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战疫和后疫情时代与中华道统(学统)的历史纪元(2)
——中华气派中国气派东方话语世界与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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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在公共网站上要求美国旅外侨民和所有人员立即—马上回国。这在美国依然成为高达三十多万确诊,死亡人数已超过八千多(现已140多万确诊,死亡逼近9万多人),疫情正在加速暴涨的态势之下,在美国医护系统依然已经无力应对的情形之下,极为不合常理和逻辑。其仅仅是预先推卸责任,还是另有其他可怕的战法与图谋,则不得而知。
西方阵营绝非铁板一块。意大利、加拿大等国,毫无疑问都同世界卫生组织一样,对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做法,甚至背后的中国制度与文化,给了正面和积极的肯定。但西方没有中医文化和医疗系统,没有中国人命关天,关爱互惠的精神品质。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些国家都无法拷贝中国方案。他们对中医中药,中国文化的贬抑和拒绝,依旧带着深深的西方傲慢和偏见。
人类史上文明的传播与推广,向来都是极为复杂社会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历经古希腊、古罗马、希腊化和罗马化、基督教罗马-拜占庭、基督教日耳曼思潮、中世纪欧洲身份认证和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现代化,及其后工业革命的当代这样几个大的历史阶段。其中除了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本身的落伍和软弱之外,其它的历史时期,无论内外,都是战乱不已,征服开路,殖民扩张完成的。奴隶制度、军事主义、帝国主义等特征,是其一贯的历史基调和主旋律。
西方文明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大同之世,没有出现过圣人与圣治时代和历史性的辉煌。它们不可能信奉真正的黄金时代与世界性和平。像波利克里、林肯等这类圣徒似的政治领袖,都无论在道统还是治统上,都达不到中华古典圣人圣治的水平。而西方的大人物,从凯萨、奥古斯都、图拉真皇帝、哈德良皇帝、查理曼大帝、奥托大帝、君士坦丁大帝、查士丁尼大帝、太阳王路易十四、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拿破仑大地等等,同中国古代的明君圣主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甚至比不了印度阿育王和阿克拔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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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科学繁荣和技术发展,毫无疑问同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尧舜禹时代、夏商西周三代之治、大秦汉、盛隋唐、大元明清等伟大时代相比较而言,应当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科学绝非若李约瑟、马科˙斯韦伯和汤因比等所定下基调的西方理性主义和公理体系的演绎发展结果。这是一种绝对的误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哥白尼、伽利略开启的被牛顿推向极端的力学或者机械学的狭义物理学、天体力学,凭借着几何学公理范式和数学逻辑演绎系统,成就了莫大的科学辉煌。
但是西方科学技术革命的最真实的全貌却是如下这样诸多方面构成的:
第一西方继承了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的经验主义、实证科学和实验归纳科技传统和伟大创造与发现。在广泛的知识领域,实现了人类的最为宏大和广泛的经验拓展,完成了知识体系前置系统的超级探索与分类整理,其中包括在地域空间上的探险和整理,在可见与不可见的有限和无限的物质与精神空间上的微观-宏观-宇观全面开拓。这当然开展了人类学术史上、思想史上、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地拓展性、系统性、全景式和动态科学演进性的探究,从望远镜、显微镜到火箭发射、宇宙飞船、航海、航空、航天和种种专业实验室,西方的生物学、微生物学、宇宙学、量子力学,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数理化乃至语言学、道德学、文化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等学科,统统进行了科学化的分类、重组和开拓。
第二西学的归纳与演绎始终是双轨并行,并交叉互动、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着的。他们凭借着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性格上的任性、自我、特立独行,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巨大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天量回报方式,和对天才人物的无比崇拜和敬仰,并在冲破了火刑和开除教籍等残酷肉体与精神上的枝枯之后,形成了人类史上继中华的百家争鸣后的又一个百家争鸣的科学发现大时代。
第三凭借着白人主导的西方文明,从全世界所掠夺的原始资本积累,尤其是在其征服之后所占有的大约一半地球陆地和远远超过一半的海上的巨大疆域和资源,和加上本土自然禀赋上的异常优越,把上述两点的西方科技发明创造和探险,在拥有资源与支撑以及人力资源全球性的吸纳之可能性下,将其同一定历史时期,把旧世界贵族特权阶层的高品质生活方式,推广到了中产阶级庞大群体之中,从而使得科技发明和创造,在西方世界和全世界,在供求两个维度上,同时获得了系统性、制度化的拓展,结果,科技发明创造便有只是服务于少数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和民间社会的偶然性的任性发见,变成了同专利权、知识专利等制度财权相结合的系统性的社会化的经济大创新与社会大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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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科技与教育体系,除了上述的商业经贸的因果动因之外,还同其民主社会的政教要求有关。自由公民的非文盲状态和理性公民的人力资源的前置条件,要求对公民进行所谓的起码义务教育。这成了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
