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梅的“榜样”是江姐,不是武训!
6月29日上午,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获颁“七一勋章”。
张桂梅校长在现场发言中说,“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
其实早在6月3日,张桂梅校长就已经在《人民日报》撰文称,“《红岩》这本书支撑我走到了今天”。
张桂梅生于1957年,在张桂梅眼中,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是一个“物质上匮乏”,却又“精神上富足”的时代。她在文章里写到自己读中学时的一段经历:
“演江姐、学江姐,她的坚强,她的忠诚,她的坚定信仰,她的无畏,成了我一生的楷模。当时,我便暗下决心,要以她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
2018年,“江姐”的扮演者孙少兰老师去华坪女中演出歌剧《江姐》,在拍摄校园风光时,张桂梅小心翼翼地靠近孙老师,把头靠在了她的肩上。
孙少兰老师在朋友圈里如实地记录下的当时的情景:
“她悄悄地靠近我,是因为我是演她最喜欢的江姐的人,她轻轻地把头放在我肩上,是因为她心目中的英雄离她更近,而我此刻是她与英雄灵魂对话的介…我不敢动,怕打断了她的思绪,希望她闭上眼睛那一刻真能看到她一辈子崇拜的女英雄,投入江姐的怀抱…她用她的生命在践行着先烈的遗志…我不自觉地泪如断线的珠子,串串滚落…”
18岁那年,张桂梅追随姐姐来云南支边,在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林业系统工作,从此一头扎进了大山里,立志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贫下中农服务。
刚刚到云南的张桂梅被分配到青年队,参加林场建设,做炊事员;过了几个月,又去做团支部书记。刚参加工作时的条件艰苦并没有吓退张桂梅,反而和年轻的工友们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在那个知青返城、伤痕文学兴起、控诉声浪倾泻的时代,张桂梅选择留在了大山里,成了少数的“逆行者”。
后来张桂梅从大理调到丽江华坪工作,健康出了问题,又遭遇家庭变故……2001年,走出人生低谷的张桂梅兼任华坪“儿童之家”福利院院长,深刻体会到山区教育资源的匮乏,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八九十年代早已死灰复燃,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山区女性身上体现的更加明显,由此,她才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创办了免费的女子高中,并坚持至今。
毛主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而张桂梅校长在一个个人人为己、追求升官发财的时代,把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坚持下来,的确是“最难最难的”。而今的张桂梅校长,已经两鬓斑白,她用自己的大半生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答卷,正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了这样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一直激励着我,革命精神始终滋养着我。与‘江姐’们比,我差得远呢!”——通过张桂梅校长的自述,我们才知道支撑张桂梅校长把这件“最难最难的”事坚持下来的榜样力量和精神源泉正是来源于“江姐”。
去年10月,凤凰网的视频节目《舍得智慧人物》做了一期关于教师张桂梅的人物专访,把张桂梅校长炒作为“中国特蕾莎”,然后被媒体竞相转载:
这被民族主义者批作文化不自信,于是,某些媒体又开始炒作张桂梅校长“乞讨办学的感人事迹”:
提到“乞讨办学”,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被毛主席严厉批评过的《武训传》所宣扬的典型人物“武训”。
电影《武训传》受到权力和文化精英热捧的时代背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开始。然而,有的人却不想继续往前走了,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所以,他们需要武训这样的人,在“新民主主义秩序”做不同阶级之间的调和剂,通过武训这样的人安抚劳动人民,而不是通过制度变革来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彻底改变命运。这是毛主席重视批《武训传》的根本原因,重要的不是武训这个人本身,而是吹捧武训的行为、现象和舆论导向。
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殊死较量的时代,无论是“特蕾莎”还是“武训”,他们都成了资本阶级调和矛盾的工具。
在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中国,这样的舆论错位是令人惊愕的,但舆论错位背后“慈善办学”、“捐款办学”的做法却实际上早已大量出现……
当然,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的彻底改变本来就不是个体能够办到的。在阶层日益固化的今天,教育究竟多大程度上还能改变穷人的命运同样是值得怀疑的,但穷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却具有足够的正义性。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张桂梅校长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事,这就足以令我们钦佩和学习。
“她的坚强,她的忠诚,她的坚定信仰,她的无畏,成了我一生的楷模……要以她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张桂梅校长的自我讲述,有力地回击了那些把她比作“特蕾莎”或者“武训”的舆论。——榜样是“江姐”,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义正词严给出的回答。
如果“江姐”来到今天,看到工农群众受苦受穷,她会怎么做?这是今天的青年人应该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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