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导新冠病毒阴谋论的实证主义不可知论

　　自2020年新冠病毒蔓延以来，与之有关的阴谋论与反阴谋论之争剪不断理还乱。相比之下，打着“科学”旗号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在此类争议中似乎占了上风。进而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不可知论，其质疑规律的终点当然只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了。截至目前此类争议尚未发展到本体论之深度，但混淆新冠病毒的自然属性与新冠病毒人际传播者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之争已有端倪，进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区别与联系孰轻孰重之争。毋庸置疑，新冠病毒无偏见，但新冠病毒的人际传播者难免有偏见。

　　实证主义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在认识论上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能得到科学定律。实证主义过分强调经验而反对理性、思辨、逻辑的作用，认为感官才是真实可靠的，观念是虚幻的。实证主义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在世界的本质问题上支持唯心主义，所以与唯物主义在关于世界本质的观点上格格不入。自然科学是实证的产物，但什么是“实证”?特别在社会现象中，这个问题会更大。如果只看了一个片段则得出的结论未必可靠，好比只做了一半实验就下了结论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外国人到全盛时期的唐朝留学，当时的唐朝“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你会学成归国还是留在唐朝?当时不少日本留学生都想留在唐朝，根据实证主义的理念，你观察一番之后觉得留在唐朝是很不错的，但马上又安史之乱了。如果不能分辨出事物背后的本质，排除相关变量影响，所谓的“实证”，未必可靠。比如，当年海外一帮K族人(假定你是其中一员)要选择去NK还是去SK，S国对NK的大力援助导致NK经济要大大好于SK，于是不少K族人去了NK。但随着S国减少援助后NK习俗衰落。自然科学能使用实证主义是因为其变量可控且可重复实验，但社会科学领域的此类条件基本上是不具备的。因此，社会科学领域对实证主义要特别小心。始作俑者的最大弊端是经验归纳的直观局限性，比如古人通过观察到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而得出明天太阳也会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的结论。要从现象A得出结论B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过去没有例外的事将来也必定没有例外，而这一点不是实证的方法所能证实的。再如某一个实验证实之前的理论是错误的，但实证者通常不会承认理论错了，而是认为实验本身有问题。按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家应立刻相信实验的结果(实证)，但这些科学家们却非要去找“以太”这个东西，找了半天又没找到，直至脑子一团浆糊。从心理学的角色解释，因为思维惯性，人们总是原意相信他们爱相信的，科学家们也不例外，坚持实证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从理论到实证，人们往往相信理论多过实证，实验上出现理论上无法解释的东西通常被视为“坏点”，然后剔除，从而保证理论的正确性。理论实在无法解释的问题问世后往往也是被通过进一步的发展现有理论去解释，而不是直接否定理论。实证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弊端是过于强调实证主义，导向琐碎的史料考证与史实还原而放弃价值判断与宏观视野。比如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研究，在剔除民族主义背景的基础上单纯的从实证主义这一立场来看，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弊大于利。因为历史学的研究一定是目的性的形而上的，如果把历史当做买菜做饭，除了知道XX年发生了XX事，我们从这些事件中无法获得任何知识。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弊端是即便实证了它的缺陷还是不得不用，比如凯恩斯主义已被证明是有缺陷的，但各国的经济政策仍然愿使用它，因为我们使用一项政策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缺陷，而是因为现行可行的政策里暂时没有更好的可替代的方案。现在流行的科学主义、自然主义、实用主义等观念，其中的实证主义中心观念仍有影响。例如，詹腓利的《审判达尔文》一书挖掘了无神进化论背后的自然主义前提，其实很多人在处理科学主义时邪恶发现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实证主义的影子。实验主义与经验主义都是其变种，在现实操作上表现为用数据说话，用实验与调研说话，甚而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结论应从科学观察中获得，证据有科学事实支撑。采取归纳的研究手法初看起来很完美，但对客观的现象的观察结果因为观察者的经验与知识结构的影响而经验与知识结构并非完全正确与合理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错误的成分。同一种客观事实在不同的观察者那里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实证主义无论怎么实证、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都要基于一定的理论前提、满足一定的预设，即从一定的经验事实以及假设出发，而这部分假设与事实未必是完全正确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存在错误的可能性。至于实证主义惯用的归纳法，在不同程度都会存在案例上的或然性，只有把所有的满足预设的现象观察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事实上所有的现象是无法观察彻底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更倾向于构造性的，感觉理论在于构造，而现实是满足理论的构造，又因构造难免主观性，带着构造的理论去现实中去找满足理论的现实构造，一旦理论与现实不符，实证主义者就不得不从头再来了。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一书的作者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实证主义在苏东剧变后将理性推向极端而转向其自身的反面，那就是阉割人性之感性乃至主观能动性的另一面的“理性稻草人”。实证主义者认为形而上学倾向于一种思辨性的构造事物的企图，这种企图脱离于经验材料而失去了合适性。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维护了对世界的科学态度，也行事了一种反对非理性的教育使命，但后来的彻底的实证主义将人类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化约为一种生物性功能而不断倒退。欧洲批判理论的兴起则是对这种极端化实证主义的一种修正，因为实证主义否认哲学反思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丢弃了人认识的反思维度。