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企“联想”演变成混合所有制民营企业谈起

　　摘要：司马南六问联想的根本意义并不是在于要清算联想，而是要引起人们对国企改革经验教训的反思，以利于我们怎么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坚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而讲到底利益机制是个根本性问题，国企一定要改革利益机制才有出路。

　　关键词：联想 国企改革 民营企业

　　由中科院投资创办的“联想”原本是一家国企，其在不断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逐渐演变成了一家混合所有制民营企业。特殊性在于她不是一家平庸不良的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而改制转为私企。个中原因，一言概之，其是利益机制原因所使然。对于私有资本者来说，有恒产者有恒心。对于公共权力者来说，则有恒利者有恒心。权力道德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将利益隐藏化而更有利于权力者暗箱操作。联想与海尔是两种不同典型，但在现行的利益机制之下，大多数公有制企业经营者缺乏干事动力，或人浮于事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甚至捞一把就走，或浑浑噩噩不思进取，坐享各种垄断性利益。

　　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时代共同富裕，人民群众政治平等，经济地位平等，并不是搞平均主义。人和人之间收入上也有差别。但是，不允许出现差别过分悬殊的现象，更不允许出现靠投机取巧贪污受贿化公为私的现象。然而，其实计划经济时代总体上讲工农业生产效率低，是一种共同贫困，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远不如现在。而且虽然人和人之间收入上差别较小，但也不是真正的平等，官本位特权更加绝对化，这是因为那时没有资本优越的冲击挑战。

　　改革遇到的真正问题是在国有企业现行的权力道德化利益激励机制及意识形态观念下，格力(董明珠)、海尔(张瑞敏)……这样的公有制企业(企业家)成功典型，仍然像过去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样，难以像市场经济中成功的私有制企业(企业家)由于利益机制自然而然地普遍性的复制开来。

　　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辛探索研究，在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书稿中，提出了一种公共权力优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权力优越与资本优越，和权力客观化(利益化)与权力道德化，这两对相互密切联系的核心概念，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有价值的重要补充，也可以在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中有理有力有利地掌握话语权。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理论的对话中，我们一针见血地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就是资本优越，于社会公平正义而言，与其私有资本优越，不如公共权力优越，因为其天然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只有公共权力优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唯物辨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相反相成)。私有资本天然流淌着利益的血液，以利益求利益无异于缘木求鱼(为利益而利益，会假冒伪劣欺蒙拐骗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需要强调道德――韦伯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精神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道德的激励下，才能获取正当的利益。公共权力天然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以道德求道德同样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需要在利益的激励下，才能真正的实现道德。

　　相比华为，联想背靠中科院，具有人才技术上的优势，这样的国企本来可以做强做优做大，成为另一个科技创新型的华为，为国家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应追问为什么国企就不能比民营做得更好?改革初的国退民进是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又不平衡的现实的，但现在国有企业再不能人为的退了，而是要找到一条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以在与民营企业的自由竞争中发展壮大。有人说国企最大的问题是所有者缺位，名义是全民所有，实际是政府所有，具体上又是政府某个部门管理，最后能拍板的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导致大部分国企被少数人掌控。可是所有权的实质其实归根结底是利益，公共权力优越使利益清晰，实际上有同样的效果，使公有制企业家不会产生短期行为，因为与私企一样，企业壮大发展了，其的利益也跟着壮大发展。所以，讲到底，都是利益机制这个根本性问题!国企一定要改革利益机制才有出路。比如，柳传志肯定是一个企业家人才，我们相信他确实曾经有产业报国的理想。若换种公共权力优越的机制，他不会将国企民营化，至少联想将做得比现在好，甚至成为另一个华为。或者如果联想的掌权者是张瑞敏，今天的联想就一定是另一个华为了。问题是权力道德化下，其不可在公有制企业普遍性的复制开来。换一种权力利益化的激励机制，就会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张瑞敏。

