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中国会不会被第四次工业革命“开除球籍”

　　第四次科技革命是继蒸汽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技术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与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又一次科技革命，以石墨烯、基因几乎是、虚拟现实、量子信息技术、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与生物技术为技术突破口的工业。按照设定，人类在这个阶段要完成的目标是工厂智能化，也就是说是“绿色革命”。各个国家都想在科技竞争中占据领先位置，这种竞争力最终都会转化为科技成果。工业革命的每个阶段都极大释放了社会的生产力，而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谁最先抓住了发展的契机则谁就能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头人。步入新的工业革命时代后，谁各国都想利用新型技术的发展超越对手。科技的发展让社会进步的步伐越发加快，任何一个环节的落下都有可能导致后续发展的滞后，此即邓小平早已提到的“开除球籍”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什么在决定着她的兴衰存亡?这有其外因，更有其内因;有其表面原因，更有其深层原因，主要是人口、制度、文化。文化足以产生某种驱动作用，比如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传统，这将对民族产生深远影响或导致民族状态的显著不同。为什么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比较成功?犹太人注重培养下一代并团结奋进。为什么东亚国家可以经济迅速发展?东亚人勤劳，相对而言更物质主义，这样的文化有助于其发展阶段经济在短期内的高速增长。为什么在同等经济水平下穆斯林生育率较高，因为伊斯兰文化的生育驱动力和保护力更强。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结果，由此决定民族的表现和民族的未来。制度是一个国家核心的大规则，决定着国家的宏观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微观活动，由此塑造着国民思想文化，改变着政治、经济、社会面貌，影响着教育、科技、军事能力，培育并释放着一个国家的实力与竞争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活力与兴衰的命运。为什么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快成为列强之一?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潮流下迅速培育并释放出强大的国家能力，而此时封建专制制度严重束缚了清朝实力的发展与释放。为什么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加速?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变了，释放出了长期被压抑的国民活力和经济驱动力。为什么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屹立不倒、依旧充满活力?因为美国的制度可以保证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充分释放国民活力并持续吸引大量人才，和人口实力增长一起确保了美国强大的竞争力和实力的持续增长。人口的实力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一切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参与的竞争，一切的实力归根结底都是依附于或配合于人的实力。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载体，人口是民族与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源泉，因此人口实力决定民族与国家实力的长期转变，人口是民族与国家兴衰沉浮的根基，人口最终最长远的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为什么美国世界第一?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人口实力最强。为什么美国经济等实力是加拿大的十倍?在类似制度、经济条件下美国人口也是加拿大的十倍。为什么日本实力不可能超越美国?因为同为高等发达国家美国人口是日本的2.5倍且日本生育率超低而美国人口实力持续增长。为什么世界看好中国和印度?因为中国和印度人口多。在全球化和各个国家的相互追赶学习下，扣除老龄化速度发展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千人研发人员数量等各项平均指标具有趋同的长期趋势(与人口数量无关)，最终人口实力决定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这是世界看好中国与印度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和在大国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但可惜中国却自弃这个最大优势与核心竞争力。同等条件下，人口越多则人口实力越强。同等人口数量下，人口质量越高则人口实力越强。同时人口结构也影响着人口实力与转变，比如说儿童人口比例高，这意味着人口实力的增长，反之则相反;人口结构年轻，则同等单个国民质量下人口实力更强，反之则相反。由于“少生优育” 的宣传，不少中国人把人口数量和质量对立起来。其实相反，少生未必优育，多生反而最终提高人口质量。少生造成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发展。现在少生，未来老龄化严重，则未来养老支出必然挤压教育投入，少生不利于教育投入的长期增长;现在多生，国家增加一些人力资本投资开支，未来老龄化轻，劳动人口充足，有条件保持教育投入持续增长。因此，最终结果是少生不能提高人口质量，反而带来独生子女问题和重老龄化问题。假设有三种家庭，分别是每代生育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假设爷爷辈人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小学毕业)，父辈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孙辈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5年(大专毕业水平);假设人均预期寿命为78岁(现在美国水平)，孩子出生的母亲年龄为26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家庭组成的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1年，年龄中位数却高达52岁，是一个人口质量很低又老又没发展前途的国家;两个孩子家庭组成的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年龄中位数为39岁，是一个人口质量中等的中年型国家;三个孩子家庭组成的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2年，年龄中位数为31岁，是一个人口质量较高充满发展希望的壮年型国家。因为不但单个国民质量在决定着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也在决定着人口质量，少生孩子的最终结果是不仅降低人口数量还降低人口质量，严重损伤未来人口实力。除了人口、制度、文化，也有人说教育、经济、科技、军事、领土与资源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也非常重要。是的，教育、经济、科技、军事也重要，但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且它们都是人口、制度、文化所衍生出来的。