权负责中国对美交涉的宋子文旋即向美国提交了一份申请清单，“一、支援中国建立一支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二、支援中国训练并装备陆军30个师;三、支援中国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交通线”。美国陆军部评估后却以中国当时还不需要也没有能力使用这些物资，所以回绝了宋子文的要求。不久，《日苏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停止援华。宋子文赴白宫向罗斯福力陈：“中国远东形势之严重;我国望援之迫切;至盼在支援抗战国家新法案之下，能得着大量之实质支援;并盼总统能于最近期中发表援华具体方案节目。”为了避免中国在日本的全面进攻下崩溃，更为了能让中国继续发挥牵制日本的作用，美国于1941年5月6日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此时美国此时给予中国的支援与宋子文给出的清单相比尚有相当差距，相比之下罗斯福对改善中国的运输能力最为关注，所以一次性批准了4510万美元的交通器材支援中国;给中国批准的4934.1万美元的军火，较之于中国要求的12959.18万美元的军火相距甚远;至于宋子文申请的1000架飞机，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谈判，美国只批准了435架，而且其中110架本来是来自英国的定额。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场重的要性凸显，罗斯福才“至盼中国在各方面袭击，务使敌军疲于应付，不能抽调大量兵力”，分配给中国的物资迅速增加。1942年1月至4月，“美国向中国起运租借物资42000余吨，其中有飞机298架，各种火炮共505门、机关枪13795挺、步枪20000支、炮弹40多万发、子弹4000多万发、卡车660辆、机油187万加仑、医药用品900吨、铁路材料5000吨”，等等。在租借物资分配方面，美国分配给中国的数额少于宋子文的申请额，而中国实际获得的物资数量又少于分配定额。1941年7月，美国答应支援中国1.4亿美元军火，翌年再交付5亿美元军火。但1941年中国实际获得的租借支援只有2600万美元，仅占这、该年美国对外租借总额的1.7%。其他几年中国获得租借物资的数量及其在美国租借总额中的占比为：1942年1亿美元(1.5%)，1943年4900万美元(0.4%)，1944年5300万美元(0.4%)，1945年11.07亿美元(8%)。中国从美国获得的租借物资如此之少，主要是美国“先欧后亚”政策所致，英国获得美国全部租借物资的63.71%，苏联获得22.76%，法国获得5.85%。中国在抗战结束前获得的8.457亿美元物资，只占全部租借物资的1.8%。二战期间中国对外交通大多断绝，尤其是日军占领滇缅公路后驼峰航线运量一度极微，美国最初允诺每月运输5000吨，但实际上1942年5月仅有80吨、6月仅有106吨、7月仅有73吨。美国投入更多飞机后才在1943年下半年实现月均6500吨，1944年下半年猛增至月均26100吨，达到滇缅公路1941年的总运量。在此期间，美国常以运输困难，援华物资大量积压印度为由，减少对中国租借份额。这些租借物资，名为租借，实为赠予，但受援国需用某种方式偿付美国的租借物质。根据1942年6月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的《中美租借协定》，“美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之防卫用品、防卫兵力以及防卫情报供给中国政府”，同时“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此即“回惠租借”。中美双方商定的回惠内容为，“一、向在华美军与美国机关直接提供物资与劳务;二、提供中国货币，使美国军队与机关可用于在中国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获得物资与劳务，并支付其他用途。美国政府将为此而不时地向中国政府支付美元。”美国为中国提供的物资与劳务以及一部分中国货币记入租借帐内，另一部分中国货币由美国按官方汇率支付美元。美国不同意1美元兑换20元法币的官方汇率(重庆在1942年12月1美元兑换45元法币，1943年12月兑换85元)导致回惠协约未能落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为租借物资付出代价，中国为向驻华美军提供物资与劳务从1941年7月至1945年9月垫款约2459亿元。美国偿付了其中的1479亿元，未清偿的980亿元被列入回惠租借账内。即使是按1945年9月1:921的汇率计算，这笔未清偿的垫款也相当于1亿多美元。这些垫款在中国财政收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42年7月至1944年年末，中国向美国垫款约500亿元，相当于战时国民政府财政实收总额的48.5%，相当于1944年法币流通总额的26.4%，1945年国民政府支付美军开销的费用更占到当年法币发行量的53%。中国还为美军修建机场，如在修建能起降B-29轰炸机的新机场时曾抽调劳工40余万。在国民政府开列的“回惠租借清单”中，财政部垫付的机场建设费为80亿法币，中央银行垫付的空军基地建设费为48亿法币。中国为了支付这些垫款而不得不大量印刷法币，极大地加剧了通货膨胀。中国所获租借物资在美国对外支援总额中仅占极小比例，且为之付出了相当代价，但美国租借支援总额相当于苏联援华贷款实际动用额的5倍，为中国战时获得的最大外援。二战期间中国在物资层面仍主要依赖自身脆弱的小农经济勉力支撑，如军队装备、消耗的武器弹药绝大多数为后方自产。美国租借物资的意义更多地在于提振中国民众的士气，意识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并非孤军作战。