　　有人认为法治未能根本解决问题，原因不在于法治本身，而在于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现而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如果真正落实了，法治大有希望，诸问题皆可迎刃而解。但问题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其要人来制订，更要靠人来执行，特别是执行力人才难得。可以说人是所有原因的终结，企业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针对企业的法律主要是筑牢堤坝，防范出现违法犯罪问题的，解决不了经营管理不善的问题。具体到某个企业，企业要搞好，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企业发展的战略眼光和资源整合能力、科技创新能力、投融资模式、管理机制与员工激励、聚集人才能力、市场营销及应变能力，等等这些都与企业家的才能有关。从宏观制度环境看，如何让企业家安心做企业，激励更多的人在市场大潮中做好企业，涌现更多依法经营、有社会责任感的卓越企业家，则是一个牵涉到利益激励机制是否科学合理的问题。

　　关于司马南对联想的指控，有篇热门网文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而言，企业家只有守法与不守法的区别，不应有更多标签，这才是良好公平的市场环境。柳传志虽然从企业家神坛跌落，但是没有犯罪，即使联想今后如恒大一样爆雷，也只是经营问题。司马南六问联想的价值在于：第一，从反面促使联想反思自己的企业价值观和发展战略;第二，给所有大型公众企业一个警醒，在社会主义中国，现代企业的目标不仅是盈利，还有各种社会责任。否则，互相网的强大舆论，随时有可能将企业推到风口浪尖。第三，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不能再流失了。第四，中国到了引导规范资本发展的阶段，贪婪是资本的本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效节制资本的贪婪，否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区别。可幸的是，自阿里事件后，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司马南功不可没。

　　我们以为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国有企业再也不能人为地退出市场了，联想就是一个人为地退出市场的典型!本来好端端一个发展势头良好潜力无限的国有企业，就被这样一步步折腾成民营化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

　　但也有人质疑：1、内部人现象使国企是国企领导和员工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国企普遍工资比较高，哪怕亏损都不影响高工资，曝出的国企腐败案触目惊心。2、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不能再流失了，这在现有体制下很难!难于上青天。3、首先规范国有资本吧，他们更贪婪。国有银行跨行转账收费，民营支付宝不收!余额宝在很长一段时间利息都比国行的高。国有电信公司收漫游费，有了微信等民营业务竞争，才取消漫游。国有油企拿着国家补贴，但卖的油比国外民营的油质劣价高，等等不胜枚举。只要有垄断就有垄断利润，这道理颠扑不破!一些个国企对内搞垄断利润，对外不平等竞争，已成为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应该说，咱们国家也不缺优秀的经济学者，国企改革也探索出了不同的模式，先后也改了几十年了，如果能行，早就行了。

　　然而应清楚的是，我们一直讲国企现在确实存在利益机制不科学的问题，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我们的公共权力优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利益不是洪水猛兽，问题是公有制企业家要取之有道。我们坚信，中国只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无数挫折后，终究会有这么一天。公有制比不过私有制，社会主义就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当然，我们这个新方案还没有被人们了解理解，这么大的事情要有个很艰难的过程才能逐渐被接受，然后有机会进行试点，让实践去检验，之前则首先要过理论逻辑论证这一思想试验关。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反对的批评性的意见很有价值，真理越辩越明!

　　还有人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公私来定优劣，也不能以营利多少来定好坏，应该是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并存才是合理的，有的应公，有的宜私，有的主抓经济效益，有的追求社会效益，有的着力国家安全，不可一刀切，一锅煮，黑白论。比如，有人老是说东北的国企怎么怎么了?但倒掉淘宝、拼多多、万科、恒大屁事没有，你把一汽大众、中航沈飞倒掉试试看。

　　这样为国企辩护，有一定道理和说服力，但仍然没有触及根本，人家可以说美国连军工企业都私有化了，也不看见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反过来，完全私有化效率上实践已经证明没有问题，损害的主要是公平。可是不公平肯定影响社会稳定，进而必然影响国家安全。所以，私有化的效率又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比美国还大，而美国又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当然，有一些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比我们还大。我们以为贫富差距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存在必然联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过去计划经济下那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而不现实。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水平下，私有制与剥削都有存在的理由，只有通过公有制与其竞争来限制她，并逐步自然而然地彻底战胜她。共同富裕不能是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要通过制度机制，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可以釜底抽薪，减少剥削的空间。所以说，效率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命。