而领土上的资源，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源的最终使用已经没有了国界，不能构成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核心因素。犹太人重视孩子教育，华人也重视孩子教育，这是文化所决定的。我们一直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但过去政府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曾长期只有2%到3%，世界倒数，与我们的文化和宣传背道而驰，所以公民重视教育的愿望很难转化为政府实际教育投入。民国时期我们的教育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比我们还穷的印度、巴基斯坦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人口不足大陆1/50的台湾培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中国大陆培养不出来?政府的低教育投入，还缺乏大师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成长所需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且造成教育严重行政化官僚化。教育是制度与文化的衍生因素，同时人口的质量也已经包含了教育，人口结构的转变也影响教育，所以教育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经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物质力量，同时也决定着科研投入、军事投入和政治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但经济本身又是人口、制度、文化结合的产物，人口是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力的生命载体，制度和文化释放者国民(人口)的经济能量，最终决定经济实力与竞争力。从生产角度看，经济实力乃是在一定制度、文化及其所推动的发展之上，由人口实力与生产效率、创新能力所决定的。从消费角度看，经济实力就是投资与消费的总和(假设净出口为零，不再考虑出口)，而投资又是由消费和科技发展所引致的，最终人口的消费需求和科技发展决定经济总量。由于全球化和相互学习跟进，从长远未来看，人口实力决定经济实力。经济实力与竞争力是人口、制度、文化的衍生因素，所有经济实力也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核心因素。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滚滚力量。科技的实力，除了引进之外，自主科研能力主要由人、经济投入和制度所决定。人口越多，相应科研队伍实力越强;人口越多，科技发展的物质支撑(经济实力)越强;人口越多，科研成果市场越大，人均成本越低，因此人口支撑着科技的发展进步。最终来说，科研实力是由人口与制度所主要决定的，文化对其也有影响，因此科技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军事力量是人与武器的组合。人的因素乃由人口决定，年轻人口多则兵源质量高，反之则相反。武器的因素，主要由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所决定，间接来说又主要由人口和制度所决定。因此军事也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在全球化的未来国界持续淡化的趋势下，领土对民族来说越来越没有边界。在经济全球化和人财物自由流动的今天，资源的实际利用也已经全球化了。比如购买日本的汽车，这可能包括利用了日本的水、中东的石油、澳大利亚的铁矿和中国的煤炭。更重要的是，一切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包含着经济和科技的因素，经济与科技决定着资源利用的范围、深度和广度，资源的本质是人类如何利用取值不尽的物质。比如说铀矿，在没有核裂变技术下，它就是无用的石头。等到可以有效利用核聚变，人类将获得用之不竭的能源。能源之外的其他资源，不是量很大(包括领土外或地球外的)，就是可替代，还可以循环使用，因此最终不存在资源的瓶颈。人口多，经济实力和科研实力强，市场广阔，开发收益高，人均成本低，投资风险小，人口多反而更有利于资源的开发利用，人口多可以“跳出”更多资源。资源的本质是人类的经济科技实力所决定的其利用物质的能力，因此人口创造了资源。全球化的领土与资源越来越失去了边界，对民族与国家兴衰的影响越来越弱。同时，人口也创造了资源。因而领土及其上的资源也不是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最核心因素。人口、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三大支柱，人口是其生命载体，制度是其活动的根本规则，文化是决定其思想行为的内核。人口是其力量的源泉，制度与文化培育并释放着这个力量之源，三者共同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兴衰命运。在决定民族与国家兴衰的三大支柱中，人口是根基。若没有人口，或人口大衰落了，再好的制度在好的文化也没有意义，人口的大衰落将注定我们的大衰落，即便是现在制度不好、现在思想文化氛围也不好，只要生育率高或生育率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人口实力保持着，通过制度改良仍会很有希望，且未来兴盛的机会永远向我们开放。作为外在的硬规则制度，与内在的软规则文化也决定着人口实力的转变。如果制度或者说政策有利于民族长远发展，如果生育文化在现在经济社会思潮之下仍旧有生命力，那制度与文化将相对提高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生育率，从而决定人口的转变和未来的人口实力，进而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大命运。比如，现在社会化养老方式冲垮了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养儿(女)防老”，原本的民族生育文化优势变成了生育文化劣势。如果重塑制度设计，让养老收益和生育直接的充分结合起来，则“养儿(女)防老”由中华生育文化优势转为劣势之后再重新转为优势。现在的中国最危险的是严重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意味着未来人口的大崩溃，现在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将导致未来中国人口每过一代(二三十年)减少40%，人口专家以此预计2300年中国仅有2800万人且老龄化极其严重。“只要人在，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反过来说，人没了，或者说人口实力没有了，一切机会都不属于你了。人口的崩溃，对中华民族来说是第一大危险!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我们把列强赶走了，那时中国生育率高，还经得起战争的损耗。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我们把日本赶走了，那时中国生育率很高，还经得起战争的损耗。“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那时中国人口结构年轻，生育率还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所以还经得起折腾。但未来的中国无需再担心那种外来侵略，计划生育政策自毁中国未来。无需其他折腾，超低生育率毁掉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即便是再好的国家制定和再优秀的民族文化，超低生育率的中国和中华民族也会面临大衰落，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又弱国家和濒危民族!此乃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之最高危险!我们停止计划生育政策不就行了吗?我们未来也可以鼓励生育吗?中国人/汉人最爱生孩子而无需担心?在几十年来的全方位单方计划生育宣传下，许多中国人已经认识不到民族的超低生育率危机，甚至把低生育率当好事(关于人口方面的种种错误认识，请见《中国超低生育率十万火急，人口政策请勿再“穷折腾”》)。