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的两条生死路

　　伯陵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政治立场决定知识分子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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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刷了30集《觉醒年代》，看完只有一个感受，终于有讲究的正剧了。再看一眼豆瓣评分，高达9.0，评分这么高的正剧不多见。

　　如果大家剧荒，强烈建议刷这部剧。

　　《觉醒年代》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说起。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不久后改名为《新青年》，专门宣传科学、民主和新文化，新文化运动自此拉开帷幕。

　　由于文章辛辣，敢喷人所不敢喷，很快吸引了大批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喜欢《新青年》，也愿意在杂志上发表观点，于是《新青年》有了非常优质的作者团：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鲁迅......毛泽东也深受影响，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体育之研究》。

　　《新青年》聚集了百年前最有才华的年轻人，也因为年轻人的奋进，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走向。

　　如果说“五四运动”是新中国的开端，那么《新青年》就是“五四运动”的起源。

　　然而在“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的作者们开始分化，慢慢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毛泽东，走上左翼的革命道路，要彻底掀翻旧社会，重新打造新的中国。

　　胡适从才华横溢的青年，沦为贪生怕死的国府狗腿子，属于极右了。

　　钱玄同和刘半农很早去世，沈尹默和高一涵成就不大，暂且不去说。

　　《新青年》作者团的分道扬镳，其实也是民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

　　可能有人要说，国共争雄，知识分子肯定要站队。这只是最表面的原因。因为即便是站队，往往也不是个人能决定的，其背后有一些深层次的逻辑。

　　而这些逻辑，也决定了他们在49年的命运。

　　今天借《觉醒年代》聊一下，有没有看过剧不重要，基本都是大家熟悉的常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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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知识分子的基础，便是政治立场。他们以后向何处去，往往是政治立场决定的。

　　《觉醒年代》里，毛泽东和邵飘萍有段对话，说的是如何做好新闻记者。

　　毛泽东说：

　　“要做好一名新闻记者，知识博学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立场还有职业操守。不能人云亦云，要对自己获取的信息分析、论证、去伪存真，做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这里面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我们的文章才有助于这个社会的进步。”

　　所谓立场，只能是政治立场。

　　简而言之，毛泽东的意思是讲政治，这也是他一辈子坚持的原则。

　　从青年时代的新闻追求，到创立根据地的政策理论，再到建国后的“政治挂帅”，都有浓厚的毛泽东“讲政治”风格。

　　曾经有段时间把“政治挂帅”批臭了，有些人说政治就是政治，永远不要插手文化和经济，要让文化和经济自由发展，政治统领一切就变味了。

　　但不讲政治是什么样子?

　　如果没有政治立场，知识分子可以给贫苦人民说话，也可以给美帝和资本家摇旗呐喊，经济可以实业报国，也可以垄断行业聚敛财富，总之就是没有政治立场，任何事情都没有参考的标准，结果就是群魔乱舞。

　　可见政治才是一切事情的源头，它提供的立场，给了人们价值标杆。

　　有了政治立场，大家做什么事情都能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

　　比如知识分子信仰了共产主义，就有了左派立场，写文章引导舆论的时候，自然会给贫苦人民说话，而不是给资本家的剥削唱赞歌。

　　于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立场鲜明的知识分子，基本都站在共产党一边，以解救贫苦人民为终生事业。

　　而且做任何事情，都有信誉的问题。

　　我们说起百年老店，首先想到的是不卖假货、不欺诈等等，这些都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信誉，只要中间出一次错误，招牌就砸了。

　　知识分子也一样，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要做到，哪怕现在做不到，将来也必须去做。

　　因为你说出来的话，就是许下的诺言。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毛泽东等知识分子，说要解救贫苦人民，便真的去做了。有的写文章搞理论，有的专喷黑暗面，有的组织军队去战斗。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也反过来加深了自己的信誉，最终形成吸虹效应，事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所以在民国时期，左派知识分子的力量特别强。

　　而以胡适为首的一些人，是不讲政治的。

　　在北大的时候，胡适经常说的一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且在文章里说，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言外之意就是，学术和政治要分开。

　　猛一看非常有道理，于是吸引了不少粉丝，前些年胡适都被说成民国圣人了。

　　但是有个问题，做学术研究问题，不就是为了解决现实困难嘛，要解决现实困难，必然要选择政治立场，才能决定从哪方面入手。

　　政治立场站在人民还是权贵，区别可大了。

　　而且胡适们希望全盘照搬美国，标榜民主自由科学，但民主自由和科学，哪个不是政治?这方面的学问，根本不可能和政治脱离关系。

　　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也有政治立场。

　　如果偏向人民的民主自由，就是和共产党站在一起，他们不愿意。如果偏向资本家和权贵的民主自由，又违背了他们改变中国的心意。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到处标榜自己是“独立知识分子”，导致胡适这些人的表现非常拧巴。

　　既然不想有政治立场，只想做学问，那么避开政治之后的学问，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有什么意义呢?

