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与龚橙的殊途同归：中国特色体制内外的“五世而斩”

　　“体制内如深井，体制外如江湖”，这也许是区分中国特色“有编制”群体与“无编制”群体的最常用的比喻了。较常用的各自表述则是，“有编制”的群体结构如金字塔，“无编制”的群体结构如一盘散沙，这样对比二者就更能一目了然了。当然，二者对体制的态度绝非泾渭分明，体制内外的失意者殊途同归于司马迁总结的“五世而斩”则是对黄炎培总结的“历史周期律”的进一步表征。至于案例，对比晚清体制内外的“官二代”赵烈文与龚橙或可窥斑知豹。

赵烈文                   龚橙

　　赵烈文生卒于1832年至1894年，江苏阳湖(今属常州市武进区)人。常州赵氏是清代江南著名的文化家族，比如“西盖赵氏”出过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及其五世孙、民国大学者赵元任，“观庄赵氏”即赵烈文家的五世祖赵凤诏是康熙年间的进士而其兄赵熊诏是状元。赵烈文的祖父是乾隆年间的举人，父亲又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历任知县、知府、道员，曾在赣南响应林则徐禁烟，颇忧愤于鸦片战争，后调任湖北按察使，熬到副省级干部却只任职19日即病故。赵仁基并非只会八股的腐儒，颇用心于经世之学，尤精于治水的研究，赵烈文的读书兴趣集中在史学以及经世之用无疑是“家传”的结果。赵烈文的母亲方荫华亦系出名门，通经史善咏和，其兄是清代著名的骈文家方履篯。但观庄赵氏的“文运”似乎在赵仁基之后迅速衰落了，赵仁基的长子早殇，次子赵熙文未中举，三子赵烈文自己固然是英才，但乡试三次不售，未能在科场继续光耀“十里九进士”的赵家门庭，自此也绝了科举的念头，终身不过一秀才。赵烈文的原配夫人邓嘉祥是林则徐的“亲密战友”邓廷桢的孙女，岳父是邓廷桢的次子邓尔颐，曾任知州，咸丰年间与赵烈文同住并一起逃难上海，最后在路上去世。赵烈文有两子六女长大成人，长子赵实两次乡试皆落第，第一次还因沮丧而吐血，可见光宗耀祖的压力很大，烈文去世后四年亦下世;次子赵宽也只是诸生，当过知县，后入两江总督端方之幕，活到1939年，赵烈文的遗著《能静居日记》的传播也许与他有关。烈文还有六个女儿，嫁的都是士绅。长女最悲惨，其夫方恮是当时很有希望的学术新星，在李鸿章处参与撰《畿辅通志》，时人推为章实斋的继承人，不意30岁就去世，留下怀孕的妻子，但生下孩子后一看是女孩就自杀了。赵烈文出身簪缨之族，世交亲谊固然不少，而盛年入曾国藩幕结识当世之一流人物，但真正称得上“密友”的毕生不过五人。赵烈文的四姐夫周腾虎亦阳湖人，幼年即被阳湖的大学者李兆洛目为“奇童”，20岁出头即被林则徐礼于幕中。周腾虎天分高，学问好，口若悬河，且社会活动能力极强，与赵烈文是亲戚，但学问阅历皆称得上师友。藤虎高才却际遇不佳，这与他不肯下人的脾气有关，无论什么级别的干部，一旦不投脾气立刻掉头而去。不久因为母丧回乡而失去施展才华的机会，而在家乡又犯脾气而得罪权贵，郁郁不欢，同治元年流寓南昌，不幸短命，年仅46岁。赵烈文认为周腾虎在曾幕中才识最高，但盛气凌人树敌不少，回乡也是不得已。但他有两个举措改变了赵烈文的命运，一是认准在讨伐太平天国的各路人马中只有韧性最大的曾国藩能成功，二是向曾推荐赵烈文入幕代替自己。赵烈文通过周腾虎结识的金安清“才气恢张，议论隽迈”，但也像周腾虎那样目空一切不拘小节，好色尤甚。曾国藩曾劝他检点，而金安清出帐告人“此伪道学，吾悔与语”，自此不受曾国藩待见。龚自珍之子龚橙与赵烈文的交情很深，但只限于学问领域。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家族造就了赵烈文，但才华学识如此出色居然竟连举人都考不中，清代考试制度的落伍可见一斑!赵烈文的朋友也多是才华横溢却科场失意者，聚在一起或为“同气相求”。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失意，恃才傲物者不把取得功名的人放在眼里，性情和顺者选择淡泊隐退也是情理之中，赵烈文显然属于后者。当然，赵烈文要感谢时代，如果还是“康乾盛世”的太平时代，这种落第秀才也不过是“疾没世而名不称”，但太平天国运动使其有机会再体制内峥嵘毕现，不见甲午战争惨败而有幸早死于隐退的“寻常床箦”。