视马克思主义为某种实证主义科学似乎可引证《德意志志意识形态》里的一段话：“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与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面对同一事物，资产阶级实证主义何以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哈耶克的自由选择论认为自由与成功的社会制度的形成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不是人运用理性与科学去设计的。再如右翼公知认为苏联解体了就等于社会主义失败了，因为那是人为设计的，不符合人类运动本质，社会主义必须在生产力充分发达时才可能实现。这些引论都是来自于事实，但其结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存在巨大差别。实证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革命时的哲学传统，是截止的从事实结果推论的哲学。实证主义看似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接近，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后的产物，最远不过是人类有文字以来的历史。这段历史与阶级社会历史重合，其实质是统治阶级利用种群赋予的权利以物质力量奴役劳动者的历史。实证主义以这种历史产生的结果论述真理必然是剥削者以资本支配劳动者的历史，“自然选择”的丛林法则是实证主义研究人类社会的基本结论，这就是静止表象唯物论，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观相去不远。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部分认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与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实证主义将世界视为即成事物的集合体，以暂时的物象直感论真理而流于表面，表现在发展过程中对比同类事物一组特征独有且占据整个过程才叫本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比自然更加特殊。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意识也在不断发展，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都在反作用于人类社会。这个本质在不断变化与发展，即可认识又不断脱离既有意识，理性认识与抽象归纳要滞后于感性认识与实践。类似于微积分的逐渐无限接近运动变化体而又总与实质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恰恰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区别，是人类反自然的特征，与人类的劳动创造性密不可分，即“人类社会是超意识发展变化体”。人类发展在规律中而人类又不断的有意识的改变运行规律，这就是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把世界视为过程的集合体，辩证唯物主义对待事物的方法。只有把握过程，本质的东西才能把握方向。一个重视过程，一个只要结果，两种唯物主义优劣分明。哈耶克的“自由选择”正是人类自我意识进化的理性发展过程的一部分，他提倡的是将阶段过程展现的结果视为永恒，马克思时代已有这种本质差异以及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之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论自然与社会的部分是：“我们暂且接受‘生存斗争’这个说法。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收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生存资料而是围绕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展开。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完全不中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所达到的高度使社会不再能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与强制地拒之于这些资料之外;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与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来重建平衡;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与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把历史视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要更加富有内容与更加深刻得多。”生产力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必然基础，以何种代价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路格格不入。辩证唯物主义从不否定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但否定极端异化的劳动方式，社会主义提倡的绝大多数人的协调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乃至劳动者的健康发展。定义生产力是社会制造生存物质与享受物质的能力，比较抽象，其含义难以全部展示。比如私有制下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积累服务，以破坏性创造闻名，体现在自然方面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对环境的破坏;对社会而言，对劳动者的压榨，以物支配人，灭失人的尊严，人像动物，资本像人神。人发展成自然对立物，失去自身本质特征。生产力代表人类文明程度，但生产力的突进同时体现出人类文明的退化，其本身已有消灭人类文明的趋势，两次大战世界都是绝佳的证明。把生产力当成文明的唯一标志，此类以既成事实抽象的论述往往与资产阶级实证哲学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分析过程、实质与人类正义，实证主义则以结果为依据而貌似“普世”，实际上则是以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把人类发展历史变成断代史，把实质与过程分析搞成表象与结果的实用主义。《资本论》的核心是劳动实践本体论，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社会约束下的劳动极限异化，《帝国主义论》则揭示了这种异化毁灭人类发展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的目标应包括劳动创造的回归与理性异化的缩小。

