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放开”或是“鼓励生育”

　　摘要：面对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的人口严峻问题，我国人口生育政策不应从独生子女的一个极端走到全面放开的另一个极端，而应当从计划生育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真正从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来考虑人口生育政策。当前，毫不迟疑出台全面三孩和鼓励措施是正确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最终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达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5月11日，备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虽然发布会上讲到，我国人口总量达到14.1178亿，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人口平均年龄38.8岁，与美国38岁差不多;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8.8亿，劳动力的资源仍然是充沛的等等，但从公布的多项数据看，仍难掩我国人口的严峻形势。一是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人，相比2019年减少了265万人，可谓断崖式下跌，并且出生人口已是连续4年下降，照此趋势，一两年后，我国总人口大概率会达到峰值，其转折性的影响不可小视，并非发言人所称“但具体时间还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轻松。二是受人关注的老龄化问题，七人普数据令人心紧。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4亿，占18.7%，65岁及以上人口达1.9064亿，占13.5%，依据联合国对老龄化红线的设定标准，中国已逾红线近一倍。三是普查数据显示，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2020年与2010年相比，减少4524万人，未来劳动力供应问题严重。

　　正是鉴于我国人口面临的严峻形势，4月14日，央行跨界发表工作论文，提出：“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为此，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一经报道，随即引发热议，赞同与反对意见不一而足。而最让我等独生子女家长愕然的是，人口红利偿债说。曾几何时，不是说“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吗?怎么又承认人口红利用得舒服呢?不是说，独生子女政策才使我国少生了一亿多人，减小了许多负担吗?怎么突然之间，又成了“跨代际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将导致人口反方向变化”，而又成了人口下降的祸因了呢?我等独生子女家长究竟是功是过?

　　的确，人口问题是个复杂问题，是一门学问。但依本人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说复杂也可以不复杂，一个国家出生人口的多少，总与两个直接原因相关：一个是育龄妇女人数，另一个就是生育率，育龄妇女多，生育率高，出生人口就多，反之就少。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从2011年的3.82亿到2020年3亿，总合生育率从1980年的2.61下降到2020年的1.3，两项因素叠加，出生人口自然急剧下降。我国当前出现的人口严峻局面，当然首先是数十年来限制生育所造成，于是有人就认为，现在需要抛弃计划生育了，国家不再提所谓“基本国策”，计生委的撤销是否都在表明这一点。然而完全放弃计划生育的说法是轻率和有害的，因为，这一说法不是去反思计划生育具体政策对人口变化的作用和影响，而想当然的认为可以不要计划生育。然而计划生育却是客观存在，即使国家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家庭实际也会有个生育计划。为了认识我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在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作用，可以先回顾一下毛泽东时代生育计划的提出和演变。

　　上世纪80年代，曾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主流意识”：中国人口增长如此迅猛，原因是50年代马寅初的节制生育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反而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主义”遭到批判所致。这个诛心的说法是正确的吗?的确，统计数据显示，1949—1957年，8年间人口增加了一亿。这一时期人口快速增长，从根本原因来讲，是由于多种有利生育的条件出现所致，反映了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百年战乱局面，空前的和平安定环境极大的促进了人们生育意愿;其次，新中国大幅度的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三是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快速提高，死亡人口从1949年1066万一路下降到1957年的712万，各种有利因素促进下，人口快速增加是合情理的，从某种角度看，正是新国家，新气象的必然反映。

　　当然，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家庭生活负担过重，资源紧张，就业困难加大。马寅初在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后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并非没有道理，他认为中国当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2%以上也与实际相符合。但所谓如果任其发展，50年后，中国人口将高达 26亿，这种忧虑未免主观。因为50年的历史时期，人口生育状况怎可能不改变?在建国初期，台湾还没有解放，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确保国家的安全，比控制人口更重要，我们那时对美帝的一个优势就是人多。1955年7月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马寅初提出了自己的人口观点，却是赞成者少，但这并不说明毛泽东反对计划生育。实际上，朝鲜战争停战后次年，我国人口增长已经引起毛泽东和中央的注意，中共中央1955年1月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的指示》。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1958年我国当年出生人口重回2000万以下，增长率由上年的2.9%下降到2.07%，计划生育已见成效。

