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拼单”是好现象，贵族打倒了，人人都能成“名媛”（手动狗头）

　　我这个题目如果不手动加狗头，怕是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不过这题目有一半说的没错，什么是“名媛”呢?名媛是一个源自古代、在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流行的一个称谓，一般是指那些出身名门、有才有貌、又经常出入时尚社交场的美女。说到底这是一个阶级称谓。

　　名媛为什么优雅、为什么从容不迫、为什么绰约多逸态，因为她们能脱离生产、脱离劳动，自然就“高贵”了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新社会价值观下，“名媛”就是什么好词汇。大家可以看看鲁迅、老舍、巴金、茅盾的著作，出现“名媛”二字的环境大多数这样的：“在大赌场里……绅士和名媛们正在一掷千金地纵欲狂欢。”(巴金，《雨》)并没有什么太多正面的含义。

　　名媛拼单这事火了之后，有一篇文章跟着跟着火了《上海“名媛群”刷爆热搜：求求你们，别侮辱“名媛”这两个字了!》这个题目我看了就皱眉头，“名媛”这个词什么时候成正面词汇了?再看一看文章里举的这两个例子：

　　好么，还是那民国的老一套：鸳鸯蝴蝶、十里洋场、才子佳人、布尔乔亚，看了令我这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索然无味，丝毫没有崇拜羡慕的感觉，甚至还想唱一曲《南京路上好八连》。

　　所以说现在“名媛拼单”至少说明社会进步了嘛，民国时代95%的文盲半文盲率，你就算想鸳鸯蝴蝶也“优雅”不起来。现在至少说明在进步，曾经贵族用的东西劳动人民遥不可及，现在至少能通过拼单来享受一下嘛(继续手动狗头)。

　　不再阴阳怪气，我们认真来分析一下“名媛拼单”这个事是怎么火起来的，而且为什么能够激发大家热烈的讨论。先带大家复习一下。最早是郭富城和潘玮柏与网红结婚，被网友扒出了一条网红生产流水线(多图预警)：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卧底了“上海名媛群”，公布了群内成员拼下午茶、拼酒店的种种现象。但是这个群的真实性存疑，我们就不以之作为论据。只是这个现象从来都有的，那位网友可能借此营造了一个热点而已。

　　很早就有人从小红书上扒出，许多网红“批量”地使用酒店同一间房间拍照：

　　早在上个月，就有媒体深挖了“男版名媛”弄虚作假的问题——其实就是PUA骗人的套路，并在“女版名媛”火的第二天，牢牢占据热搜榜第一位。

　　所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早已存在很久的社会现象。

　　首先“拼单”这个事情我觉得要一分为二地讨论，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室友总是借我腾讯优酷爱奇艺账号——因为我买了vip;后来他借得久了就不好意思了，提出来跟我AA这些vip费用，我觉得很划算啊就同意了。现在五六年过去了，已经养成习惯了，我俩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并不觉得这是道德问题或者因为“拼”就该被嘲讽。所以说有些人因为“拼”这种行为就嘲笑，属于“拼”不是问题，“拼”什么、为什么“拼”才是问题。

　　这些所谓的网红、名媛们，为了自己的炫耀、虚荣心和社交网络的流量(以及流量可能带来的各种收益)，盲目追逐不属于自己经济水平的消费品，最终被戳破了“皇帝的新装”，成为广大网民嘲笑的对象，也只能说是自食其果。

　　那么更深入的想分析，为什么这些网红、名媛们如此狂热地追逐消费品呢?

　　正如上文所说，血统上的贵族被打倒了，人类社会原则上早就进入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时代，但是三六九等依然被划分——不是通过血统划分，而是通过消费品来划分。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比如说，封建社会中，血统就是一个很好的阶级区分，我有这个家族的徽章，我就是比你平头老百姓高贵;但在现在社会中，我用iPhone，大资本家也用iPhone，了不起就是我用一个64G的他用一个256G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层阶级所体现地位的东西——确切的说也就是消费品——并非成为了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狠一狠心剁一剁手也能达到，大不了吃几天土嘛。结果是，每个阶层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他们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能获得成功，其声名与自尊心就不免受损，因此他们必须力求符合这个理想的标准，至少在外貌上要做到这一点。