　　也有人提出，目前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面临着的外部压力很大，需要坚持我们党一贯的统一战线方针，加强民族内部团结，以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而司马南质疑联想引发的社会舆论，已经引起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不安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恐慌，担心事情进一步发酵下去，会使中国民营资本逃离到国外去。然而我们却必须指出，在共同富裕问题上，起根本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一次分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第二次、三次分配，而在于第一次分配。即在第一次分配中，前者私有资本优越仅片面性的效率至上，后者公共权力优越公平与效率兼顾。因此只有有效节制资本，缩小贫富差距共同富裕，才能巩固统一战线，加强国内团结一致对外。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是通过减租减息，团结地主富农巩固统一战线的。至于担心民营资本逃离中国，资本是逐利流动的，只要坚持两个不动摇，经济形势利好便可以防止。

　　所以，司马南先生六问联想的根本意义并不是在于要清算联想，而是要引起人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经验教训的反思，以利于我们怎么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全体人民谋利益!那么，藉着这一次有关联想集团的一系列讨论，我们可以更加完善和改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各种权力优越激励于公有制企业家，在微观性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上包括人事财物四个方面，党政部门要给公有制企业家彻底松绑，一是要信任，二是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几千家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是多么大的一块蛋糕，要触动相关党政部门的有关人事钱物权力方面的天大利益。国企改革也许难就难这里，只要一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命!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任重道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2]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坚持两个“不动摇”不可偏废。首先，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努力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压舱石性的主导作用，理直气壮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其次，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要建立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然而，著名财经媒体人秦朔先生在为联想辩护时，对于两个不动摇，只强调后一个，而只字不提前一个，国有企业人为地退出市场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就关系到前一个不动摇。他在文中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这样说道：如果真的走进中国民企，走过一批，就会知道当初他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才获得了些许成功，“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想出千方万法”绝不是空言。而当初大量“国有”“集体”资产其实非常薄弱，很多企业都是在办不下去的情况下出让给“能人”和“弄潮儿”的。我们这里就有点弄不明白了，请问秦朔先生联想当时是这种情形吗?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实践，证明资本优越会控制一切。看看这次抗击新冠疫情，我们有国有企事业单位作为中流砥柱，而西方国家抗疫力不从心，就与资本优越的干扰密切相关!

　　在继秦朔先生撰文后，又有著名经济学者刘胜军先生撰文强调：“联想是改革早期的中国明星企业，它的改制结果创造了公司的繁荣，如何评价它的改制，一定程度上会牵扯到对改革开放的再定义。这当中首先是法律问题，同时政治考量也不会缺席。”我们承认这是中国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观点，可正正是在这一点上通过联想这个案例我们需要深刻反思。比如，联想高管的天价年薪是由股东会决定的，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漏洞，但程序正义不等于实质正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靠联想高管的道德觉醒来自我纠正，肯定是不可复制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舍卒保车舍车保帅的选择。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联想的股权结构民营控股私有化，资本优越独大可以任性说了算。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当年联想不改制，坚持公有制就一定企业不能搞好做强做优做大吗?我们的公有制企业家公共权力优越改革方案，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希望能够引起国人和国家的高度关注重视。这里不妨套用刘先生的话，反其道而用之：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现有国有企业，与其继续“联想”，不如探索“格力”。