　　1959—1961年，我国处于历史上三年困难时期，受生活困难影响，人口出生率由1958年的29.22‰，大幅下降至1961年的18.13‰，死亡率由11.98‰上升到20‰以上，总人口由1958年的6.5994亿下降到1961年的6.5859亿，计划生育在国家层面自然搁置。

　　1961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好转，前段困难时期受到抑制的生育意愿明显恢复，1962年，我国出生人口几近翻番。针对人口发展新情况，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1957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和技术工作。

　　1963年，在生育意愿恢复惯性作用下，当年出生人口达到3073万，为建国以来历年之最。也就是在当年，计划生育宣传推广在全国开始大力进行，笔者至今还记得60年代中期街头宣传计划生育的文艺演出。其后数年，节制生育逐渐普及，在城市，只生两个小孩成为普遍现象。我国出生人口也逐年下降到1967年的2679万。但是在当时，我国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20%，农村中“养儿防老”传统观念还存在，再加上1967-1968年文革初期混乱局面的干扰，1968年以后三年我国出生人口又回到2800多万高位。1966-1970年5年人口净增一亿，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明显。

　　1970年6月，周恩来指出“计划生育是个国家计划问题，不是卫生问题。”自此，人口计划正式纳入第四个五年计划，1973年，各地区相继建立计划生育机构。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计划生育工作力度空前加大，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实施意见，可以说，这是一个在面临人口巨大压力情况下，最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因为这是在最大限度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观愿望下，又基本满足了中国老百姓希望“儿女双全”的生育意愿，最低限度的保存了家庭成员传统关系，可以说，这是一条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底线。因此我们看到，7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一些人口稠密地区，比如四川人口大县南部县，计划生育工作中，虽然对已生育二胎的家庭采取了非常强制的节育措施，但政策是允许了生二胎的，所以针对第三胎的强制预防措施还是具有道义性。在这一政策指导下，经过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努力，我国出生人口从1971年开始逐年下降，到1979年下降到1758万，人口出生率几乎下降了近一倍，可以说这是我国计划生育最值得肯定的一个时期。

　　1970年代末期，我国正处于历史上的社会变革转折期，由于人们思想认识的历史局限性，由于唯心主义，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当时的主流思潮都将人均产值低、就业困难、生活物资短缺归咎于中国人口太多，人口被认为是沉重的包袱，很多学者及决策层认为，要快速提高人均GDP，必须减少人口增长。

　　1980年9月，七机部二院的宋X和李XX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他们研究人口问题的成果，谈到对我国人口进行了预测：如果按照3.0的生育率，一百年后的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42.64亿，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他们还称，中国最优人口是7亿。这个所谓的人口研究成果，视而不见我国人口出生率已降到2.75的事实，视而不见我国70年代引进设备建设的大化肥、大化纤项目正在陆续投产，杂交水稻推广成功，必将彻底解决我国穿衣吃饭问题的事实，完全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遗憾的是，这些论点却成了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也就在同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启动。如果说，就限于让党员带头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那尚且还有一定道理，因为还对应了之前的“一个不少”，但随后的政策却是从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走向城乡均不例外地开始严格管控二胎，之前的“两个正好”被否定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能达到人类代际替代的要求，违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真心希望生育两个孩子，儿女双全的愿望，使下一代兄弟姐妹手足之情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底线的极端政策。而且，独生子女政策就是在计生部门和某些人口专家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在当时机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出台的。对于这样一个极端政策，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1979年12月成都的研讨会上，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对独生子女政策提出强烈抨击。他认为人口老化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令人遗憾的是，梁中堂的观点并没有被决策层接受，独生子女政策还是全面实施了。

　　随后的实际情况表明，希望通过“一胎化”来快速减少出生人口的目的并未达到，1980年出生人口不降反升，1981年更是从回2000万以上高位。个中原因，一是只准生一个违背绝大多数夫妻生育意愿，在城市里尚且还能强力推行，但是在农村，当时的农民确实还有养儿防老的现实需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也存在。因此，对于只生了一个女孩的家庭，是必须要再生一个男孩的，如果又生了一个女孩，很多家庭还会要再生第三个。其二，以前的计生工作主要是针对超生第三胎的少数，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计生工作要控制所有的育龄段家庭不准生二胎，其工作自然是费力不讨好，第三，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推行“大包干”后，大量农村青年外出打工，给计生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后来主要手段就是超生罚款，计生工作处于尴尬境地。