　　罗斯福租借法案的阳奉阴违，主要表现是提前一年为英国提供驱逐舰，仅在1940年5月15日就向英国提供了50艘驱逐舰与其他一些装备。罗斯福还曾私自改变租借法案，将法案规定的运输自理改为美国负责运输。二战期间。这一改变使美国损失巨大而使苏联迅速强大起来，直至升级为欧洲大陆的军事巨无霸。1941年7月，霍普金斯访苏期间向斯大林承诺，“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打败希特勒与希特勒主义。总统与我们政府决心在尽量做得到的最快时间内向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霍普金斯的献媚与出卖改变了美国租借法案的前提：“前提条件是盟国必须使用它们自己的货船来运输这些战争物资”。据此所称的美国支援苏联113亿美元武器食品是送到苏联红军手上的支援价值，不包括美国人跑万里海、陆、空路，为此牺牲了许许多多美国大兵与运送人员与大量的舰船、物资与财富。美国人民支援苏联实际上付出的代价远远不止113亿美元，而是该数字很多倍。1944年底，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其竞选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承诺的战时持中立，即不让美国卷入二战。然而，罗斯福上任不久就提出了租借法案，向正在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租借军用物质，这一租借法案的支援规模之大、时间之及时都让轴心国所料不及。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人民的孤立主义情绪很重，鉴于一战期间美国参战导致美国人民的大量伤亡，二战期间美国人民不想再参战，而罗斯福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第三次竞选总统成功，打破了华盛顿开创的总统任期不连续超过两届的先例。但租借法案无疑是对轴心国的挑衅，德国进攻苏联时被打得只有GDP与浮夸的工业产值的苏联实际上在物质上已捉襟见肘，根本无力阻止反攻，而正是在这一生死关头，美国提供了大量的必须物品支援苏联。这当然是对轴心国的公然挑衅，当你正在跟别人打架时，别人感觉就要不行了，这时突然有人给你的对手一把手枪，你会怎么想?而且，美国对苏联的支援事后被视为对斯大林的一种侮辱，苏联转而宣传斯大林是不要支援的，伟大领袖的光芒足以使苏联红军充满力量，即使没有飞机、大炮、汽车等军用物质也能击败德国，这就是精神的力量!苏联以怨报德，美国情何以堪?

　　然而，德国毕竟是能忍得下美国对苏联的支援的，因为德国在美国插手欧洲战场之前已拥有欧洲的绝大多数资源，苏联的海岸线在德国潜艇的封锁下也很难得到有效支援。然而，罗斯福对日本的态度转变则是任何男人都忍无可忍的。1941年之前日本与美国还保持着正常的商业交往，日本从美国主要进口的是石油与废旧钢铁。1941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引起了美国的不安，为了给日本一点颜色看看，罗斯福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金并宣布对日本禁运石油。这一招足以立竿见影，绝对是对日本的作战能力釜底抽薪的挑衅。日本境内资源及其匮乏，本身不生产石油，美国对其石油禁运的重点是高辛烷石油，没有这个日本的飞机是没法上天的，舰艇是没法出海的。日本从此无法继续对外扩张，因为其本土仅存的石油已维持不了一年了。1941年日本要求美国解除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并停止对中国的支援，强调这是日本的“最后立场(通牒)”。罗斯福则开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兵;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退出与德意的结盟。这与其是说条件，还不如说是宣战!此前日本与英国刚刚达成友好协议，英国基于绥靖政策同意关闭滇缅公路，那里是美国援华物质的主要运输通道，比驼峰航线好多了，美国则要挟英国开通滇缅公路并由飞虎队护航。换成你是日军，你会不会去轰炸珍珠港的美国海军主力?这样的挑衅实实在在地告诉全世界：罗斯福本来就想参与二战瓜分胜利果实，美国的好战本性改不了，罗斯福也不是例外。