　　龚橙生卒于1817至1878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其曾祖父匏伯先生(讳敬身)中乾隆己丑进士，即“以科目起家，簪缨文史，称浙右族”。其祖父龚守正是乾、嘉时期学术大师段玉裁的女婿，“从茂堂先生受小学训诂，以经学课子弟”，为学本大家。“半伦”是龚橙晚年的号，是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而只爱一个小妾，五伦去了四伦半。龚橙未能亲炙于段玉裁，却曾受教于段氏弟子陈奂，以治《毛诗》名家而对龚橙治《诗经》就有较大的影响，但在仕途上未能实现父亲的期望。与其相知甚深的王韬从另一个方面说出了龚橙学问渊博的缘由：“孝拱为暗斋方伯之孙，定庵先生之子，世族婵嫣，家门鼎盛，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士大夫家未见之本。孝拱少时得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灯抄录，别为一本。以故孝拱于学无不窥，胸中渊博无际。”其父龚自珍1819年首次参加北京恩科会试与魏源初识，考试未中且滞留京师，从礼部刘逢禄受《公羊春秋》。魏源早在嘉庆十九年就已师从刘逢禄而与龚自珍一见如故，从此倾心相交绵延数代。随父居京的龚橙回忆：“曩在京师，非客不乐，厨人皆精选绝者，故龚家食品无不艳绝墨林。”龚橙写给赵烈文的信札中称：“橙与魏氏文字世交，有逾骨肉。”晚清思想家王韬的日记称：“(龚橙)居京师最久，兼能识满洲、蒙古字，日与之嬉，弯弓射云，试马蹑日，居然一胡儿矣。”王韬曾说龚橙“性冷隽，寡言语，俦人广众中，一坐即去。”1841年龚自珍去世，龚橙屡试不第，只好出门谋生。曾国藩到上海时曾请龚橙吃饭，希望他辅佐自己，可“微露其意”。龚橙哈哈大笑：“公试思之，仆岂能居公下者?休矣!无多言。今夕只可谈风月，请勿及他事。”但此事存疑，因为魏源离职后龚橙于1855年转投曾国藩行营，可“以策干大帅，不能用，郁郁亡所试”，1856年便离开了。赵烈文对曾国藩推荐龚橙时夸他“学博识强，务见原本，耳目之中，罕有两匹。”但因被小人两面三刀，龚橙未得重用。辞幕后龚橙生计困顿，以至于“甫顿妻子，已乏要飨，日内即欲出门为钱”。王韬说龚橙“中年颇不得志，家居穷甚，恒至典及琴书。”龚橙困居上海期间结识买办曾寄圃，晚清思想家郑观应是的世交，见龚橙会英语便推荐给英使威妥玛“佐理文墨”。龚橙对是否接受此职位曾有犹豫，坊间称威妥玛给龚“月致万金为修脯”，龚橙外出，“辄饬捕者护卫之”，甚至传说龚橙“以其女为威妥玛妾”。1875年，橙仍在威妥玛处做事，但似乎是临时雇员，1865年可能一度下岗，致信赵烈文“迩者谋生之艰，索居之苦，无足为良友告者。”龚橙家学深厚，龚自珍重学术而轻科举，故龚橙学有所成，但不善八股文。龚自珍在京期间与魏源往来甚密，魏源常教训龚橙。一天龚橙对魏源说：“近得一高士，学行甚峻，先生愿见之乎?”魏源很高兴，随龚橙赴酒楼拜会，见一人“貌甚寝(丑陋)，衣短衣，戴弊冠。”龚橙对他执礼甚恭，这位高士也不客气，直接坐在上座。龚橙告辞后，魏源与高士对饮，反复问学，高士埋头吃饭，不答半字。魏源问酒保缘由，酒保称“此人是龚橙的马夫，您为何与他对饮?”1854年魏源辞职居兴化，“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其《诗古微》又请龚橙来校读。龚橙本人的学术深受段、龚家学影响，其经学论著多与魏源的著作息息相关，但因毕生任性挥霍而晚景凄凉。