没有比把毒药当蜂蜜更危险的了，最大的危险是我们认识不到危险，最大的危险是前方是悬崖而我们却认为那是通往天堂之路。在这个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千年危机之上，许多人却认识不到危险，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继续执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此乃中华民族最大之千年危机!中华生育文化的物质支柱是“养儿(女)防老”，现代社会化养老方式把这根物质支柱拆掉了;精神支柱是“传香火”等，现已经严重退化，几乎荡然无存;保护生育能力和生育单位家庭的文化因素是“万恶淫为首”和佛家的不杀生等，可惜黄色泛滥，性道德崩溃，离婚率不断提高，流产数量和剖腹产比例很高，无论是生育能力还是生育单位家庭都遭到比较严重的破坏。同时面子文化、勤劳文化和物质主义严重加大其压力，高妇女劳动参与率和女强人文化降低生育率，精养孩子和攀比严重加大养育成本，等等，这些都在降低着生育率。这样的民族生育文化在现代经济社会下必然导致超低的生育率，现在全世界华人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中华文化圈国家生育率世界倒数，港澳台三地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垫底(仅生育一个孩子或不到)!这说明，中国人或者说汉人爱生孩子早已成为历史，中华民族已经沦为最不爱生孩子的民族。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也就是说现在的生育主体是80后女生，接着就是90后和00后女生了。现在年轻人是高生活压力，城市不必说，农村80后绝大多数不想呆在农村，在城市大多没有房子，低收入且高生活成本高养孩子成本，生育率必然也低，未来中国更加如此。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将只有0.65亿。现在中国每年新生孩子数量仅占世界的10%左右，而且性别比严重失衡，未来中国儿童数量和占世界比例更是处于长期快速下降的趋势。中华民族人口大崩溃很难很难避免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改变，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继续推进，中国生育率将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而未来，不仅民族文化上和国情上必然导致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在制度上也难以保证中华民族走出低生育率的灭亡阴影。重老龄化社会是养老压力大和社会经济发展前景黯淡的社会，重老龄化将导致年轻人更大的压力和更少的发展机会，陷入低生育率重老龄化的恶性循环;选民中老年人口比重大且老年人政治参与率显著高于负担重的年轻人，难以产生对老年人不利但对民族发展有利的政策，比如废除现在社会化养老模式转而按子女数量和贡献发放养老金或重新采取“养儿(女)防老”模式，这几乎在政治上不可能;领导人四五年一届，连任两届才八到十年，现在鼓励生孩子到二三十年后才能变成实际劳动力和纳税人，鼓励生育是现在领导人的成本，但收益却属于未来领导人，这种政治困境决定政府难以大力鼓励生育。只有建立以人为本、以人民生活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建立以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再生产和重振中华文化尤其是中华生育文化为中心的民族人口和民族文化发展体系，建立一个富有生命活力的、能有效使用全民智慧和全民能动性的政治社会发展体系，才能长久振兴中华。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重老龄化下的集体决策和鼓励生育成本当期性、收益远期性的政治困境决定这似乎又不可能。比如改变养老方式，养老完全同生育挂钩，这在全球社会化养老和市场化养老大潮下，在如上所述的政治困境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日本、韩国、新加坡、俄罗斯和东欧各国仍然没有摆脱超低生育率。欧美发达国家鼓励生育几十年了，除美国之外仍没有摆脱低生育率危机。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多生几个小孩就可以不工作，依靠生育补助就可以满足生活，但生育率依旧很低。美国生育率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是因为生育率较高的拉美移民比例持续快速增长，传统美国白人和其他欧美国家生育率差不多。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特性、未来超严重的低生育率重老龄化恶性循环和政治的困境，依照发达国家人口历史，中国很难在50年内摆脱超低生育率、在100年内把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即便幸运，未来中华民族摆脱了低生育率危机，但那时也已经付出惨痛损失，中华人口占世界比例将跌至很低的水平。对于一个曾经长期占世界人口1/3的民族来说，几乎等于被开除球籍。除非出现伟大的领导人沉重的认识到中华新千年危机，或认识到中华民族新千年危机的人成为伟大的领导者，帮助中华民族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制度与政策，重塑民族文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亦称“工业4.0”，即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开启智能化时代。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也是德国政府列入《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中提出的十大未来项目之一。该项目由德国联邦教育局及研究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联合资助，投资预计达2亿欧元，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在商业流程及价值流程中整合客户及商业伙伴，技术基础是网络实体系统及物联网。德国版“工业4.0”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与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直至实现快速、高效与个人化的产品供应。2015年5月，《中国制造2025》出台，正式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德双方签署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中有关工业4.0合作的内容共有4条，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工业生产的数字化就是“工业4.0”对于未来中德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政府将为企业参与该进程提供政策支持。工业4.0的本质是通过数据流动自动化技术从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以同质化规模化的成本构建异质化定制化的产业。工业4.0驱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是“互联”，互联网技术降低了产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速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反馈，进而催生消费者驱动的商业模式。工业4.0的象征是“互联网+制造业”的智能生产，催生大量的新型商业模式而直至实现“C2B2C”的商业模式。未来的数据流动自动化典型是通用电气(GE)公司推动的“工业互联网”，主要关注产品本身的智能化。中国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难点主要有三个：缺乏足够的技能来加快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企业的信息技术部门有冗余的威胁，很多利益相关者不愿改变。