　　无非是寻章摘句的酸秀才而已。

　　没有政治立场便没有成绩，信誉也破产了，不可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于是，胡适这些人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键盘侠，除了“自由主义者”的头衔以外，什么都没有。

　　知识分子不能实践自己的理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只能沦为反动政权的附庸和狗腿子。

　　有没有政治立场，是民国知识分子的第一道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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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知识分子的第二道分水岭，和他们的出身有很大关系。

　　1922年，胡适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的政治主张》。说好的不谈政治，还是忍不住谈上了，可见他是真的拧巴。

　　胡适在文章里提出“好人政府”的观点，也就是政府要管事情，但必须由社会上的“好人”做官，领导政府管理国家。

　　凡是脑子正常的人，都会觉得“好人政府”的观点很荒谬。

　　什么是好人，好人的依据是什么，如何在社会上选出好人?完全没有任何明确的标准嘛。

　　既然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那么谁是可以做官的好人，唯一的标准就是大众的评价。

　　谁能得到大众的好评?

　　要么是地方豪族，要么是社会名流，反正不可能是工农群众，甚至连小知识分子都没机会。

　　这种“好人政府”的论调，其实就是翻版的九品中正制，而且和儒家士大夫的“明君贤臣”一脉相承。

　　可是想改变20世纪的中国，哪里是好人和明君贤臣能做到的，如果真有用的话，慈禧太后和袁世凯早就成功了，还有胡适唱高调的机会?

　　胡适主张“好人政府”，不是蠢就是坏。

　　不过胡适有美国博士学位，说他太蠢也不至于，那他为什么要主张“明君贤臣”和“好人政府”呢?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都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而从古至今的政府，也是给知识分子准备的。

　　胡适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天然就认为自己是国家领导阶层，开启民智指明方向是自己的天职。

　　换句话说，和清朝一脉相承的民国政府，永远是胡适等名流的后花园，想怎么玩都在他们的一念之间。

　　既然如此，共产党彻底改造中国的理论，岂不是砸自己的饭碗?

　　他们肯定不会选择左派立场了。

　　所以胡适在抨击三纲五常的时候，又在标榜明君贤臣，无非是要维护知识分子的优势地位。

　　有改变中国的理想，偏偏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改良、完善的旧套路里转圈。

　　可要是改良真的有用，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呀。

　　于是他们在注定失败的旧套路里，撞得头破血流，失望之余，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外国，希望外国带着他们走出苦海。

　　这是什么?

　　文化买办啊。

　　更多的民国大师则亲自说明，什么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比如《亮剑》里的田墨轩，一辈子躲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等新中国成立了，又出来念叨什么民权、民主之类的话。

　　总而言之，这些民国知识分子身处乱世，又有知识和地位，却没有在改造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实践过。

　　而在胡适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之后，共产党对“好人政府”很不满意，推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直接指着胡适的鼻子骂：

　　“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好政府吗?北京不过是走了一个徐世昌，你们就开心的不行，根据历史经验，你们就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

　　就差向胡适吐唾沫了。

　　他们要彻底推翻旧中国的一切，然后在一张白纸上另起炉灶，所以不可能接受任何改良、明君贤臣之类的东西。

　　左派的政治立场，也让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实践操作。

　　先是用《新青年》宣传理论，然后是“五四运动”动员学生青年，紧接着便是工人运动、和国民党合作北伐，最后在南昌举起武装起义的大旗。

　　鲁迅等左派知识分子用笔战斗，写出一系列优秀文章，属于另一条战线上的战士。

　　不管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是用笔战斗的战士，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每天都能让中国进步一点点。

　　到了1930年，毛泽东经过多年实践，写出《反对本本主义》，开篇第一句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他在文章里说：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随后毛泽东讲了调查的技术，包括调查什么人、开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定调查纲目、要亲自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

　　事无巨细，安排的明明白白。

　　10年前胡适号召学生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并且实地考察中国需要什么，却由于脱不开历史包袱和个人利益，什么事都没做成。

　　10年前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反而因为坚定的政治立场、不在乎个人利益的勇气，和无数知识分子走上解决中国问题的路。

　　从这点来说，民国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的分歧，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民国的各种政治势力不断分化组合，最终在40年代后期形成国共争雄的局面。

　　那些只谈学术不谈政治的、崇洋媚外的、没节操的知识分子，都团结在国民党周围，做一个合格的花瓶，以及万年国大的举手机器。

　　稍微有些理想，愿意为中国进步而奋斗牺牲的，则和共产党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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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每个月的工资是8块钱。

　　他在借书的知识分子中，认出一些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物，其中就有胡适，特别想上去和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

　　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湖南土话。

　　可想而知，那时候的毛泽东对胡适等人，有一种仰视的心态，直到18年后和斯诺说起，依然是一肚子怨气。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说起胡适，态度完全改变了：

　　胡适这个人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

　　言外之意，除了新文化运动，胡适的其他方面......也就那么回事吧。

　　原本大家都是相同的起点。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为首的左派知识分子，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几十年努力亲自创建了一个政权，挽救了国家，也实现了曾经吹过的牛逼。

　　虽然很多人牺牲了，但活着的人有足够的理由骄傲。

　　再看胡适为首右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十年的时间一事无成，甚至沦为反动政权的狗腿子，还有什么可说的。

　　偶尔说几句好听的话，给他们留足面子，有机会的话继续做一个花瓶就行了，不能再要求更多。

　　这样的结果也说明了两个道理：

　　政治挂帅其实是没问题的。

　　跟定主义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