　　胡塞尔早已断定实证主义科学将陷入危机，因为任何科学都没有可靠的基础而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科学离不开基础牢固的超验现象学的指导以便在方法论与基本的结构方面重组与改造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客观的事实与规律，从客观的事实出发是科学的基本原则，胡塞尔则主张要以主观的、自明的观念为出发点。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科学实验，而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是不考虑通过实验来检验真理这个间题的。科学要求研究者小心地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不探问作为科研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不是理性的。科学的客观的真理只允许是对物理与精神世界的事实的确证，而胡塞尔的现象学主张把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把价值与意义的间题作为研究的重点。科学主张有关存有与存有的秩序问题，有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能由事实的控制来作出结论的何题，因此科学必须拒斥形而上学，胡塞尔则主张形而上学(关于最根本的与最终的间题的科学)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其精神决定了一切其他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这五点理由中的第一点是对胡塞尔的思想的曲解，他从来不主张用现象学来代替各门特殊的科学。胡塞尔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以有关变数计算的数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对于数学，尤其是精确的自然科学，他一向十分赞仰。“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是他一生中从不改变的哲学主张，也是他为之终身奋斗的目标。胡塞尔强调科学的基础还不牢固，但这是指科学的非常深层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方面的基础，即一种与精确科学相适应的、有牢固基础的哲学还没有建立起来。对于特殊的科学本身的理论构造与方法，胡塞尔从来不想用哲学来加以干涉。特殊的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如在数学中发现“悖论”，经典物理学发生“僵化”，但这些困难(有时科学家也把它们称作危机)都能通过科学家自己的努力加以解决。胡塞尔层反问：“这一场反对经典物理学观念的胜利的斗争，以及同样围绕着关于纯数学的确切的与真正的构造形式的还在继续的争论，难道就意味着以前的物理学与数学还不属于科学吗”?他主张“物理学不管被牛顿，或被爱因斯坦，或被弗朗克，或被将来的任何其他人所代表，它过去一直是，今后将依然是精确的科学。尽管人们有理由认为，一个总的理论构造的绝对的最终的形式永远也不能被指望或被求得，但这并不妨碍它是精确科学”。胡塞尔认为这一看法不仅适用于物理学与数学，而且适用于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其他特殊科学。胡塞尔的《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一书探讨的危机不是科学本身的危机，而是哲学的危机。“所有这些学科的科学的严格性，它们的理论成就的明显性，它们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果，都是不庸置疑的”。“无论如何，这一类科学的‘科学性’与哲学的‘非科学性’之间的对立是不可否认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不是对科学的反动，不是企图用某一种哲学(现象学)来代替科学，他赞叹科学的严格性与持续不断的进步，希望能建立一种真正有科学的严格性的哲学。胡塞尔持一种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科学观，批评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以上所谈到的论点二至五表述了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但这种观点不应跟科学本身等同起来。实证主义主认为科学无非是事实的科学，因此科学不应回答有关价值的间题，有关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的问题，它们超出纯粹客观事实的范围而涉及主体的问题，所以主张把一切有关主体的问题都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胡塞尔认为科学应以全部存有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范围既包括客观领域中的东西，也包括主观领域中的东西。有关意义、价值与理性的问题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科学的任务不应局限于研究“纯粹的”客观事实。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只应研究客观事实，是对科学的任务的限制，胡塞尔则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实证主义看不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看不到客体的意义是由主体授予的，看不到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于由主体所建立的理论的。比如，“这朵玫瑰花是红的”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按物理学的理论，玫瑰花本身不是红的，玫瑰花只是折射了一定波长的光，这种光作用于我们的眼球的特殊的组织，从而使我们感觉到它是红的。因此，“这朵玫瑰花是红的”按常识的观点来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按物理学的理论来说就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理论本身是通过人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是人的理性确定存有者的意义。胡塞尔强调：“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作为‘存有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与目的以最终的意义。刻划了自开始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自在的真理’——这个词与其相关的词‘存有者’——‘真正的存有者’之间的规范的关系”。“当谈论‘客观性’时不考虑经验这种客观性、认识这种客观性，实际地具体地造就这种客观性的主观性，这是一种素朴的观点;研究自然或研究整个世界的科学家看不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作为客观真理的真理与作为他们的公式之底基的客观世界本身(日常的经验的世界与高层次的知识的概念世界)是在他们本身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自己的生活构造，这也是一种素朴的观点。一旦我们注视到了这种生活，这种素朴的观点自然就不再可能站住脚了。”因此，与其把科学定义为“事实的研究”，不如把科学定义为“理性的启示”。胡塞尔认为科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等同于现代物理学与以现代物理学为蓝本的科学。