　　实际上，没有美国的支援，在伟大的国共全面抗战的旗帜下，大和民族在中国的命运不会比蒙元、满清的结局好到哪里去。二战期间，中国得到的美援不到苏联的零头，现在中国的公知们却认为美军在二战期间出兵太平洋是打败日本的关键。其实，美军的《租借法案》起到的巨大作用并不亚于军事。罗斯福生前曾对自己的儿子设问：如果我们不支援中国，如果中国用自己的全部人力物力支援日本进攻我们，英国能以一己之力挡住德国的进攻吗?我们要在欧洲战场抽走多少军事力量转移到太平洋战场?因此，罗斯福这本账实际上是赚头太大了。

　　二战期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几乎占到全世界的半数，至少德国这个是轴心国老大的3倍。1940年德国生产了30万辆汽车，美国则生产了448万辆，而从1930年到1945年，美国的钢产量超过德国3倍。罗斯福早就认为，潜在盟国无需士兵与斗志，他们主要缺的是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所以，美国注定要当“民主世界的兵工厂”，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要优势在二战各大战场上大发战争财。

　　罗斯福的《租借法案》名义上是租借，实际上就是白送。二战期间美国共支援了38个盟国约480亿美元的各种物资，其中提供给英国与苏联的占绝大部分。二战后苏联强调自己独立获胜而淡化通过租借法案得到的154亿美元物资，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国之一却只得到了约1.8%的份额，而且这些物资主要是1944年下半年才陆续运到中国的。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在战场上最困难的时期早已过去，甚至连规模空前的豫湘桂会战也已结束。如前所述，罗斯福是看人下菜的。

　　即便如此，此类支援对中国还是有意义的。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了39个美械师的武器装备，中国籍此编组了13个美械军与7个半美械军而战斗力脱胎换骨。在1945年的雪峰会战中，中国军队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下重创10万日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如果中国军队有不亚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数量又有一定优势，加上掌握至少是局部的制空权，打败日本也是不成问题的。可惜美国的支援来得太晚了，如果美国能在1937年就提供支援，尤其是罗斯福后来许诺的100个师的装备与一支强大的空军，中国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挡住日本的进攻。而且，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支援其实并没完成8.45亿美元的既定标准。之所以要支援中国，罗斯福最初是想利用中国的四川作为基地，用B29轰炸机战略轰炸日本工业区，而中国为了提供可起降B29的机场又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与物力。以美国主要使用的新津机场为例，那里在1944年是经过精心的大规模改建的，因为B29轰炸机体型巨大，对机场跑道有极高的要求，当时中国没有像样的机械设备，只能使用人力。据新津县志记载，当时参加扩建新津机场的除了新津本地民工外，有来自成都、华阳、三台等22个市、县的民工，每地都在万人以上，共23万多人参加了机场修建。为了修建这个机场，民工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没有压路机等任何机械的年代，中国人民碾压机场跑道一般只能使用石磙。碾动的速度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水泥磙前面的民工要用力向前拉，水泥磙后面的民工要从相反方向用力加以制约，水泥磙前面还有人吹口哨指挥，如民工使力不协调人指挥又有错误则会使人前后跌倒而造成损伤。没有机械设备，民工都是手工操作，捡卵石、填石方、挖排水沟、运土等等都是肩挑、背磨、手挖与用鸡公车推。改建后的新津机场总面积达9035亩，为战时中国第二大机场，也是亚洲著名的大机场之一。围绕几个机场的修建，中国的财政消耗非常巨大。加上美方人员在中国方面的各种作战与生活费用，两国商讨以后认定中国方面的支出总价高达5亿美元。如此一冲抵，中国实际得到的支援只有3亿多美元，还不如苏联获得支援(154亿美元)零头的零头。美国支援中国的5亿美元在二战期间仅仅支付了1亿多现金，战后美国认为中国留学生与军校生的进修费用有1亿多美元，剩下约3亿美元美国不愿给，转而给了著名的“剩余物资”。这些剩余物资其实都是锁入仓库的军用装备，因为美军绝大部分退伍了，这些装备淘汰下来后被丢在各大战区。其中没有什么武器弹药，绝大部分是军用医疗用品、被服、军用食品与飞机零件。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已快到报废期甚至早已报废。这些物资对美军来说只是垃圾，运回国去还要花钱销毁，所以不如送给中国人抵债。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得到的支援并不多，而且多是在战后才用其他方式补偿的。相比之下，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0多个师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入朝第一次战役时期几乎没有卡车，都是靠人力与马匹运输物资，战争结束时装备苏联汽车却高达7万1000辆，从中至少可见斯大林还是比罗斯福要爽快一点的。