　　最后必须指出，我们的公有制企业公共权力优越改革方案，不仅不需要对改革开放再定义，相反，其是在实践已经证明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路径上，更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和完善。回顾我们走过来的成功经济改革道路，其实质上是不断放权(分权，下同)。我们的建议与以往改革的共同点是向市场放权，区别的是以往的改革着重于国家向社会放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壮大民营企业。现在我们的建议则是，同时在国家公共权力内部也上下位分权，实际落实政企分开，上位宏观领导与监督权的党政部门向下位具体执行权的公有制企业家放权，从而搞活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企业，可持续的不断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以上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企业还有存在的生产力水平基础，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通过相互竞争来相互促进，两条腿走路比一条腿强，两个方面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公有制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了，国家权力对其的掌控，比对民营企业的控制更加有力和得心应手。这有利于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这里，在我国国有企业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谨提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方案如下：

　　第一、国有企业分级制：包括中央国企，地方国企——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县(省辖市、自治州、旗)级。各级国有企业利润分别上交各级财政，归全国人民或各级地方人民共享共有。

　　第二、国有企业规模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我们以往国有企业改革的“抓大放小”是正确的，国有企业应要求一定的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应一千到二千左右职工规模以上，知识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应五百到一千左右职工规模以上。

　　第三、国有企业一元二次委托代理制：从委托代理视角来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的上位宏观监管权和国有企业的下位具体执行权形成了一种两次委托代理结构。之所以要形成这样一个两次委托代理结构，为的是不使上位权与下位权混合，一身而兼二任。据此，中央和地方现设各级国资委退出政府部门机构系列，与监察委、法院、检察院平行单独设立，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借鉴市场性竞选模式运作，胜出者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委托，代表国有资产全民所有权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管(上位权)，并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这样在国有企业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一元不可分割整体共同所有形式下，实行国资委首次代理加国有企业管理层再次代理的二次委托代理运作机制，两者之间相互配合协调，以共同完成全体人民委托对国有企业生产资料进行市场经营并保值增值的代理职责。其整个链条为：全体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国资委，国有企业职工通过选举产生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通过劳动力市场自由招用国有企业职工。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国有企业职工有权罢免不称职的管理者。这样，就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对国资委，国有企业职工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层的权力制约机制。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即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由于决策过分集中和政治上的不民主，其使国有制发生官僚主义变形。因此，可以通过管理决策的适度分散以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来矫正偏差。^[3]

　　第四、国有企业高管层市场化选择制：只有通过最大限度的公平自由竞争所选择出的那些杰出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即能向社会提供最高经济效益者，才能获得支配和经营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权力。国企改革首先从企业所有高层管理人员全部就地免职开始(新投资创办的企业没有这一项)，对外开放面向全社会(当然也含企业内部人员)重新组建和选择企业第二次创业创始人团队，并使之成为职业企业家，就任后从此与企业共命运，政企分开，不再被上级政府部门所掌握着其职务的升迁调动。在竞争中落选的企业原高管人员，若本人申请要求的话，可以平级调动安排到行政事业单位任职。总之，国有企业改革应从国有企业高层经营管理者的产生机制做起，由国有企业自身通过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对其进行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国有企业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或总经理)以及董事会、监事会的多数成员与职代会代表，由竞选方式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候选人，除职工董事及职工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推荐外，一般主要由国资委差额推荐参加竞选。专业董事和监事则由国资委市场化聘任。这是国资委监管国有企业的一种重要途径。国有企业成立选举委员会和建立选举投票工作站，对竞选与投票进行严格规范管理。

　　第五、国有企业首长负责制：董事长(党委书记)与首席执行官(或总经理)一肩挑。制订《国有企业法》之前，循序渐进先制订《国有企业管理条例》，明确国有企业实行首长负责制，国资委不得在法律之外干涉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举产生程序。以此来推动国资委宏观领导与监督上位权与国有企业家具体执行下位权的合理配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由管企业转为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为股权关系。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者，除享有出资额的收益权(利润)和对国有企业的资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管的权利外，只能用行政法治的手段调节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税收、利润由国家调控，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税法、利润法;工资则企业掌握，不论国企私企。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作为企业法人代表，拥有特定剩余控制权，像私有企业主一样，充分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并与企业共沉浮，企业愈壮大发展权力亦愈壮大发展，反之亦然。国有企业向国家上交利税后，全部所得自主支配，即享有特定剩余索取权，或用于扩大再生产，或用于改善职工福利、工资待遇，根据生产经营状况，由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决定，一切取决于国有企业发展壮大的需要，由市场引导、职工民主监督。