自古希腊时代起科学就诞生了，尽管那时的科学还很不发达，但那时的科学观基本上是全面的，以用理性的方式研究普遍的存有作为自己的任务。胡塞尔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与十八世纪的科学观也是全面的，但十九世纪之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盛行起来，因为近代实证科学不断取得成功，而形而上学一再遭到失败。人们于是产生一种看法：唯一真正的科学是实证科学。实证主义失去了对普遍哲学的观念，一个关于一般的存有者的整体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统一体，并且这个理性的统一体能被一种相应的普遍的科学彻底把握的观念的信仰。实证主义限制了科学的任务，一个以理性的方式认识全部存有的普遍的科学的观念并不因为形而上学迄今没有获得成功而表明是错误的，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可靠的方法证明形而上学是一种严格的科学。胡塞尔认为实证主义的泛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拒斥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拒斥事实科学本身，肯定事实科学的有效性却否定形而上学，但没想到事实科学的可能性是跟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相联系的，因为事实科学在不可分割的哲学的统一体中有关系意义，理性与事实是不能分割的，归根到底是理性确认什么是事实;抛弃作为普遍的科学的哲学的观念将导致丧失科学研究的最内在的动力，因为动力来源于确立目标，没有理想的人终将死气沉沉，欧洲人自古希腊起就以普遍的存有作为自己的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其哲学与科学的进步都是在追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现在由于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而部分抛弃了这一观念，欧洲科研进步的动力也就部分地消失了;抛弃理性的、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必然导致欧洲的人性危机，欧洲的人性改良是以为这一理想目标而斗争为标志的，欧洲人失去了这一目标则起码将意味着欧洲人越来越失去了他们的真正的存有。

　　对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的关系的机械理解往往是证伪主义拒绝证实任何理论，但二者的根本区别不是要不要证实，而是对科学发展态度或对科学的辨认标准不尽相同。实证主义认为只有能被证实的东西才是真理性的东西，而不能被证实的东西则是非科学的，此类知识观与科学观都属于实证主义的范畴。证伪主义则提出了新的科学观，即不认为只有能被证实的东西才是真理的东西，不能被证实的也不能被简单地否定为真理性的东西。只要在理论上能成立同样也能是真理性的东西，只不过这种理论暂时还没被检验而已，而且它也是期待被检验的。二者对科学发展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是新理论的问世且被广泛证实，而证伪主义则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是有的理论被证伪不成立导致科学理论得到进化而科学地发展了。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预设的真理标准是并不一致：实证主义采取部分观，即哪一部分被证明则哪一部分就是真理，证伪主义采取总体观，即排除被证明为错误的则剩余就是正确的接近于真理的成分了。证伪主义还提出了一个实证主义无法回答的问题：科学理论的证实永远是部分证明，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案例而彻底证明之，这意味着科学理论永远无法完全被证明，于是证实主义也就成了一个假命题，因为其预期永远不可能被完全实现。这就颠覆了实证主义的逻辑基础，而证伪主义则被称为后实证主义，其目标则是终结实证主义。证伪主义之后的实证主义逻辑越来越走不通了，必须转而接受常识而不能将属于常识但暂时没被证明的东西全盘否定。证伪主义的进步之处在于解构了实证主义的武断与专制，接受科学的多元主义而把有用但暂时还没被证实的假说统统拿回来试错证伪。从这个角度上看，即使宗教的东西也会有真理性的成分，所以也不能简单地对他们全盘否定，否则就会犯“理性”幼稚病。

　　实证主义被证伪主义挑战后向逻辑学有所妥协而走向逻辑实证主义，承认实践不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逻辑学“初始标准”的“终极标准”，但连年轻人扎堆的哔哩哔哩网站也早已曾刊出《逻辑实证主义者自我理性的荒诞 理性不能凌驾于感性之上》(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5143053/)一文，认为人类社会早期理性不足而主要基于感性上的物种认同才有可能合作以提高生存机率，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恰恰是以感性之各种身份认同感为基础的。近现代的实践理性是基于从猿到人的实践感性而不断进步的，自然科学的纯粹理性可被分析，但分析者的动机及其表达都是难免夹杂感性成分的，尤其是“理性主义”指向的“主义”无论如何“纯粹”都逃脱不了理论而非实践的范畴，其中夹杂的阉割人类感性的主观倾向性是不打自招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形而上学命题的划分上也强调纯粹的理性是没有意义的，理性最终要为人类的感性服务，否则就会滑向视人类为“避免感性争议”的人工智能式“理性工具”的机械唯物主义工具理性方法论之极端而不可自拔。现在学术界很少再谈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因很多：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原则是自我挫败的，可证实原则强调有意义的陈述要么是分析命题而要么是能被经验证实的综合命题。但可证实原则本身既不是分析命题又不能被经验证实，根据可证实原则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奎因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被视为逻辑实证主义失败的标识：分析/综合命题这种二分法不成立，知识的结构不是基础主义式而是融贯论式的。这两点都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预设：有意义的命题要么是分析命题而要么是综合命题，综合命题最后能还原为关于经验的陈述。逻辑实证主义受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但谁能想到连维特根斯坦后期也会批评自己的前期思想呢?逻辑实证主义当然也难逃被中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发展者是维也纳学派，其创始人石里克被刺杀后，盖学派的成员因被纳粹迫害而逃亡，这意味着原来主要推动逻辑实证主义的一波人扛不住了。后来兴起的哲学流派(比如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也提出了诘难，总之逻辑实证主义的处境越来越窘迫，太多大问题涌来却没有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立志解决这么大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或伦理学之类的价值领域也不是很友好，但大家相比之下似乎更喜欢这两个领域。