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期刊为窗，展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蓬勃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带来感动与激励，《文史哲》编辑部老中青三代编辑、读者作者这样说——

以期刊为窗，展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蓬勃风貌

《文史哲》创刊号封面。

《文史哲》编辑部召开作者座谈会。

《文史哲》英文版封面。资料图片

两位女士在北京国际图书节上翻看获奖的期刊。陈晓根摄/光明图片

　　【老中青三代编辑讲述】

　　编者按：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文史哲》创刊70年来的工作成绩高度肯定，对继续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这不仅是对一本学术期刊的激励与指示，更是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鞭策与嘱托。

　　沉甸甸的回信、热乎乎的话语，带来巨大感召与深切触动。我们邀请《文史哲》编辑部负责人、几代编辑及作者读者代表围绕总书记重要指示讲述亲历、畅谈心声，共同探寻高品质学术期刊、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之路。

办刊“只看文章质量，不论作者身份”

讲述人：《文史哲》编辑部原主编 韩凌轩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作为《文史哲》的老编辑，我十分高兴，受到极大鼓舞。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关注《文史哲》。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文史哲》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推动资产阶级学术文化向无产阶级学术文化转型所起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今年85岁，是1978年5月12日调入《文史哲》编辑部工作的。《文史哲》的办刊风格是只看文章质量，不论作者身份。20世纪80年代初，我编发了署名为“李振宏”的文章《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多年后，我看到他出版的著作《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该书后记中才知道，当年他发表这篇论文时还是本科二年级学生，而今已是河南大学教授。

　　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的近20年里，我时刻不敢大意，几乎为工作投入了全部精力，好几次生病时，打着吊针还在审稿子、看清样。

　　荣誉不仅能说明过去，也能昭示未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今天的《文史哲》要积极担起新使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我相信，《文史哲》全体编辑人员会加倍努力，在新时代的中国学术界继续发挥引领作用，不负党和国家重托。

“这份情谊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讲述人：《文史哲》编辑部教授 陈绍燕

　　今年是《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几代编辑人员“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自豪。

　　要按照总书记嘱托办好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必须发表高水平的文章，而高水平的文章必出自高水平的学者。我在《文史哲》工作近30年，主要负责中国哲学方面的稿件，结识了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张世英、楼宇烈、方立天、方克立等。他们或赐稿《文史哲》，或为办刊提出宝贵建议，对杂志给予关爱和支持。

　　在众多学者中，我与张岱年先生联系更为密切。1980年，在山东大学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的我首次赴北京拜访张先生。先生的勉励声犹在耳——“做研究、写论文，一定要竭泽而渔”。1994年《文史哲》开设《国学新论》栏目，向张岱年先生约稿，先生不久便寄来了《如何研究国学》一文，对国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意见：研究国学并不意味着复古，而是达到民族自我认识的必要途径;研究国学并不意味着反对研究西学……2001年，《文史哲》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创刊50周年纪念会，时年92岁的张岱年先生欣然与会，对《文史哲》提出谆谆勉励。

　　冯友兰先生也十分厚爱《文史哲》杂志。20世纪80年代，冯先生住在北京医院，抱病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张岱年先生带我前去探望。他向冯先生介绍说，“陈绍燕是《文史哲》的编辑，你可以把书的某一章交由《文史哲》先发表”。冯先生沉思片刻，缓缓说道：“《文史哲》吗，大名鼎鼎。如果搞个连载……”我明白冯先生是希望《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在《文史哲》连载，但如此重大的组稿，我无法贸然决定。后来，此事虽因各种缘故未能实现，却令我深感冯先生对这本杂志的青睐与器重。

　　和冯先生、张先生一样，众多学者给了《文史哲》宝贵的爱护与支持。70年来，这份情谊始终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学者办刊，为学术生长植苗培土

讲述人：《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 培

　　我从2003年开始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至今已有十七八个年头，对《文史哲》的办刊品格和学术编辑的职责有着深切体会。杂志是学术公器，一名编辑不应只是文章体例调整员、文字校对员，更应该对学术发展有自己的想法，能够从稿件选择、选题设计等方面体现对学术发展的预见性，为学术“幼苗”提供生长土壤。

　　2008年，杂志主编王学典和我们商议，准备就“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这一话题做一番推动工作，并以此为题举办“人文高端论坛”。这个话题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热过一阵子，我们再次推动，能否成功?令人感动的是，倡议迅即得到各方热烈响应。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爽快地说：“我一定参会，希望学者们批评我的主张。我去当这个靶子!”曹先生的见识和心胸令人感佩。因为，只有争鸣，才能使思考更加深入，才能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

　　论坛获得了巨大成功。随着这个论题再度为学界关注，一个更为重要的命题呼之欲出，那就是中国人文学术的中国化问题。2014年，山东省委宣传部在威海举办“齐鲁文化英才”培训班，王学典主编做了近五个小时的演讲，核心意思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加强，重构符合中国历史、现实及未来的人文学术话语体系将是时代赋予人文工作者的重大使命。此后的学术发展印证了这一预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中，对创办高品质的学术期刊提出殷切希望，这对我们是极有力的鞭策。《文史哲》始终提倡学者办刊。这是因为，学者们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对学术有虔诚和敬畏之情，对学术界有深入关注，更能体会到一篇文章的慧眼独具之处。从创刊到现在，曾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过的著名学者可以拉出长长的名单。作为后辈编辑、学术研究者，我会不断提醒自己以前贤为榜样，勇猛精进，砥砺前行。