然而,美欧西方社会的科技与教育,信息与智能社会的直接成本,却是惊人巨大而难以承受的。西方文明的天才人物围绕和人力金字塔式的开发成本与奖赏方式,无论在社会动员与激励,乃至社会公平上,都遇到了瓶颈和挑战。
任何商品货币高度发达或者完全的市场经济之下,收入不平等在短短的时间积累之后,就一定会转化成巨大的:(1)社会财富不平等;(2)社会发展方面的机遇大鸿沟(社会阶层固化);(3)非社会协作似的利润中心导向的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险;(4)以及教育与科研,高界职位,会向市场经济中的自发地垄断猎取等等社会长期短线和痼疾。而这些方面在业态上、价值链上,乃至于在层级结构封闭式或社会阶层俱乐部的局部均衡驱动之下,最终必然形成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巨大不平等和不公平,从而必然导致社会真实总成本与总收益核算上的不可持续性。
具体说来,美式的医疗医疗保险(参看陈文玲近期关于中美疫情的系列数据和国际比较分析)、诉讼律师费用和案例规模、天价教育费用等等,并由于教育区位所引起的学习房价的轮番上涨,进而导致的知本家和特异人力资本及其独断平台的巨额超级盈利,统统显示出这种社会的不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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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实则是以“美国运”为依托的,“美国运”,尽管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务实精神有关,但主要的是美国在这个西欧移民意外地,当然也清醒地、残酷地基本上灭绝了原住民,而获得下述几大优势的累积或叠加:(1)巨大广袤的资源新大陆;(2)东西两岸为世界两大洋所分隔,南北为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大弱邻所居,如此得天独厚的资源宝地和安全“飞地”实属罕见;(3)美式气候、地缘不同于苏俄的,更利于生存,而在国家成型和崛起时,既摆脱了旧式贵族、老爷的历史包袱,又有欧洲科技发明的现成经验;(4)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残暴与愚蠢,为美国创造了获得欧洲一流学术与思想大师,和一大批高阶人力资源的机会。
因此,美国梦尽管不排除“美国魂”,即美国独特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认同与态势,不排除美国人民、老百姓的那种敢为天下先,敢于冒险与胜出,敢于探索与创新,鹤立鸡群、特立独行的民族个性与气质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但从根本支撑和长期可持续性上看,则主要还是“美国运”的结果。当然,如果放在国际天平上看,如果同巴西这样在几乎所有纬度上都具有直接可比性的大国来看,美国梦又事实上在核心驱动上,受美国魂之决定性的影响。南美风情与浪漫,南美巴西的历史与精神气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巴西成为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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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历经了数百年的大国博弈,均势平衡,但通过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好像终于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历经数百年春秋战国的兼并与乱后的大统一。欧盟、欧洲货币、欧洲议会等的建制,和欧洲人区别于美国是乡巴老的爆发户似的对财富和富贵的那份淡定与从容,对后现代化,包括绿色环保和安全可持续性的追求,显示出更高级的文明升华。
然而,几大超级趋向又显示出它可能是种假象,可能终至幻灭:(1)欧洲模式从根本趋向上非但没有同美国方式分道扬镳,简直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正走向高度的一致化或者准同步发展协调。美国病在财富价值、营销手段、文化潜质上,甚至社会治理方式上,都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原本独树一帜的北欧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统统已经丧失了西方世界的区域影响力,更不要说全球影响力了。
从地理和区位空间及资源禀赋上看,美国运似乎是永恒的:三亿多人口,占有同中国一样大的版图,耕地面积又是中国的二点五倍甚至更多。绝对世界一流的大农业。人均资本、人均产值、人均资源禀赋、人均科技实力、人均教育水准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统统是世界绝对超强的,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了?然而,真实的美国运却远远不及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巅峰状态:拥有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黄金储备,绝对遥遥领先的工业能力和财富存量,适度乃至可以忽略的债务,欣欣向荣和底气十足的巅峰大国,尽管面对着虎视眈眈的苏联。