当今中国高校的马列主义教育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的第一条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即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是基于其与科学的吻合而建立的。因此，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还持有某种逻辑实证主义前提，有的自觉地意识到并进而坚定不移，但更多的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想当然的前设或“常识”。其实，哲学界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前设也有质疑。“凡事需在经验上可证实”的原则其实是逻辑实证主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该原则本身在经验上就是不可证实的。科学理论试图找到一套普遍的法则，但就经验上的验证来说其所得到的结论永远只能是个别的案例。比如，我们在科学上想找到的诸如“所有四川人都爱吃辣椒”这一普遍结论，在实际的验证中却永远只能证实“某某人爱吃辣椒”的个别命题而对“所有四川人都爱吃辣椒”的一般性命题无能为力。即使我们能遍访现在所有的四川人也只能让结论适用于现在，该结论对下一刻才出生、成长的四川人而言则不一定成立了。如此一来，科学本身所要从事的活动按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来看也就显得没有意义了。最后的问题是科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归纳推理是否可能，波普尔为此将他的书定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正确地意识到个体与整体的矛盾，但他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理论与验证的层面而未能意识到科学理论本身是否蕴涵同样的问题。波普尔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仍然假设任何一条科学命题都能用一种分离的方式与其他命题隔离开来单独验证，但这种“个体的命题能脱离整体的环境关联而独立操作”的前设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受到了猛烈的抨击，杜罕与奎恩指出现代科学命题之间已形成了一套彼此互相关联的网路。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主义式偏见越来越行不通了。我们发现某个实验的结论不符合某套理论的预测后通常只要在理论中作一点修补就能解决问题解而不必伤及理论整体，比如爱因斯坦最初发现静态宇宙模型有问题时并未将整套理论抛弃，而是在方程式上多加了一项以求补救，这一错误直到后来天文学的观测证明静态宇宙模型不成立以后才被纠正。对基础主义或现代主义的宏叙述(Meta-narrative)的拆毁很快就被彻底的相对主义取代而引至后现代风潮，而库恩自以为所破除的只是“科学研究的完全客观、中立”的贞洁神话，而在费叶拉本的手下连是否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信也成了问题。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在伦理学上最后都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在基督教护教者的眼里，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所谓的共相与殊相(Universal & Particular)之争其实早在古希腊哲学里就有了，在后来形成的漫长历史传统里，从实证主义到逻辑实证主义都只是继承自休谟的经验主义与康得的批判哲学之挣扎而已。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综合”与“分析”之别与康得的观念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康得所做的无非是发现在共相与殊相的挣扎中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找不到二者之间的桥梁，于是就干脆宣布“我就是桥梁!”非基督徒不愿承认基督教既超越又内在的上帝观，但其实其自身是被上帝所造且生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因此无法彻底抛弃上帝的此类观念，于是就只能以扭曲的方式模彷而永远陷入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的两极之间徒劳挣扎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曲解了起源于祁克果的存在主义对“自由之抉择”的邀请，姑且不论“依照自然的实相作出选择是明智的”这一原则若无暗渡陈仓地盗用其他思想则如何能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前设下得出来，抑或在自然的实相毫无指望的情况下若非暗渡陈仓而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前设下按自然实相作出的明智选择怎么又变成了踌躇满志，单就逻辑实证主义者发出“自由之抉择”的邀请而言，若按他们本身的标准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对逻辑实证主义者而言，如果他们能真正前后一致地坚持理智上的诚实，他们就必然能认识到若真的没有一位绝对仲裁者，则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仲裁而面对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失败时用自我仲裁这种方式保持精神上的安慰。按鲁迅的说法可称之为阿Q精神，即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纯粹物质的世界里不可能找到任何目的与意义，但又认为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就像中国古代的一个妇孺皆知的笑话：从前有个财主很吝啬，有一次让一个长工去给他打一瓶酒却不肯给钱。他的理由是“有钱谁不能把酒买回来?没钱还能把酒买回来才算本事!”那个长工很机智，出去转了一圈又提着空酒瓶回来了，他的说法是“有酒谁喝不出酒味来?没有酒还能喝出酒味来才算本事!”

　　逻辑实证主义被迫承认实证主义的缺憾而逻辑学又无法穷尽日新月异的各种不确定性，认识论意义上的不可知论也就有机会趁虚而入了。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的可知论(规律论)相对，认为除了感觉或现象之外，世界本身是无法认识的，人的认识能力不可能超出感觉经验或现象的范围而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很多流派从不可知论出发否定科学真理的客观性与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尤其是休谟用怀疑主义考察人的理性而得出通过人的理性什么都不能认识的倒霉结论。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从唯理主义立场出发解决休谟的问题，但罗素认为二者的的解决方案是不成功的，用休谟的议论是能把他们驳倒的。正因为休谟对人类理性的诘难，近代西方的唯理主义到现代又转向非理性主义，近代西方的经验主义到现代则演变成了实证主义。“怀疑主义悖论”从逻辑起点上就能驳倒休谟式“怀疑主义”，而“谨慎的相信”足以对付此类”怀疑主义”，进而用“破缺循环”建立从“我”到“本原”的不断确证的认识扩张过程。第一，怀疑主义、相对真理论与不可知论都是能用纯逻辑驳倒的。