　　罗斯福提出租借法案的契机是英国被德国进攻后发出的求援，面对纳粹空军的闪击战，英国一度被迫独自抵抗。这使许多观战国与参战国深感赞叹，有军事家认为德国征服欧洲的多数国家后必然对苏联开战，英伦三岛之围很快就会得到缓解，但一些中立国仍对英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一战期间美国就与英国有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两国不仅使用同一种语言，而且多数美国公民的祖先来自英国。丘吉尔认为英国孤军奋战是很难打赢德国的，所以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援。罗斯福认为民主国家的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免受贫穷与恐慌的自由正面临挑战，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为此，罗斯福通过租借法案向英国出售了大量的武器，极大地支持英国的作战行动。英国人民抗击纳粹的英勇表现与坚忍不拔的毅力也打动了美国人民，丘吉尔又让英国广播公司海外频道日夜不停地广播不列颠岛的战况，而且亲自到BBC发表演说鼓励全国军民继续战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闪击战的系列报导，让看似平静的美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美国人民把丘吉尔比作守住阵线的雄狮。补救，根深于美国本土的孤立主义情绪动摇了。于是，一些美国人又像在一战期间那样志愿加入英国军队。随着战争的继续，英国经济陷于瘫痪国再也无力向美国购买武器。罗斯福很想支援英国度过困难时期，但又不能损害美国的利益，于是提出《租借法案》，规定向正在与德国纳粹作战的英国与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的中国提供战争物资，战后以实物形式偿还。为此，英国把加勒比的海军基地租借给美国，以此换取美国50艘一战期间的老式驱逐舰与其他装备。《租借法案》保证了美国在一旦要参战时可拥有一个坚实的军事工业基础，而不至于再像1917年一战期间那样仓促应战。1941年4月，为了确保美国提供的战争物资能安全运到英国，罗斯福把东径60度到西径28度设为泛美安全区。在这一区域内，美国战舰可为英、美商船提供保护。美军还在格陵兰岛上建立基地并登陆冰岛接替驻扎在那里的英军，美军的海上巡逻飞机与护卫舰也被部署到了冰岛，以便更好地为美国商船提供保护。此时罗斯福的态度已明显偏向英国，但希特勒还是命令他的潜艇不要击沉美国的战列舰，以免被美国视为军事挑衅。罗斯福认为与1917年一样，美国最终还是会被卷入欧洲战场的。因此，他在担任海军部长期间就已大规模扩张海军了。罗斯福让国会授权总统可动员国民警卫队与其他的预备役部队并将他们编入现役部队，将原先的志愿兵役制改为有限的义务兵役制并通过抓阄确定征兵号。1941年8月，丘吉尔会晤罗斯福时希望美国立即参战，但当时美国人民的孤立主义情绪高涨，民意调查显示80%的美国选民还没有为参战做好准备。但罗斯福答应如果日本进攻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美国就会向轴心国宣战。这次会见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大西洋宪章》，达成了反法西斯国家不以获得领土为目标并号召所有国家合作以保证持久的和平的共识，这也成了后来的《联合国宪章》的基石。显然，共同的价值观是罗斯福促成租借法案的重大因素。