　　第六、国有企业高管层年薪制：其报酬与国有企业效益挂钩，但上要封顶，以消除剥削为度;下不保底，完全按劳分配。切实保障其一切合法权益，包括薪酬、奖金、福利及其各种权力优越待遇等等。国有企业的高层经营管理者的年薪制以及其它激励措施，是为合理定价权力优越而顺理成章作出的制度安排。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权力优越必然会找到自己的合理价位。

　　第七、国有企业高管层市场风险基金制：根据责、权、利相对等原则，建立国有企业高管层风险基金制度，其缴纳的风险基金，只有落选、辞职及退休时经审计后才能支取。在任经营期间，风险基金的用途作为一种抵押，当国有企业由于经营失误发生亏损甚至破产时用于作抵债准备金。风险基金来源包括对国有企业高管层按一定比例提取的延期支付个人效益工资和个人不动产、个人存款等。

　　第八、国有企业职工市场招用制：国有企业职工为自由劳动者，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自主择业，自由流动，政府有责任保障其的一切合法权益。劳动者在国有企业中就业有参加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得到合理报酬的权利。国有企业利润归国家或地方所有，没有私有制企业的资本家合法性剥削，利益冲突的对抗性劳资关系、劳资矛盾，转化为利益不冲突非对抗性的干群关系、干群矛盾，只须注重防止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行为。通过在所有国有企业中保障所有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对所有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将全国所有经营性国有资产全部进行量化统计，然后具体量化分配到每一个公民身上。公民个人所有那份经营性国有资产，分成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拥有投资性股权，与不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公民拥有非投资性股权两种情况。前者参加各自的国有企业分红，与各自的国有企业效益挂钩。后者参加全国经营性国有资产总体分红，与全国总体经营性国有资产效益挂钩。

　　第九、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国有企业高管层要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述职，虚心接受职工代表大会对其履职报告的各项审议，加强相互沟通，落实协商民主。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传统，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骨干与模范带头作用，使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运行中有机相结合。国有企业职工通过自己选举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参与民主管理，同时通过其日常工作机构工会向职工宣传贯彻高管经营层的各项经营决策及管理规章或措施，并维护职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协调与反馈职工的各种意见或建议。

　　第十、国有企业经营绩效国资委派遣监管制：监事会主席由同级国资委派遣，代表上位权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经营行为进行现场直接监管。其一年一任，可以连任，也可以随时撤换。各种报酬由同级公共财政从该国有企业上交利润中支付，与该国有企业效益挂钩。

　　第十一、国有企业财务核算国资委派遣监管制：国有企业财务会计机构及人员实行同级国资委直属领导制度，由同级国资委直接派遣和管理，对同级国资委负责，以保障同级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经营的财务状况的知情权，避免内部人现象。

　　第十二、国有企业破产退出制：私有企业存在客观自然性的试错退出市场机制，而目前国有企业还没有这种试错退出市场机制。终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指出的计划经济中国家与企业是一种“父子”关系，因此带来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导致国家为了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理由，会继续拨款支撑一个亏本的企业的现象。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财政上实行一次性断奶的预算硬约束，让其像私有制企业一样面对市场所有风险，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时严格依法破产，从而优胜劣汰增强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责任感及压力，置于死地而后生。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求是网》2018年6月6日，http://www.qstheory.cn/2018-06/06/c_1122947200.htm.

　　2、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2014年4月1日)，《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

　　3、[波兰]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作者简介：

　　齐小军(1979—)，男，汉族，内蒙古赤峰人，牡丹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何路社(1955—)，男，汉族，湖南邵东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公共权力。

　　电子邮箱：qixiaojun1979@163.com;地址：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爱民区 牡丹江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157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