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战疫和后疫情时代与中华道统（学统）的历史纪元（3）

——中华-中国气派、东方话语、世界与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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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国学底子是系统的完整的，更是无比深厚的。其直接和间接地承接了岳麓书院、船山学社和王阳明学说。这集中体现在知行合一的主-客体一体化的实践第一和实事求是的认知路线上。王夫之的理论功底之深厚一定意义上前无古人。当然，同时代的更年长些的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是不世之大家，绝无仅有的高才大志者。王夫之的话语体系结构是极为科学系统和充满现代性的。这两大学说和学理除了实践这一鲜明特性之外，伦理意识也相当强。而伦理和规范学说，又是中华道德的一贯鲜明学术延承和本质特征之一。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走向陆王心学，更没有为王夫之的气本论所束缚，而是自觉地进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和系统之中，在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文学与艺术，以及在军事科学和其它自然科学诸如地质学、土壤学、地理学、天文学、考古学等学科基础上，在中华工业化、现代化的线索之下，形成了系统的中华道统和学统的升级和改造。

　　没有中华道统或者学统，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和人民战争学说体系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中华道统和学统，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理论存在理论及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样的战略设想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中华道统和学统，毛泽东的党建、政建、军建、社会学思想也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中华道统和学统，毛泽东的新中国经济建设方略和工业化大推进更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中华道统和学统，毛泽东就不可能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并事实上上升到了毛泽东主义，是中华道统和学统，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五机相合的最伟大范列。而钱学森学派，则是由科学家成长起来，东西方科学相会，并在多维度上同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高度一致的并以其为指导而发展起来的中华道统和学统的补充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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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古典治统及其领导艺术、管理思想，是人类思想史和发展史上的仅见。中华经典、中华古典并不象中华道统和学统那样，不是如此的纯粹，而是以黄老学为本，加上礼乐建构中的伦理，沿着道儒法墨四大维度而系统地加以展开，以仁政-美政-善治-德治的一极体系及其话语系统，同基于道家和黄老学之上的法家治理手段和体系相耦合，并在周公、太公、管仲和《吕氏春秋》、《淮南子》、《公羊春秋》、《春秋繁露》、《新语》、《世说新语》、《反经》、《大学演绎》，《大学演绎(补)》、《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甚至于《列子》、《鬼谷子》、《史记》、《战国策》、《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基础上，形成和不断演进和发展着的。

　　中华这种全世界遥遥领先，体系庞大，内容巍巍壮观，其中人学、运筹学、领导艺术、战略学、兵法学、组织管理学、社会心理学，直至社会学、民族和人类学等等方面的内容，是人类管理与组织学，世界心理和社会领域的瑰宝。

　　北大国学国宝级的人物楼宇烈先生说中国人不该捧着金饭碗到处要饭吃，这种说法和判断是有深意的。我同楼老在这个判断上应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真要科学意义上，指的是以中华学统为本、为根，而不是刘小枫所批评的那样，“用西学来格中学”这样的主次颠倒，同时又要避免“用中学去格西学”。因为这会闹国际学术大笑话。而是用中华学统或道统，作为最高阶的精神范式，实事求是与科学地还原和尊重具体的科学发展与历史变化，既能在更高层级的并大本大源地把握知识与科学技术，又不做井底之蛙，成刚愎自用状的小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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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中国共和国之父，毛泽东上乘黄帝，中经马克思、列宁，直接在各个层面上启示、开起了中国与全世界后人与后学。毛泽东超越了马克思和列宁，中国七十年伟大成就超越了古典中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当我们翻开中华史，无论是尧舜禹时代、夏商周三代、秦汉时代，包括“成康中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更不消说“仁宣之治”等等，和一切中华史上的伟大改革，尚没有哪一个时代和朝代的历史辉煌，可以同大毛泽东时代所成就的一切相提并论。