　　从1980年到2000年，被称作人口理论研究断代的20年。独生子女政策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化上等号，一边用着人口红利，一边又宣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占有低，鲜有根据实际情况研讨计划生育政策的论说。

　　然而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十数年后，其弊病已明显暴露出来：一是多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一胎化”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总合生育率多年位于2.5以上，一部分家庭的独生被更多家庭的超生抵消;二是暴露出独生子女扶养成本异常巨大，非常的家庭环境不利于孩子的人格成长，大龄失独家庭的悲创难平，独生子女家长对独子的安全的担心如同让人住进一个明白告诉你设计没有考虑安全系数的屋子里一样始终不安。

　　同一时期，1985年由国家批准作为对照的“允许生二胎”的试点山西翼城县的实际情况表明，允许生二胎的政策并未导致人口激增，而且有利于执行，有利于性别比合理化。1988年翼城县计生委规划了翼城《人口发展测算》，计划到2000年总人口达到300331人，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人口为303258人，规划与现实几乎达到惊人的一致。对于“翼城模式”的成功，一些计生专家却说这是离不开梁中堂细心指导的原因，言下之意翼城模式具有特殊性。而梁本人在那样的氛围下，也尽量淡化个人的作用，总是说翼城模式的成功，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决定的，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其实，抛开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所谓“翼城模式”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翼城县的“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政策不就是毛泽东时代“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政策的继续吗?只可惜，已经暴露无遗的“一胎化”弊病，翼城县的成功实践，甚至大龄失独妇女撕心裂肺的痛哭都没有影响独生子女政策继续推行，使我国失去了在2000年前及时改变“一胎化”政策的时机。

　　直到2003年，主流媒体才出现易富贤关于研讨“一胎化”的文章，2007年，易在香港出版《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三年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为13.3281亿人，只比易的预测少4万人。根据这次人口普查资料，易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经破产—它已经被误导了。他说，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中国已经到了1.2左右的超低总合生育率，人口学家现在该做的只有一件事：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尽管书中论点和预测都石破天惊，但易却同中国很多人一样，把独生子女政策同计划生育等同，本意是反思一胎化呼吁放开生育，却说成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这就有些偏离针对性并与基本国策相撞，或许就减少了影响力。

　　但不管理论上的纷争如何，我国出生人口从1998年跌破2000万后仍一路下滑至06年的1597万，却是事实。然而这也并不能改变计生决策层的固定思维。2007年，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中国将迎来为期五年的第四波婴儿潮，“必须下最大力量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然而，预计的第四波婴儿潮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有学者研究提出，经济发展水平与理想子女数量呈负相关关系—人均GDP高时理想子女数量少。这一理论是乎能说明预计的婴儿潮应到未到，实则不过是解释了生育意愿下降的表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并未揭示。

　　2010年的普查数据终于使决策层感到人口问题的严重，2011年双独二孩实施，紧接着2013年单独二孩又开始实施。直到2014年3月，还有人口专家发论文称，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生9700万。不过这一次，中央决策层再没有被这些专家预测所影响，而是更加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于2015年底出台了“全面二孩”，独生子女政策终于结束。

　　全面二孩推出后，仅有2年出生人口略有上升，随后却出现断崖式下跌，紧锣密鼓推出的计生调整政策，也不能阻止中国出生人口下降的颓势。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前后，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引起众多人士关注，各种看法和论点中，其中两点较为引人关注：一种意见是，全面二孩政策都不能阻止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现在应该立即全面放开生育。那位2014年还在解释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的某教授，现在观点也发生了巨变。他不仅认为全面放开生育都对人口形势没什么作用，而且还提出：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就是自主生育。第二种论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经济发展水平与理想子女数量呈负相关关系，认为亚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的经济发展人口下降与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实质是一致的，只是时间先后和面临程度有所不同。

　　前一种论点叫我等独生子女家长哭笑不得，曾几何时，计生委不是还在宣称“必须下最大力量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紧抱着独生子女政策不放吗?这才过去几年哪，怎么就急匆匆要全面放开生育了呢?这不仅仅是转弯得滑稽，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全面放开论者，无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无视当前贫富差距严重的现实，如果抛弃计划生育，彻底放开，大量低收入人群仍然受困于生育方面的各种困难而不生少生，少数大富家庭却可以随意多生，其结果，不但不能达到提高出生人口的效果，反而造成新的不公平，更加撕裂社会。