我们不妨诘问怀疑主义者：“您怀疑您的‘怀疑主义’吗?”如果他回答“怀疑”，那就说明他的“怀疑主义”连他自己也认为是有问题的;如果他回答“不怀疑”，那他就没有坚持“怀疑主义”立场了。对于相对真理论与不可知论也能做出类似的诘难，除非也像黑格尔主义者那样认为矛盾、悖论、问题都是合理的而无需解决的，或像卢梭主义者那样不以合理性自居。连怀疑主义大师休谟自己也承认，在日常生活中与实践中他是不会坚持“怀疑主义”立场的。比如，前面有块大石头，休谟是不会因为坚持怀疑主义立场而怀疑石头的真实存在甚至用脚猛踢的。所以罗素才认为，休谟的“怀疑主义是不真诚的”。相比之下王东岳主义者更不真诚：既认为人类的感官与理性无法认识真理而只会曲解加曲解与错上加错，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套自称能解释全宇宙(自然、精神与社会)的“递弱代偿”理论。尽管他们也承认他们的理论最终会被证伪，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最正确的，而不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有曲解加曲解乃至错上加错的成分。只要听说过“悖论”一词就会知道怀疑主义、相对真理论与不可知论都属于否定性理论，这样的理论如果用于局部尚且可行，但若用于全局与无限则要面对否定自身的悖论了。相反，单纯的相信主义、绝对真理论与可知论都属于肯定性理论，这样的理论是能用于全局与无限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理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发现很多反例，因此也只能被用于局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相信主义、绝对真理论与可知论这样的肯定性理论做一下升级，在肯定它们总体正确的同时对其相反理论保留一点空间，这样它们才能成为既能用于全局与无限又能排除局部错误的理论。比如，我们能将相信主义升级为“谨慎的相信主义”，即我们对我们的认识在保持相信的同时又保留充分的怀疑。第二，用“谨慎的相信”取代休谟的“怀疑主义”。“相信” 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的原始态度或第一态度，也就是休谟所谓的人的“习惯与信念”。比如，人类靠自己的感官看到客观事物后的第一态度是相信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第二态度才是“怀疑”。因为我们靠自己的有限理性认识很多客观事物而获得某些知识后就会发现，我们掌握的正确知识越多也难免将来被证伪，所以有必要通过“怀疑”的方式剃除其中不可靠的、错误的或迷信的知识。“怀疑”是人类的理性反思阶段的态度，笛卡尔的怀疑论就是通过剃除不可靠的、错误的或迷信的知识而重建的可靠的知识大厦，通过怀疑首先证明了“我思”是能证明为真的可靠起点后进一步确认逻辑知识与数学知识的可靠性，进而确认其它知识的可靠性。休谟的怀疑论却是破坏性的，通过怀疑得出了通过人的理性什么都不能认识的可悲结论。但我们的“怀疑”只是人的“态度”，而态度是人的情感性的东西且不是最原始的。人类最原始的态度是“相信”，而“怀疑”只是第二阶段或反思阶段的。绝对的“怀疑主义”相当于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这样我们看到的就到处是问题了。单纯的“相信主义”则过于武断，不利于我们排除错误。因此，用“怀疑主义悖论”从纯逻辑的角度驳倒“怀疑主义”之后还要重建新的“态度”，即第三阶段的态度，“谨慎的相信”就是在相信我们的感官与认识的同时保持充分的怀疑。比如，我们看到前面有块大石头时先“谨慎的相信”它是真的，为了验证它是真的就又用脚轻踢一下试试，而不是像真正的怀疑主义者那样因不相信它的真实存在而重踢它，这样我们会吃大亏的!纯粹的怀疑主义是无法建立任何知识大厦的，而过于“相信”又难以排除错误的、不可靠的或迷信的知识。只有“谨慎的相信”才能在不断求证的过程中剃除错误的、不可靠的或迷信的知识，从而逐渐建立可靠的、稳固的知识大厦。人类的认识过程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现代社会的一切理论都是这样逐渐建立起来的。第三，破缺循环。解决了认识论的基础问题之后还要进一步论述人类是如何一步步扩大自己的认识与知识的，人类的认识虽然是以笛卡尔的“我”为起点的，但并不是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起步于类似于逻辑知识、数学知识那样确定无疑的知识。观察刚出生的婴儿就一目了然了：刚出生的婴儿不可能知道逻辑知识、数学知识而只能从其生存最紧迫的知识起步探索世界，比如识别母亲与吸奶。认识了母亲意味着其生活与安全有了基本保障，而吸奶则是其最基本生存需要。婴儿对人的认识起步于自己的母亲，然后是父亲与其他家人、亲戚、邻居与朋友，最后是社会上的各种人;婴儿对食物的认识起步于母乳，然后是奶粉、米糊、蔬菜、水果，直至山珍海味;婴儿对环境的认识起步于刚出生之地，然后是家庭、小区、城市、国家、世界乃至宇宙。逻辑知识与数学知识是人类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后发现自己的知识并非杂乱无章的无序状态，而是相互联系而有秩序的。其中有的知识非常可靠，有的比较可靠，有的不大可靠，有的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欧氏几何堪称人类发现的最早、最严谨、最有秩序的知识了，以至于西方哲学家希望一切知识都能像欧氏几何那样从其基本的概念与公理出发通过保真的演绎推理一步步推理出来。阿基米德、伽利略又说明人类认识世界要通过观察与实验而不能仅凭日常生活经验，因为日常生活经验没有剃除干扰因素而观察与实验必须剃除干扰因素。比如我们推物体，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用力推物体会运动，一旦停止物体就会停止了。伽利略的实验则要求降低乃至排除“摩擦力”，其实验结果表明运动与静止是物体本身的特性，力不是运动的原因而只是改变运动的原因，这种观察实验方法被穆勒总结为“求因果关系五法”(排除归纳法)。二者共同推进了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从时间演化上看奇点到微粒再到生物、人类，从空间结构组成上看夸克到微粒再到原子与分子、生物与人类，综合二者可总结出“字宙的统一性”原理，即宇宙万物从时间上看能统一为共同的“起源”二从空间结构组成上看能统一为共同的“本原”。“宇宙的统一性”其实是对宇宙演绎的逆向表述，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演绎在本质上是宇宙的特性，而人类的知识只是对其部分反映。人类通过简单枚举法、观察实验等归纳法从客观宇宙中获得客观宇宙的演绎知识，但归纳法一直被怀疑主义诟病的是其可靠性，保障归纳法可靠的恰恰是宇宙的“演绎性”。休谟主义者也许会认为这是循环论证，但这显然不是像圆那样从起点回到终点的循环论述，而是像不断扩张的弹簧那样“破缺循环” 。如果总是认为人类不可能认识真理而人的任何认识都是错上加错的，那就只能安心的做一个怀疑主义者乃至不可知论者了，学术界也就没必要从事脑力劳动了。从逻辑上证明真理是存在的，比如A=A、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是我们认识的绝对真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在很大范围内都成立的真理，久阴必久晴与久晴必久阴是比较正确的真理。真理可被认识不等于我们一下子就能认识全部真理，认识真理要有一个过程。王东岳认为人是为了求存而不是求真才积累知识的，但问题是求存与求真是对立的吗?几乎所有动物的大脑都是紧挨着口腔的，按科学界的解释，生物进化出大脑最初是为了处理与食物有关的信息，因此求真本身也是为了更好的求存。连低等动物也会是这样，何况有高智商的人类?王东岳建立一套理论也是为了指导人之求存，否则花那么多心血还怕坐飞机摔死而搞出一大堆理论图什么?