　　其真正伟大的辉煌具体体现在下述这些方面：

　　第一新中国起步时，当时的一穷二白是横向和纵向维度上绝无仅有的。无论是历经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动荡和杀伐与兼并，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最后演变成的楚汉国内战争，东汉晚期的动荡不已，衰败无奈，并紧接着三国演义和魏晋南北朝血雨腥风，直至五代十国，包括五胡乱华，以及唐末五代十国，元明清晚期的社会动乱与民不聊生，其国家更替本质上都是改朝换代，期间的社会穷困和发展瓶颈，都是纵向同自身相比较而言的。而不是横向比较已成绝对衰败和落后，甚至沦为世界谷底的。这个新中国的历史起点，不但同发达的欧美列强相较，处于落后贫穷的状态，整个地说来，人均和总的国力呈现出三流或等外的国度了。这个低度可怜的态势，古代中国历次社会灾难、动乱、战乱之后复兴和拨乱反正时期，都不曾遇到过。

　　第二中国明确的所谓可信史上的文景之治四十余年，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前后相继一百余年，文景之治若把刘邦、吕后的治世时间都算在内，也就七十来年，从人口总量或总规模等所有重大维度上看，从国泰民安、长治久安，或者从社会历史进程之跨越式发展，或产业结构大规模升级换代，或国家统一的组织结构一体化，或国家动员与组织力，或真正的举国共和民主建制和民主教育的态势来看，更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独特引航地位和科技文教潜在影响力上看，从毛泽东威名威仪世界性存在，并达到了世界性的中南海朝圣敬拜，毛泽东思想世界传播力，以及由此开启的中美苏大三角，中美G2架构，中国“一带一路”整合世界的展开态势等等来考察，新中国这个年轻共和国，已经并将继续成就的是五百年乃至千年大盛世。这个伟大的历史成就，可能超越古今中外。无论是美国崛起，苏俄大国建构，更不必说欧洲列强与世界霸主，当然包括波斯帝国、古埃及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等等，都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或者比拟。

　　第三从古代-古典中国的诸如大秦-强汉-盛唐的外向输出和世界-地区领导力和影响力相比较来说，尤其是在同新中国横纵向绝对谷底起点相对应而言，就一般的大国与国家而言，仅有彻底的亡国之途可言说、可设想，并不存在其他的历史选项和演进之可能。然而毛泽东时代所开启的新中国，却在思想理论范式、人类文明认知、社会历史存在、科技文明超越(赶超)、文明礼乐构建、社会文化建设等等所有具有高度文明内涵和持久影响力的方面，形成了世界冲击波、震撼力、引领态势和竞雄大势。这可绝不仅仅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而是伟大的“王者归来”，成就人类史上巅峰之作的不世之功。这比欧美的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等等，都不但管用得多，而且高明又伟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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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泽东一手开启、开创、引领和直接领导和推动的。毛泽东毕生最鲜明的特征，和最伟大的象征就是他身上集中体现的中国气派、东方神韵、世界与时代精神的集合并成为新中国的伟大象征和杰出典范。西方的哥伦布崇拜、拿破仑崇拜、黑格尔崇拜，或者加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崇拜、凯撒-奥古斯都崇拜、君士坦丁-查士丁尼崇拜等等，集合在一起，都可以在毛泽东礼教和毛泽东崇拜中，得到最合理地展示和社会慰籍。中华三皇五帝到如今，能同毛泽东文治武功、君圣同体、一生辉煌、永盛其名、绵延无穷的功德与治业相提并论的，恐仅有黄帝一人而已。

　　自然而然、本色天然，既朴实无华又光芒万丈、魅力无穷、令人神往，更平易近人、降尊纡贵、礼贤下士，但却真正让人高山仰止、众望所归、世代恭敬;既文韬武略、文治武功、文华盖世、武治无双，又能屈能伸，甚至委曲求全，既光焰无际、光芒万丈，且目光如炬、雄心勃勃，又脚踏实地、一步一趋;既实实在在、大智大勇、气吞山河、气冲霄汉，又循循善诱、谦虚谨慎和戒骄戒躁。这就是毛泽东风格与毛泽东身上所具有的在一个具体历史人物身上极其难得的，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种气象集合和伟大展示。