　　第二种论点，虽然也可以列出许多我国存在的影响生育意愿的实际状况和原因，但却忽视了一个根本之点—那就是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在这一根本前提下，又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中国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解决目前遇到的人口困境。

　　令人们感到高兴的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已有清醒的认识。202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提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可以理解为国家会进一步放开生育，而包容性似也可以理解为包括对独身“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之类的否定。

　　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发布，不出所料，全国当年出生人口大幅下跌265万，总合生育率仅为1.3。如不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人口负增长有可能在2021年到来，与发布会轻描淡写中国的人口形势态度不同，5月31日，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出台了允许生育三胎的政策，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价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推进教育公平，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各项措施都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可以说，表明中国的人口政策已由限制转向鼓励生育。政策转变看似急剧，实际已是时不我待。

　　从2011年到2015年两孩政策的密集调整实践来看，仅全面放开二胎三胎甚至彻底放开生育恐也不能阻止出生人口的下降，因为，现在年轻人太不愿意生孩子了。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结婚登记为813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大关后，再次跌破900万对大关，说到不愿意结婚的原因，说来说去，就是：担心婚姻不幸福。2020年中国单身成年人数达到2.4亿，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当前每年出生人口下降幅度这么大，并不是全面二孩没起作用，而是在有全面二孩的情况下，仍然下降这么多。在背后其实反映着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那就是年青人生育的意愿越来越低了。在2016年全面二孩之前，二孩比例只占新生儿25%左右，但在2016年全面二孩之后，近几年二孩比例一直维持在50%左右。一孩占比低，意味着90后生育意愿没提上来，如果90后00后生育意愿不提上来，纵然全面放开三孩，未来几年出生人口还将下滑。即使我国未来出生人口能保持在1000万人，十几年后，我国可能面临无足够可征之兵，各行业欠补充之才，生产及社会服务缺可用之人。并且，对应50年代婴儿潮即将到来的死亡高峰期，将使我国人口急剧减少上亿人，这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影响。与周边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日本等人口大国相比较，我国历来具有的人口优势禀赋受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利，人口形势绝非发布会上描绘的那样云淡风轻。

　　政治局会议决定公布后，国家有关部门很快跟进。6月15日，教育部宣布：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其使命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不能让千千万万父母成为培训机构的提款机。6月17日，山东省教育厅印发通知，严禁组织中小学生暑假参加各类辅导培训班，行动之快，令人侧目。7月，教育部、发改委等三部门发文，鼓励各地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缓解家长小升初压力。再看全面二孩实施后，各地推出的一些鼓励措施，这些措施多在孕期和产期政策上发力，大致有以下四类：加大医保支持，推行基本生育免费;延长产假;增加产科儿科医护力量;推行弹性工作制。根据二孩实施后近三年出生人口仍下跌的状况，三孩政策出台后，必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一孩，二孩，三孩出生率均有提高才能收到实效，为此，建议国家进一步考虑以下措施：

　　1、延长产假，统一规定产假为一年，配偶陪产假为30天。

　　2、缩短学制，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以大幅减少家庭教育支出，增加就业年限，减轻晚婚，晚育程度。

　　3、放弃或搁置延长退休年龄计划，该计划极不利于鼓励生育，其对养老金的担忧可以从合理增加缴费年限，所有职工本人自愿可延长1~3年退休，就业人员参保全覆盖等途径来解决。

　　4、1~3岁幼儿免费就近入托，该项建设由政府负责，全部公办。

　　5、认真贯彻劳动法，切实消除畸形加班状况。

　　6、在职妇女产假期满后，均可回到原岗位，不得限制。

　　7、从普惠考虑，较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8、由国家制定的对二孩三孩的奖励、补贴政策。