　　乔晓春根据国外书籍的定义强调科学是解释经验现象的一套系统方法，而经验现象是可观测、可测量的客观事实，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方法为手段，最终使杂乱无章的表象事实呈现某种规律性。且不论严肃的科学哲学研究能否接如此简单地“科学”定义，仅就其表达的意义而言，这也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甚至还有点过时的科学哲学观点而无法涵盖当代世界学术界对“科学”的全部认知。此类实证主义观点要求一切科学理论双重地依赖于逻辑与经验，不同的理论陈述之间靠逻辑推论关联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系统，但任何理论陈述都必须能最终关联到可观察测量的经验事实上，理论术语能被彻底翻译为只是谈论经验事实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推崇数据与实证分析的社会科学家实际上是呼吁以实证主义的要求塑造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即社会科学同样要以数学与逻辑把握可观察的事实。然而，实证主义若用于入门的学术训练以强化学术规范的意识则尚无不妥，但若作为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特别是作为“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体现)则实为大谬，因为这一理念本身也有其自身无法突破的局限性。第一，真实发挥作用的变量未必表现为可观察乃至测量的事实。我们所能观察与测量的事实往往是众多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的变量发挥的作用很可能会被另一些变量抵消。因此，局限在经验事实的层面则研究者不可能发现并确定此类被掩盖的变量。乔晓春认为自然科学的决定因素简单而确定，甚至能用函数明确表示，那其实是简化到简陋了。任何自然现象也都同样是众多变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也都同样存在变量之间的抵消或掩盖，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不在于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而在于是否有途径应对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一条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道路，自然科学家可通过构筑隔离可控的实验情境排除诸多潜在因素的干扰而揭露若干曾被掩盖的变量关系。缺乏足够的实验手段的确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先天不足，只能通过改进统计推理的技术不断地弥补。但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必须首先构想其所要揭示的变量关系，然后才能针对性地找到检验证实的方法，而这就仍然离不开理论洞见的作用了。诚然，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凭纯粹理论推理下结论，但反过来假如社会科学家只是满足于从经验到经验的推理而摈弃所有的哲学推理，那就必然只能是一项匠气十足的研究而缺乏击穿经验局限的有力洞见。自然科学亦然，爱因斯坦级别的大科学家从不讳言美学原则在理论建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杨振宁还专门以麦克斯韦方程为例侃侃而谈科学之美与艺术的关系。归根结底，任何重要的科学成就都要靠哲学思维乃至审美思维突破经验的视阈限制揭示被经验掩盖的真实。第二，理论的证实远比常人想象的困难与复杂。乔晓春描绘的是社会科学家从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得到一般规律的图景，但证据与理论的关系远比这个复杂。现实世界的科学家既不会只是因为某个证据而相信一个理论，也不会只是由于找到了一个反例就甘心推翻原有的理论了。实际的情况往往是科学家在证据出现之前就有了对是否相信预设理论的估计，而证据或反例的出现只是强化或弱化了科学家对该理论的信心及其主观上相信该理论的程度。第三，经验并非总是赤裸裸的数据，而是难免包含人为的解释。应用数学方法的经验描述往往被视为原初的第一手资料而尚未经过解释或改造，但社会科学既有定量的研究又有定性的研究。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必要，主要是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向来是以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存在的。社会科学家不仅要能以第三人称视角客观描述研究对象的实际状况，而且要能理解研究对象持有的第一人称视角。比如对自己的活动究竟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等领域被广泛使用的“参与性观察”就是这样的定性研究方法。从事参与性观察的研究者不是“不自觉地混淆主客体”而是“自觉有意识地代换主客体”，站到研究对象的位置上感受与思考以期把握其内在的视角再加以客观的理论分析。从这种意义上定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几无可比性，特别是在实证主义者眼里，自然科学一般不会发生研究者将自己代换到物的位置上思考与感受的必要性。但若讨论“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的问题，其“科学”标准就一定要让自然科学来界定吗?若是这样则定性的研究本身根本不具科学性而只有依赖于或从根本上转换为定量的研究才能是“科学的”，但难道应用参与性观察的人类学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有任何科学价值吗?比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理解人类社会方面不是一项卓越的科学成就吗?既然不宜否认《江村经济》之类的优秀定性研究的科学价值，我们或许就该承认问题反而是出在用来衡量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尺子”本身那里。我们越来越要面对的是多元主义的知识图景，不仅社会科学是多元的，“科学”本身也是多元的。社会科学离科学有多远要看我们所说的是何种社会科学，还要看我们主要用何种“科学性”标准去衡量。这种双重的多元性使问题缺乏统一明确的答案，但又更加开放与包容。实证主义这把“尺子”或许能衡量一部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但也注定会埋没另一部分的科学价值，特别是若干自然科学不具且仅为社会科学特有的“科学性”。因此，对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讨论尤其要跳出实证主义的窠臼。上述批评或许会招来这样的回应：数学与实证方法是社会科学之科学性的1.0版本，而对实证主义的批评与超越则可视为2.0版本，即更高的要求。诚然，缺乏经验数据支撑而仅凭感想与思辨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合格的，那么是否只要用数学与实证的方法就等于社会科学研究有了起码的“科学性”?