当然不能说美国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同历史上的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美国相比,今日的美国已经在巨大的相对衰落之中。美国梦对低端的中产阶级已经破灭,对中上端的中产阶级,则是摇摆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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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根于当时的世界态势和国际社会阵营,把全球国家区分为三个世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把全球国家和地区划分为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转型和工业化之中的发展中国家、陷入贫穷恶性循环中的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虽然当代已经不再像两大阵营对峙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泾渭分明,但整个世界还是资本主义体系和非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分野。
美欧式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依旧重当着自由世界的领袖和世界霸主。欧盟主体尽管同老牌发达的资本主义发生了相当的演变,欧洲资本主义几大模式和欧洲梦也出现了不同于美国模式的新特点,但美欧的基本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大体上是相同的。而同美国梦碎一样,欧洲梦也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全世界的聚焦目标和希望关注,高度集中在中国梦之上。
除了绿色、可持续性和环保特质而外,至多再加上些高福利和高品质而非单纯经济效益和物质财富追求,欧洲梦同美国梦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从核心价值取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分野,社会发展纲要和手段上看,美国梦和中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是全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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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梦的根本与核心究竟是什么呢?中国梦、“中国运”、“中国魂”等等,显然不同于美国、欧洲似的。中国梦因由古老的中华文化(文明)和深厚的中国伟大积淀和传承,首先表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种文明复兴和大国再次崛起,又同时因由新中国这个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而在古老中华的大国之世和中心馈送周边的历史传承,而出现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同国际主义和人类类本质的双重解放与实践之完美地统合,而全面地超越了西方近代以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和资产阶级,尤其是其帝国主义主打的文明体系与结构。
中国梦、中国运、中国魂展开成中国战略、中国方案、中国主张,和中国道路方式,其背后的精神主题和政治哲学,就是中国道统(学统)和中国法统(治统)。中国道统是同中华文明之文化主题紧密相关的。中国治统是基于中国道统之上,整合、统合了或者说扬弃了古今中外一切最伟大和优秀的政治哲学伦理,社会建构与领导管理方式,而在自然-历史的交互作用下,在实践理论之反复循环中形成和发展着的。
如果我们寻找中华道统的精神界标与伟大灯塔,则中华文化史始祖,中国圣人群体,从伏羲、女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商汤、文王、孔孟、老庄等等直到毛泽东,而连接毛泽东的又是中华圣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一定意义上的斯大林。
中华道统和学统,同中华学术-科技演化与发展不是一回事。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随后,随着国势衰败,外敌的征服入侵、掠夺、封杀等等,造成的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的全面落后,并非是中华道统和学统问题。当然,在苏联十月革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传统的中华学统和道统道统,欲担负起挽救中华的历史命运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令有着全世界最丰富多彩,伟大而后重的兵法、纵横术、辩证法、谋略学等各种方技术数,中华道统与学统中的阶级斗争主线和社会主要矛盾意识思路,依旧是不够的,起码是模糊的。中华理性、思辨和反思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具有零散和朴素态势,不具有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那种鲜明整体系统化特点。
此外,中华道统和学统中,自然科学与技术进步创新的革命性和准本体性实践特征,也不如马克思主义那样鲜活和生动。
但是,从根本的价值取向、思想方法、认知路线、理论模式等等各层级上看,中华道统和学统,同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的同构性和广泛的协和性和兼容性。毛泽东主义把这种人类史上的两大学理体系、真理系统和方法论原则建构,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谭伟东(美)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兼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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