　　毛泽东的中国气派是以中华圣人圣体，中国圣贤明君，中华文化母题和万年之精华繁育和催生出来的。

　　中国气派既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小国寡民的自恋情结，小国岛民的孤芳自赏，更非野蛮、强盗霸主、列强后人的盲目乐观、自高自大，或者狂悖乱纲。

　　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朴素的爱国主义还不是中国气派的核心与支撑，甚至不是中国气派的主要构成。毛泽东时代，前半生的中华大地，已经沦为任人宰割，被内外唾弃，到了有被开除球籍危险的历史最危难的时候。毛泽东建党、领军、主政，党政军群大才大志，看似横空出世，却是在人类史上难以想见的艰难困苦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棵参天大树，不世之大人物。这些苦难与纷争，落后与耻辱，激发起了他所谓与生俱来的斗志与高贵品格，却丝毫没有使得他成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得志似的小家子气，在国家和民族屈辱之后的心理膨胀与逆性反弹。

　　他欣赏鲁迅没有一点奴颜婢膝的下贱品行，更同鲁迅一样有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骄傲与高贵。中国气派与毛泽东，是一种天造地设，天然配达、自然挥就的本色流露和后天学养。

　　因此，毛式和他开启的中国气派，并肇始于最暗淡无光、暗无天日的半殖民地、办封建时代，但却因迅速并发现和弘扬了中华古典和现代一切个体与群体最杰出、伟大优秀的东西，而自赋予以文化的圣洁性和文明的高贵性。

　　与此同时，中国气派尽管彰显了中国个性、中华民族风格集成化了的最优秀的中国元素，闪耀着中华文章之璀璨的光辉，但因有毛泽东直接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借助于马克思，而同黑格尔、康德等形成了共鸣，从而传承了世界最优秀文化遗产和哲学历史内容，并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和新中国建设筚路蓝缕的伟大征程中，将其发展和升华，并在其晚年时期，由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舞台，最终走上世界中心舞台，从而使得中国气派同时与世界与时代精神兼容，而且不仅同世界与时代精神兼容，而且成了其历史上的新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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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必须继承中国历史这份宝贵的遗产”。但事实上，从他在延安时起，就支持让哈佛博士北大教授周一良搞中国通史，并关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后来对中国中华医药学、中国艺术戏曲等等的支持，他的通史意识远远超出了孔夫子。那仅是个简单指代说法。

　　当我们今天翻开据说成书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而实则为专家共识其中《神农本草经》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共同构成上古遥古时代的经典，则可以认定，中华经典医药学有着起码七八千年的历史，甚至可能不只上万年的恢弘历史。《黄帝内经》就是今天读起来，仍旧会被其中的恢弘系统、完备、全面和深刻所深深地震撼着，并对其中的思辨、推理、反证和实证科学与哲学精神所折服。《黄帝四经》和《黄帝内经》所系统性地开启的中华学术、道统、大学、天理、大道等等，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辩证思维与经验实证，医国救世和医疗康健，调理阴阳与协同共进，经世康人等等，比之後继的《大学》、《中庸》、《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和所有的经史子集等等，不知要高明多少。后继的在专域上可能更系统与完备，但在大局、至要、全观、统合上，则同黄帝的这般大学问没有可比性。

　　毛泽东尽管在《读史》诗词中，把三皇五帝狠狠地嘲弄和奚落一番。这是他心仪的顾颉刚(起于钱穆、胡适、梁启超等)根深蒂固的疑古派对他的致命性的影响。但他借助于其对大本大源的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学问嗜好和方式方法，仍然达到了超越老子，而同黄帝发生了神交与神会这样的学术高度。

　　列宁论证马克思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与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则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古典中华哲学、历史、文学等就是一个重要的来源，经典中华学统、道统、学理，就是毛泽东思想与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的神话、寓言、成语、古典掌故和地方志等等，构成了毛泽东思想与主义的另一个部分。而兵法、谋略、阴阳家、纵横家等等，既是毛泽东思想-主义的来源，又是其组成部分。

　　作者：谭伟东(美)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兼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