在这里开阔学术视野，习得创新能力

讲述人：《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编辑 邹晓东

　　最初进入《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不无犹豫，因为我志在学术，此前从未想过做编辑。那段时间，在自我介绍时，我总是先强调自己是儒学高等研究院的教师。然而，不久之后，我便体会到了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福气”。正如王学典主编所说：“这份工作对你绝对是个大锻炼!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做编辑逼着我阅读很多非专业领域的优秀论文，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

　　的确如此。入职以来，编辑部每隔一两年便会举行一次“小规模、高层次、大动作”的人文高端论坛。通过筹办并聆听论坛、编发相关论文，我不但轮番接受着不同学科的高规格“再教育”，而且短短几年内就熟悉了许多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顶尖学者及其专长——学术识见想不开阔都难。

　　自2015年起，《文史哲》编辑部与《中华读书报》联袂评选、发布“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一大批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大议题走进了我的视野，带动着我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更有针对性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文史哲》人清醒地知道，古今中西交汇语境下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既不可能一味复古，也不可能自我封闭。只有立足本土传统、面向世界学术，努力生发经得起全人类推敲的论题与理论，才是守正创新之正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归根结底要落实到这种创新能力上。而我们，定会本着“引领创新”的初心，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和《文史哲》共努力 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

讲述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陶飞亚

　　【作者感言】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让我这个老读者、老作者深受鼓舞，情不自禁想起《文史哲》推动我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发中国学者之声的历历往事。

　　1978年夏季高考，我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录取。来祝贺的很多师友都提到山东大学《文史哲》很有名。开学后，自然要去看看杂志社所在地。虽然看到的只是几间普通的办公室，但这本刊物早已树立了在学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我自己的学术历程，得到了《文史哲》杂志的许多帮助。1990年，我的一篇文章被时任《文史哲》副主编韩凌轩看中。韩老师找了我好几次，为一条注解的出处、一种看法的表述要求我认真修改。这种严格而循循善诱的作风，让我感念至今。

　　我曾为《文史哲》某些文章做过翻译，深感该杂志广阔的国际视野。1997年，英国阿伯丁大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美国学者柯文在会上作了“20世纪晚期中西之间的知识交流”主题发言。柯文批评，20世纪晚期西方学者“确实知道(中国)某些东西，而且按照公认的标准，质量很高。但由于残存的优越感，我们不愿意接受它们”。现在看来，柯文当时的看法是相当超前的。会后，《文史哲》编辑李平生听我介绍了柯文的观点，认为这种对西方中国学自我优越感的批评和对中国学者研究的肯定，值得推送给中国学术界，于是约我将此文译成中文，很快在1998年第4期《文史哲》发表，引起国内读者重视。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这不仅是《文史哲》编者作者读者肩负的使命，更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愿与《文史哲》的新老朋友们朝着这个目标一起努力。

与《文史哲》相遇，是机缘更是滋养

讲述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何中华

　　【作者感言】

　　我同《文史哲》有缘。记得1975年左右读初中时，就在一位要好的同学家第一次见到了《文史哲》。内容不大读得懂，但封面上“文史哲”三个赫然在目的大字，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后来才知道，那是集自鲁迅先生手书。打那以后，我每每去校图书室看书，总会习惯性地留意期刊架上的《文史哲》。高中毕业那年，也就是1978年，我开始在县邮局自费订阅《文史哲》，直到后来调入县委宣传部，因单位订有这份杂志，才不再私人订阅。

　　与《文史哲》的相遇，既是诱发我对哲学浓厚兴趣的机缘之一，也使我得到了宝贵的学术滋养。我自学哲学出身，没有师承，缺少学友，专业书籍和杂志对我来说格外重要。

　　《文史哲》办刊，素以“扶植小人物”著称。当年因刊发李希凡、蓝翎两位在校大学生关于《红楼梦》讨论的论文引发争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对于《文史哲》来说，这不是个案，而是源自其传统。我作为受益者，有着切身体会。

　　记得有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上名家云集，当时我不过是一位27岁的青年，而我的论文竟被时任《文史哲》杂志主编丁冠之先生看中。他要我抓紧修改提交，争取在纪念五四运动专号上刊出。我花了几天工夫全力以赴修改完善，然后用一个通宵仔细誊抄在方格稿纸上，洋洋万余言，次日一大早送到了编辑部。这篇文章如期发表在《文史哲》1989年第3期上。这是我在《文史哲》刊出的第一篇论文，于我颇具纪念意义。

　　《文史哲》影响日隆，其原因有历史的积淀，有作者的支持，有读者的厚爱，也有时代的机缘。在我看来，更关键的是编者的识见、眼界、胸怀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犹记得1992年，我有一篇论文即将发表在《文史哲》上。为了核对一处引文，两位编辑拿着校样亲自登门找我查实，经核对无误后，才放心离开。

　　几十年来，《文史哲》历任及现任主编、编辑老师们的扶持和帮助令我无法忘怀。这些点点滴滴汇成了我的学术进路，也帮助我养成了审慎的治学习惯。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赵秋丽、冯帆、张胜、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