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牍主义

　　毛主席用两部法律治天下，宏观上一部宪法，微观上一部婚姻法，毛主席依靠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道义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大量繁琐而又复杂无比的文件资料。在政治上，建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的简化描述。背离共产主义的初心搞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文牍主义越来越严重。我们要打倒繁琐哲学，确立大道至简。但为什么还有人搞繁琐哲学的文牍主义呢?他们想表现自己学问高深，一方面哗众取宠，另一方面为愚弄群众。他们天花乱坠地杜撰新名词，让老百姓云山雾罩，被卖还跟着数钱。

　　一个组织内是否有不必要的公文、报告和程序，这需要经常的进行自我审视，如果书面上的东西绝大部分已丧失了应有的意义，就应当取消。有个组织有厚达4米的政策手册，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典型的文牍主义集体，人们只喜欢看一些表面文章，显然有些领导已经习惯于枯燥的文字了，他们以僵死的制度，报告和表格对下面的人实行完全的控制，结果造成了文牍主义的流行。在这类组织中，很可能报告的情况就是虚假的，而领导干部也是以数字论英雄，这些人从来也不想想其工作方法究竟管用不管用。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这是对文牍主义的绝妙讽刺。

　　文牍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这些人高高在上，只满足于批发公文表格，企图用公文表格来解决问题。文牍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滥发文件和不干实事。有个小部门每次布置工作都要下发一份文件，要求底下的人如何如何，滥发文件，惟烦琐、程式化的文件表格为上，不务实际、不求实效，脱离实际，满足于在办公室内办理工作，企图依靠文字表格来解决问题。这种组织里充满着各种转发再转发的文件，以及密如织网的盖章又盖章的审批。还有的文牍主义是推卸事故责任的手段，难道出了文件和通知就可以对人民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了么?王岐山严肃指出：“别总是希望发文件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是不可能的，那是文牍主义。落实主体责任不需要再发文件，关键是敢不敢、愿不愿意把这个责任真正担起来!”

　　严重的情况在社会上表现为浮夸风，“上边要，下边报，准不准，天知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虚报浮夸风盛行。据说山东出台了一套法律，针对统计人员的虚报数字制定惩罚条律，吹牛也有可能违反法律了。改变文牍主义只需采取比较简单的作法，即多走动走动就可以了，靠近生产前线的领导要多下基层去听群众的疾苦，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增多，那么虚假和不真实的报表势必就会减少，我们不但人与人之间的气氛会越来越活跃，而且也因此会多几个合格的好干部，贴心人。

　　报表、规划、公文只是工作者参考的工具，由于各种组织目前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年代，自身会遇到许多从未经历过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求人们多考虑实际，排除虚假、抽象的公文的干扰。有人说“考察一个干部合格不合格，主要看他脸黑不黑”，领导干部确实不宜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也不宜开着小骄车下基层，因为许多挖潜增效的办法只能从基层作业的分析中产生。基层报表、文件或资料本身要删繁就简，那些大空话最好少说或不说。检查一个领导是否具有实干精神，可以从克服形式病上看个分晓，那些一张口“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广泛依靠人民群众……”云云的人，恐怕永远也不会形成真正的影响力，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有必要去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那篇文章《反对党八股》，以改掉空话，套话以及空谈哲学的毛病。毛泽东同志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整顿党风的重要任务，同时毛主席也是优良文风的践行者。列宁说，生机勃勃的工作不能淹没在公文的海洋中。文牍主义就是典型的不干实事、不求实效，除了造成机构空转和资源空耗外，没有任何好处。

　　在历史上，清政府曾以皇帝名义下达的“罪己诏”中沉痛感慨:“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可见文牍误国绝非空谈。现在也存在这种现象，有的政客不管百姓疾苦;乱检查，乱评比，乱培训，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频繁给基层制造麻烦。

　　总而言之，公文、报表和资料并不是工作者工作的唯一手段，各级组织不能以文牍案卷来掩饰和遮蔽工作目的本身。但目前由于过多的检查评比或其它原因，很多地方文山再起，不敢说检查评比是错误的，但对于一个集体而言，陷入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究竟是否有必要是令人嘀咕的。如果一天到晚被各种材料所束缚甚至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就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和落实工作了。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与其出大量的资料，倒不如把该做的先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