　　鲍德里亚在其著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在传统生产社会中，消费能力是阶级地位的体现，然而在当今社会，消费则是对下层阶级的安慰剂：“物，成为了对那些无法改变(阶级地位)个人或群体的一种补偿”。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隐形贫困人口”这个概念——两年前非常火的。所以说消费、阶级、贫穷这些话题，每隔一阵都会包着不同的外皮火一遍——以前是“隐形贫困”，后来是高仿包和假鞋，现在是“名媛拼单”。

　　说到底，他们的“阶级”不足以支撑这种消费，而只能通过拼单来达到这种消费水平;就如同我为了省钱跟我室友共用一个VIP账号，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本质相同，为什么后者更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呢?仅仅是因为前者有“造假”的成分么?并非如此，大家鄙视这一种现象，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虽然大多数人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但是这种感情其实是埋在所有人内心深处的。

　　这种朴素感情的逻辑是：谁也不比谁高一等，谁也没必要通过消费品来秀优越感。而这种情感再进一步发展，就是对生产的社会评价，高于对消费的社会评价：谁能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谁就能够受到社会认可;而不是谁消费花天酒地，他的评价就更高。

　　由于我国有过翻天覆地的革命传统，所以这种情感更加深入人心。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举过这些例子：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前有一个雕像，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政商要员、明星偶像，而是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张秉贵。“张秉贵11岁时便到纺织厂当了童工，17岁到北京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旧社会的苦难经历，让张秉贵不堪回首……他从1955年11月到百货大楼站柜台，30多年的时间接待顾客近400万人次，没有跟顾客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没有怠慢过任何一个人。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虽然那个年代的宣传包装确实有一些用力过猛的毛病在，但是像这样在全国商业中心地标建筑前，为一个普通的基层售货员立雕像，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做得到，这对于劳动者也是无上的荣耀与激励。

　　那个年代的“网红”是什么样的?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誓为革命献青春，比如第一位女性拖拉机手，很快就成为了全国劳动妇女的偶像，争相效仿——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一样能做到，女人要跟男人同工同酬。后来女拖拉机手还印在了第三套人民币上，这是人类货币历史上首次出现独立女性劳动者的形象。

　　然而，不得不承认，当今社会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歪风吹了很久，这跟商家铺天盖地的广告洗脑、社交媒体上的歪风、影视娱乐作品的不良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曾经给文化部下了三个定语：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意思是文化部不鼓励推出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反而热衷于那三个题材的故事。现在也是如此，各种拜金主义作品、推崇封建贵族和资本家的作品、宣扬小布尔乔亚情调的作品大行其道，一些曾经的“糟粕”又死灰复燃了。“名媛拼单”这种歪风，可以视作是这一种风气同质的延续。

　　在铺天盖地消费主义的洗脑与“绅士名媛”的示范下，消费的快乐，已经不仅仅来自于使用生活必需品的满足感，而是来自于攀升为社会“高等”群体的渴望与期待。消费，已经从身体上吃饱喝足穿暖的满足，上升了为了感官层面的刺激。没有什么比展示消费品更能体现现代人的地位了，也没有什么比“剁手”时的快感更能刺激一个人的荷尔蒙了。消费主义就是通过各种广告、宣传、营销让乐观、豪情和自信的购物者形象深入人心，并把消费品与诸多“意义”相绑架——比如“你不给我买XX就是不爱我”——从而悄悄改变和塑造了人们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于是，年轻人不停地购物、旅游、娱乐，像抓住一根又一根的救命稻草，渴望通过消费去找回在生产与工作中所缺失的意义和乐趣，但这注定是一场无望的自我泅渡。因此，“隐形贫困人口”对于消费主义的无条件投怀送抱就抹上了一层命中注定的悲观主义色彩，这也是一种对固化社会自我麻痹的选择。

　　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怎么办呢?确实很难，因为单凭少数人的力量不可能对社会风气有所影响;换句话说，如今的拜金潮、消费主义风暴，是属于客观规律的一种，在当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注定要出现的。而我们自己，能做到的最多是了解相关理论知识，尽量不被商家洗脑割韭菜，通过实践、劳动、学习来充实自己的心灵，不在让我们这个充满主观能动性的个体，被异化为买买买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