　　以上8条意见或许有人会认为是故出惊人之言，难以实行。其实，我要说，2、3、4、5、6条难道不是80年代前就已经有的和存在的吗?就是第七条，看看几十年来工资在产值中的占比下降，想想不久前总理说的6亿人月平均收入一千元，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但笔者还是不得不承认，实现上述措施是有很大难度的，必然要受到各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私有资本层面的阻力，会有人批驳说，这样会恶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要知道民营市场主体可是约一个亿，占市场主体90%以上!这些人就会这样玩概念，虚张声势。其实8000万个体工商户(即8000万户市场主体)与产假、8小时工作制有多大关系?这些个体劳动者过去，现在，今后还不都是起早贪黑讨生活吗?他们对鼓励措施应该欢迎才是。不过我们这里暂且不去争论这些，在此笔者想进一步说的是，即使这些鼓励措施都得以实行，也未必能达到所期望的人口出生率。因为就鼓励生育措施来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这还要更好，真金白银砸的还更多，可人口还是上不去。这其实反映出所有那些存在的所谓对生育不友好的现状中，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生产关系。中国当今出现的人口问题，难道不同我国生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吗?难道不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实际削弱，按劳分配为主实际已被改变有关吗?由于这不是一个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我们还是回到人口这个话题，来看看我国历史上的几次婴儿潮起伏变化，或许能够有助于理解这个道理。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波婴儿潮，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被推翻，全民所有制经济开始建立起来，农村合作化快速发展，促进城市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消灭了资本家所有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飞跃的背景下产生的，是必然要出现的。1955年，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1957年开始计划生育教育服务，1958年出生人口回到2000万以下。按照自然规律，第二波婴儿潮应该在1973年才开始，但由于随后遭遇三年困难时期，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1962年，出生人口又出现急剧恢复性增长。同年，我国全面认真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按道理讲，1963年出生人口应该最多保持1962年的水平，但实际情况却是，1963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历史最高3073万人，并在其后多年处于2800万以上高位，成为历时最长，累计增加人口最多的一次婴儿潮。思考分析，其直接原因，是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占80%，农村传统生育观念还不易改变，农村家庭生五，六个孩子是普遍的。有生就有养，农村家庭为什么这样没有顾虑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当时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按照人民公社的规定，每个出生小孩生产队都要按大人的一半分配口粮，国家又按人头供应布票，生产队还得按家庭人口多少分配自留地，这本是国家集体提供的基本保障，但好政策被相当多的一些人滥用了，在一定的条件下反到成为了不利于计划生育的因素。

　　1973年，全国各地计划生育机构建立起来，计划生育也由节制生育转向控制生育，提出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具体实施政策。当年，我国出生人口下降到2550万人，此后一路下降至1979年的1758万人。按照自然规律，对应建国初期婴儿潮的第二波婴儿潮应该从197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但在当时的能为人民群众接受的政策和集体组织的支撑作用下，被抹去于无形之中。

　　1980年，我国全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按道理讲，出生人口应该有较大幅度下降，实际情况却是，当年出生人口不降反升，1981年重回2000万以上，第三波婴儿潮也如期而至，达到1988年2503万高峰。分析原因，除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极端性难以贯彻，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也是另一个原因，农村重回一家一户单干生产方式，对男劳力的需要以及养儿防老思想重新强化，超生难以避免。

　　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出生人口开始出现逆向变化，在1992年总合生育率跌破2之后，长期在1.6左右徘徊。按照自然规律，2010至2014年第四波婴儿潮应到未到。如果说，2010年以前还有独生子女政策起作用，那么，2011年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密集推出为什么还是难挽下降的趋势呢?如果将这一逆向连续过程同1992年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对应来看，就会发现，所谓由“三高”，工作压力大导致的生育意愿下降，正是同92年开始，我国私有资本经济迅速发展相联系的，私有资本经济越是深入发展，越是任性，生育意愿就越是受到压抑。

　　我国人口历史已经表明，除了其他影响生育的因素外，是生产关系还在深层次的起作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应对我国严峻的人口问题，抛弃计划生育全面放开不行，当前应该放开三胎并采取鼓励支持措施。但是如果不注意生产关系的深层次作用，单靠鼓励又能走到哪一步呢?很可能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亦步亦趋，最后还是落入“人口陷阱”。但是这种情形是不能够发生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是伟大的党，是能够总结经验教训的，能够认识到人口问题也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表现方面，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弱化按劳分配为主弱化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所引起的。必须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克服将私有资本经济认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必要组成部分的右倾思潮，改变长期以来鼓励支持私有资本经济的政策，制定新时代对私有资本经济允许存在，有序发展，坚定引导的新政策，减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弊病，并且把经济工作着重点转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上来，让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生娃不只是家事也是国事”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共识，我国人口一定会达到均衡发展的目标。

　　7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意见》，用会议强调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或也是不无恰当的。会议强调“绝不能脱离实际硬干，更不能为了出政绩不顾条件什么都想干，要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重点领域潜在风险，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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