　　晚清坊间传言龚橙曾做“带路党”(包括带路前往、提议焚烧两说)，于1860年引导英法联军焚掠了圆明园。这段公案可以确认的事实有三：王韬的《淞滨琐话》称龚通英文而受雇于英使馆参赞威妥玛，以“记室”身份于1860年随英法联军北上进京;1862年龚橙致信赵烈文，自称效力于英法联军而受到时人责备，“带路党”之说则要到民国初年才见诸各种笔记、杂记、小说，广为流传;联军知晓圆明园的存在，也了解具体位置，若欲焚掠圆明园则无须龚橙带路。早在做出焚园决策之前十余天，英法联军已因追击清军、寻找水源而进抵圆明园并有小规模劫掠。龚橙曾向联军提议焚烧圆明园的三份材料值得注意：1862年龚橙致信赵烈文：“前岁之役，通礼不载，和约既成，名亦上达。外人或以责偾事者相责，此不知彰义门内事，不足道也”，信中的“偾事者”即圆明园之被焚事，龚以外人不知内情(不知彰义门内事)为由拒绝接受这种批评;可与龚橙此番自述互相对照者是其同乡学人谭献于清末所撰《龚公襄传》，内有“以言讋长酋换约而退”(用言辞迫使敌酋答应签订和约退军)之语，而谭献是龚橙的好友，此说或是直接得自龚橙;1910年邓实的《龚定庵别集诗词定本序》披露：“孝拱尝引英兵烧圆明园，世人多以此短之;然孝拱自谓实奇计，盖以一园而易都城数十万人之生命，其保全为益多也。”根据此说，龚橙为保全京城而建议联军改烧圆明园，且“自谓奇计”，自认为有大功于国人，但邓实生于1877年，不可能亲耳听龚橙讲述圆明园旧事，而龚橙此前已病故，文中的“孝拱自谓”闻自何人已不可考。额尔金日记认为英法联军决定焚烧圆明园是“从各个方面考量了这个问题，就我看来，几个方案之中最可取的就是焚烧圆明园，除非我能够放弃我的职责，忽略我们所遭受的罪行，不作实际的惩罚。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这个行动能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给清帝更大的伤害，在远处旁观的人对此是很难估量的。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威严，也会刺痛他的感情。正是在这附近，他将我们不幸的同胞擒拿，让他们遭受了最严酷的虐待……惩戒针对的不是中国人民，他们是无辜的，惩戒完全是针对清朝皇帝的，他不可逃脱对罪行的直接责任。”为强调这种“惩戒”，额尔金还让人用中文写了一个声明贴在附近建筑的墙壁之上，大意是“任何一个人，不论地位如何崇高，背信弃义之后都不能逃脱惩罚。焚烧圆明园，只是要惩罚清朝皇帝违背自己的承诺，以及亵渎停战白旗的卑鄙行为。”作为焚烧圆明园的核心决策者，额尔金需要“从各个方面考量”，需要在“几个方案之中”抉择，需要中文声明，咨询己方团队中熟悉清廷内部情形的中方雇员也是肯定会做的功课。所以，龚橙确有很大可能被联军决策层咨询与圆明园有关的问题。威妥玛时任额尔金的翻译，龚橙则是威妥玛雇佣的“记室”。如果这种咨询存在，那么好自我吹嘘的龚橙(朱维铮的评价)自以为是促成“和约”的功臣，谭献提及的“以言讋长酋”使其答应换约退军与邓实提及的“孝拱自谓”改焚圆明园保全京城的“奇计”就都有了“事实的影子”。但英法联军换约而归自有其政治逻辑，烧圆明园而不烧紫禁城也自有其政治逻辑，签约与否、烧与不烧显然都不是翻译官龚橙的言辞所能左右的。

　　至于“官二代”赵烈文在体制内的“大逆不道”传言，湘军接连大败太平军的过程中以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将领多次催促曾国藩“更进一步”(称帝)似乎与其牵连最大。浙江巡抚左宗棠也在湘军攻占安庆后密信催促湘军称帝，而曾国藩不称帝的最常被提及的原因是其忠君报国的传统士大夫情怀。曾国藩起兵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湖南籍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这个目的早在湘军转战长江下游之前就已实现了。在曾国藩所有劝他称帝的幕僚中，赵烈文始终保持沉默。曾国藩对赵烈文非常信任，两人经常在夜里拿着蜡烛谈天说地。赵烈文准确地预言了大清帝国的衰亡：“我估计后天之祸，先降，而后州无主，民自治，差不多五十年之内!”赵烈文之所以没有说服曾国荃称帝，是因为他看到了称帝的隐患所在。随着曾国藩声望渐高，清廷对他早有防范。湘军攻占的地区本也应是曾国藩的势力范围，但实际上曾国藩能直接指挥的湘军不到12万人。不仅如此，当时湘军经常被欠军饷。曾国藩对此深感忧虑：“我军欠薪16至17个月，米贵，营里吃稀饭的人多。时时担心缺粮崩溃，深怕不能成就这一失败。”湘军攻占天京后清政府已在各处布兵防备，比如派内阁学士兼湖广总督管文镇守武昌严防长江上游，派江宁将军福明阿到扬州守住长江下游，控制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部署的太子僧格林沁驻军皖鄂之交监视金陵。曾国荃是率湘军攻占天京的第一功臣，本应受到清廷的表扬，却屡次遭到清廷训斥，“曾国荃攻占外城时，应一鼓作气，全力攻拔伪城，活捉第一个敌人。是因大势粗糙，已急回旧营，恐兵等取财，故有所松懈。”也许曾国藩想过称帝，但实力毕竟还不够，所以先后四次拒绝下属的鼓噪。至于手无缚鸡之力的赵烈文，在体制内金字塔结构的权力博弈中更难有所作为。