未必。乔晓春批评的“大学的社会科学专业远离数学”的情况已有改观，新入门的研究者热衷于研习计量与统计的推理方法而唯恐落于人后，自大数据兴起以来更是如此。但这并不能让社会科学离科学更近，而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依然充斥着对缺乏理论价值的细枝末节的计量分析，甚至是为了计量而计量的纯粹炫技与数据丰富而理论分析不足的情况广泛存在。这既不能反映真正的科学态度，也没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国外权威专业期刊刊载的优秀研究也不见得用过多么复杂高超的计量技巧，但都是恰到好处地支持了其分析结论，对数据的处理与理论的解释相得益彰。将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怪现象”归之于“重理论而轻数据”是不客观的，实际情况恰恰是我们既缺乏数学实证方法的训练又缺乏理论思维的敏感性与洞察力。以实证主义界定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确实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但又从实质上包庇纵容了后者更深的缺陷。接受实证主义对科学的简单定义本身就是对“科学”的多元性放弃了反思意识，而提升这种反思意识则要在社会科学哲学的层面解决问题。

　　反实证主义方法论则突出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颠覆了自然科学的主导性而强调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与意识形态因素，偏重质性研究、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的平等关系、知识的地方性、阐释的循环与多重声音，等等。社会学方法论主要从哲学角度探讨与学科体系的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与研究方法等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研究方法论两层含义。马克思在哲学层次的认识起源问题上摒弃先验论的假设而强调经验事实先于理论而存在，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而主张以现实的“市民社会”与人的活动为哲学思考的重心。马克思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取代传统的静态分析，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矛盾与对立的现象并非静态的关系或属性，而是内在于事物之中的、有动态特征的认知关系。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人类的生产力及其创造的社会关系的辩证发展过程，只有通过对历史过程的认识才能解释人们的社会活动。他还认为知识的发展也有一个辩证的过程，因为人类认识的世界不一定是真实的世界而一定是经过思想加工的文化世界，这种文化世界体现了人类创造的思想产物，即社会价值、社会制度、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知识与上层建筑也必然相应地变化。辩证观、历史观与实践观是马克思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理论方法论的基本观点，足以为各种理论学派提供思想武器。例如，卢卡奇对阶级意识与异化问题的研究、葛兰西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注重考察个人意识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都借鉴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概念与分析方法，阿尔杜塞运用实证方法研究思想体系的结构则与马克思后期得《资本论》研究对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相似。马克思的观点对反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也有很大启发，在历史社会学、批判理论与冲突理论等流派中都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学者在发挥作用，比如米尔斯、古尔德纳与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哈贝马斯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阿尔贝特围绕实证主义问题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展开争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一书综合了功能主义、互动论与批判理论的历史—进化分析，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综合了功能主义、符号互动主义与系统分析，吉登斯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书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试图消除社会学中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二元论以改变社会学理论的实证倾向，布劳格的宏观结构主义综合演绎理论与经验研究发展了迪尔凯姆开创的宏观、实证研究。苏联社会学界经过几次方法论之争逐步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社会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发展了学科的方法论与研究方法。社会学思想方法的发展是与整个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后有关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历史发展必然性、知识的客观真理性与各种决定论的思想观念都遇到了挑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随机性、偶然性与主体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认识到传统的、“科学的”知识模式有必要改变。21世纪社会学方法论研究任重道远，比如对人类与社会的本性的重新认识、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的重新认识、结合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中呈现的各种两极对立因素以及将科学的实证精神与社会批判的人道主义精神结合起来。

　　疫期老百姓首先想从学术界那里听到的是新冠病毒从哪里来，而不是新冠病毒不可能从哪里来。学术界不解决此类问题则任何“实证主义研究”都将自我阉割主观能动性而断子绝孙其相关流派，不可知论无限则新冠病毒无限。进而是新冠病毒阴谋论无限，瘟疫实证主义不可知论者的迂腐与无能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