　　罗斯福操盘租借法案的套路表明，大灾大难面前从来没有中立国。一战、二战初期的美国都曾是所谓的“中立国”，但每次美国都参战了，并且成了改变战局的核心力量。战争刚爆发时，有的中立国被占领，有的主动参战，有的甚至成了侵略者的帮凶。在正与邪之间是没有中立者的立锥之地的，在胜与败之间更是没有中立者的立锥之地的。中立往往是一种逃避责任的选择，战争期间旁观的中立国总是会有不同程度地倾向性的。在战争的冲击下，一碗水是根本端不平的。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利益至上的国际社会中，相关国家没有中立而只有重利。

　　面对疫情“全球化”，中国宣布五大举措支援全球抗疫，罗斯福操盘租借法案的套路足以为鉴。2020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写给比尔·盖茨的回信中指出，“我一直讲，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特征”，疫情“大流行”以更加紧迫与直接的方式让人们真切体会到什么是命运相连，为什么要团结合作。在一次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国将采取同世卫组织与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协调，同世界各国开展抗疫经验分享与交流，向有需要的国家与地区派遣医疗专家团队，向国际社会提供药品等防疫物资支援，同国际社会加强科技合作，中国将籍此五大措施支援全球抗疫。在21世纪的升级版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突如其来的疫情提醒每个地球村民，这是一个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时代，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与全球问题相互转化的时代。罗斯福租借法案的操作经验一再表明，我为人人与人人为我相辅相成。面对疫情“全球化”，没有哪个国家可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包打天下。

　　疫情“全球化”让地球村变得更挤，中国秉承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世所罕见的速度、规模与效率采取了果断措施、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世界各国赢得了“机会窗口”。中国本着公开、透明与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与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及时向国际社会分享信息，同时加强同各方协调合作，努力推动地区与全球的联防联控，合作阻止疫情扩散。当前，抗疫已成为全球紧急要务，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并呈现蔓延态势。罗斯福租借法案的国家利益至上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二战的蔓延，这一教训也适用于疫期。“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全力抗击本国疫情的同时不断克服自身困难，及时向有需要的国家与地区派遣医疗专家团队、提供药品等防疫物资支援。截至目前，中国红十字会已向伊朗、意大利等疫情恶化的国家派遣专家团队协助开展疫情防控。中国政府还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向有关国家捐赠口罩、药品、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向一些国家出口急需的医疗物资与设备。同时，中国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也纷纷向多国献爱心。

　　展望未来，新冠病毒的破坏力已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下。遏制疫情“大流行”如同遏制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四面出击，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应对，团结合作才是最有力的防范武器。面对疫情“全球化”，世界各国务须迅速形成合力，像构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样构建“抗疫共同体”。在这个方面，中国已率先行动。更重要的是，中国历来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同世界各国开展抗疫经验分享与交流。正如中国-世卫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艾尔沃德所言，中国的抗疫方式可被复制，有中国的经验，其他国家不必从零开始。中国也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疫情防控的“快车”、“便车”，中国发布的7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6版防控方案已翻译成多语种同世界各国分享交流。中国已与欧盟、东盟、非盟及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国际组织与国家交流疫情防控与诊疗经验，中国更愿同有关国家在药物、疫苗、检测试剂等方面开展科技合作，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早日战胜疫情贡献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截至目前，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抗疫支援进展基本顺利，但个别西方大国仍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抗疫支援，尤其是美国与英国。面对以怨报德的美国政客，中国不妨借用一下罗斯福打过的比方，“假设邻居失火，我只能把浇园的水龙带借给他去灭火，而不应让他事先付钱买这条水龙带，待火灭后邻居原物送还即可。”面对以怨报德的美国政客，中国不妨借用一下罗斯福所谓的“四大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免受贫穷与恐慌的自由)对其“以夷制夷”。

　　疫情“全球化”无国界，任何国家的孤立主义情绪都会加速疫情蔓延。罗斯福促成租借法案的套路表明，全球合作抗疫不宜政治双标厚此薄彼。全球协作抗疫既要体现在“风月同天”与“命运与共”上，也要体现在“投桃报李”与“担当协作”上。中国身处疫情重灾区仍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克时艰，努力为全球抗疫斗争做出贡献。正如英国知名社会学者马丁·阿尔布劳所言，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堪称世界典范，中国正以自身行动诠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与本国扮演的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