　　晚年被排斥到体制外的龚橙不再对体制以卵击石，由于性格孤僻、放荡不羁、狂妄自大、持才自傲而特立独行，爱议论国事而抨击体制针砭时弊，骂衙门、骂官员、骂翰林、骂贤达，看谁都不顺眼的结果必然是谁都跟他过不去。王韬认为龚橙“好漫(谩)骂人，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少所许可。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不喜与之见，往往避道行。”用今天的话说，龚橙就是一个臭公知。骂别人也就罢了，连亲爹龚自珍都敢骂。据说他边读着父亲的文章边修改，口中总是骂骂咧咧，“这什么破文章，丢死人!若不是看在你是我爹的份上，我才不给你改”，一边骂一边用棍子敲击父亲的牌位。龚橙这种性格在那个守旧时代根本不被相容，即使放到今天也是不受人迎的。或许龚橙的性格的形成与他长期接触外国文化有很大关系。别看龚橙屡屡科举不中，但由于受家庭影响，龚橙从小就与洋人接触，英文水平不错。后来龚橙直接就给英国侵略军当秘书，给老外干活待遇好，与国内老板相比英国人简直就是上帝，在半殖民地中国与洋人自由平等、备受尊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享受不到的。如此的龚橙还不懂得低调，即使在国内排洋比较激烈时仍然唯我独尊，吃洋人这碗饭老子吃定了。龚橙甚至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还不如送与洋人，这话如果放到今天的微博上同样是一片围攻、拍砖，“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是戴定了，龚橙就这样在与中国传统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英国兵船进入天津时龚橙正在英国的船上，后来有野史中提到，“咸丰十年，英吉利入京师，或曰：挟龚先生为导。”龚橙的行为与口碑自然会引起官府的注意，看他不顺眼的官员自然也会想办法对他构陷。据赵烈文记载，1868年赵烈文陪曾国藩在上海巧遇龚橙，此时龚橙比较落魄。作为好友，赵烈文有意向曾国藩推荐龚橙，曾国藩一口答应。听说龚橙要给曾国藩打工，江苏巡抚丁日昌不干了。作为体制内的“安分守己”者，丁日昌尤其看龚橙不地道。经过一番谋划，丁日昌先对曾国藩说龚橙就是个卖国贼，英国人能详细了解您答复朝廷预修合约的内容都是因为龚橙告了密，曾国藩大怒而不再理会龚橙。丁日昌又派上海道员应敏斋去见龚橙，说曾国藩怀疑他向英国人泄密，此时给曾国藩打工无异于自投罗网。龚橙向赵烈文求助，赵烈文便急忙向曾国藩澄清真相。但龚橙还是打了退堂鼓，堂堂一个封疆大吏用的竟然是贱人的下三滥手段，区区一个幕僚赵烈文能自保已是难免忍辱负重了。龚橙以前给洋人打工，月薪过万，后逐渐落魄，以至于在龚橙在上海期间甚至需要别人的接济。工作无着落，自己又不招人待见，穷困潦倒的龚橙最后只能以卖家中收藏的字画维持生计。关于龚橙“卖国”还有一个流传比较广的故事：恭亲王奕䜣与英国人谈判时龚橙百般刁难，奕䜣说“你世受国恩，为何为虎作伥?”龚橙立即回击：“我父亲进不了翰林，我只能给外国人打工。朝廷对我龚氏，何恩之有。我们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还被贪官盘剥衣食不全，只得乞食外邦，今你骂我是汉奸，我却看你是国贼!”这个故事加工的成分显然很多，龚橙虽曾为英国人服务，但事关国家利益时立场还是不会歪的，这在赵烈文的日记中也有记载。或许这个故事更符合龚橙公知的形象，但并不完全属实，如此虚构难道不是一种陷害吗?龚橙虽是学贯中西的大才子，在晚清的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第，始终没有混到功名。这个天生就有叛逆性格的“官二代”从此对体制内的一切都看不惯了，士大夫极力宣扬的礼义廉耻、忠孝仁义观念在他看来简直虚伪透顶，都是坑害人的精神鸦片。龚橙看不起那些标榜忠君爱国的传统士大夫，后者自然也不愿与他往来。龚橙又好谩骂人，别人眼里的社会名流与贤达在他嘴里全是男盗女娼。大家既怕他这张臭嘴，又恶其为人，于是惹不起躲得起，见了他的身影或听见他的声音就赶忙避开。王韬的《淞滨琐话·龚蒋两君轶事》一文称：“居恒好漫(谩)骂人，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少所许可。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不喜与之见，往往避道行。”龚自珍本来就特立独行抨击时弊讥刺权贵无所顾忌而被骂为“龚痴”，后来龚橙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自然更为世人所不容。龚橙晚年穷困潦倒，他唯一爱过的一个小妾也跟着别人跑了，死前连“半伦”也没有了。除了做过威妥玛的秘书，龚橙未曾从事过其他职业。咸丰五年，他与同是科场失意的赵烈文一起到江西投奔曾国藩，想在幕府谋一份差事却未能如愿。理想找不到归宿，精神失去了家园，玩世不恭就成了龚橙晚年最有效的麻醉剂。

　　至于赵烈文与龚橙所处的时代环境，比龚橙的书呆子气稍少一点的赵烈文也许看得最清楚。湘军转战长江中游期间屡战屡败的曾国藩曾坐困南昌，随行的幕僚大都远走，只有赵烈文不离不弃，曾国藩可能也感觉到这个书生有个性，也可能是为了折一下他的傲气，命其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让这个书生开开眼界，没想到这位赵先生回到大营后却提了一堆意见，“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也见不得说大话的书生，但周凤山部湘军在幛树大败的消息迫使曾国藩请赵烈文讲出为什么看出周凤山湘军不可依重的道理，二人从此经常商谈军事，直至无话不谈，有时一日几次。186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后者预言满清五十年内衰亡后中华大地上将是军阀割据!因为曾国藩提到“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赵烈文由此认为：“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厘重，风气未开，若无轴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蹙额良久又问：“会否南迁呢?”赵烈文认为：“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曾国藩反驳道：“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赵烈文认为：“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国藩于是哀叹：“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赵烈文坦言：“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赵烈文实际上否定了大清帝国“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而大清帝国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后来的清朝帝王的“德泽”并不能抵消大清帝国“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面对赵烈文从大清帝国得天下的偶然性与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沉默很久后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曾国藩也预感到大清帝国正面临灭顶之灾，承认“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又对大清帝国仍抱某种希望，认为当朝的恭亲王奕䜣为人聪颖且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赵烈文则认为奕䜣“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而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容易被蒙蔽，“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黄炎培总结的“历史周期律”乃至司马迁总结的“五世而斩”。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则无济于事，而奕䜣、慈禧都不可能对现有体制作出彻底改革，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也只敢充当现有体制的“裱糊匠”，大清帝国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䜣、慈禧的“幕客”更对此二人的判断准确异常。奕䜣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晚清的很多革新措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大清帝国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坚决反对，赵烈文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也。慈禧乃至大清帝国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甲午战争更是让外强中干的晚清贵胄原形毕露。在清朝大兴文字狱配置奴性思想的环境下，赵烈文能做出如此推断，其功底之深厚可想而知。晚清的割地赔款远远超过赵烈文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力挽狂澜的后起之秀，“晚清五虎”徒有虚名。1868年曾国藩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奕䜣与文祥、宝鋆等高官，事后哀叹大清帝国的未来“甚可忧耳”，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预言的大清帝国病入膏肓。

　　龚橙与赵烈文分别于1878年、1894年去世而并未看到此类“其心可诛”的预言成真，对于他们那种“半推半就”于某种体制“深井”的书呆子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对于一度接近中国特色金字塔体制顶端的曾国藩而言更是如此。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得了癌症式腐败窝案之类的大病则“病来如山倒，病好如抽丝”，最高统治者若像蔡桓公那样“讳疾忌医”则连扁鹊那种神医也要绕道走了。至于体制外的“江湖”或“一盘散沙”，在阶级矛盾还不至于你死我活的量变阶段当然不可能对中央集权构成致命威胁，但若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质变阶段则同样不得不面对连神医扁鹊也要绕道走的那种失控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