　　中国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技创新还有很多短板：中国在科技方面发展极不平衡，现在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只在全球排在九十几，中国整体经济的质量还是不高的。在一些关键高技术领域，中国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相当严重，中国进口集成电路所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中国科技界的创新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历来强调创新的正面作用而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对创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如何规制考虑不多。中国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差距?中国市场化改革还不完善，还存在很多产权问题。尤其是信用体制的建设与中小企业的融资，我们出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政策都是想解决这一基本问题。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比如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很多科研机构作为事业单位的改革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滞后。中国科技界在在赶超战略下形成了很多惯性思维，很多私人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而不愿投入更多资金搞创新开发新产品，反而认为最稳当的盈利模式就是为跨国公司做代工。中国科技界从成长到成熟也需要时间，中国对的技术发展史实际是一部技术引进在中国不断消化的历史，强调创新能力也就是改革开放近十年的事，形成比较完善成熟的创新体系还需要长期磨炼。鸦片战争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在前几次工业革命期间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个前沿，等这些技术到了中国时已比较成熟，所以我们用起来没有特别大的阻力。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一样了，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头班车”上。其他国家感受到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就业方面、伦理方面、治理方面的影响，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上该做什么?第一，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进一步补短板。中国在制药、半导体设计、特殊医药、化工材料等领域我们差距是巨大的，有必要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里面进一步补短板。第二，技术创新架桥梁。全球主要的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情况，中国的国家电网希望架设全球智能电网，但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公司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学术界企业界之间的桥梁怎么更顺畅?这是中国的创新体系建设需要重点考虑的。第三，制度建设谋远略。一是社会预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在这些技术的选择过程中，社会各界不能袖手旁观，要有一种社会预见的方式，通过各种机制邀请公众、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这些选择，构建一种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是我们不容回避的。二是同步设计：我们今天碰到的环境污染、废料污染等问题在技术流程设计时就出了差错，等到最后尾端再解决就晚了，很多对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都需要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就要考虑进去。美国的电气工程协会出台了好几版关于工程设计中的伦理守则，中国相关的专业协会也出台了这方面的手册，中国应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参与到同步设计当中。三是适应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共同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备，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既要鼓励创新又要对其产生的各种风险有效规制。传统规制体系中政府高高在上，对企业像猫抓老鼠一样进行惩罚，但对一些新的技术领域方面的创新的了解非常有限。这时企业与政府就应形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一起探讨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创新更加有利以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四是全球参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等很多新的领域给全世界的科学界、对全世界政府提出了挑战，中国在这方面应与全世界各国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到具体就是研究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很多学者和专家都要参与相关的政策讨论。展望未来，人类的命运将取决于如何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

　　如何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的“秘诀”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李克强在2014年前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用“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这句古语来形容这一理念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意义。英国路透社评论，中国政府探索的“双创”路径推进的创新创业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自2014年李克强首次提出“双创”以来，中国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超过4万家，相当于不少中等经济体中小微企业的总量。其中新登记企业近1.4万户，企业活跃度保持在70%左右，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类市场主体成了中国最大的就业“容纳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曾经以廉价劳动力闻名于世。现在它有了其他东西来贡献给世界——创新。”201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64.6%，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51.6%;科技进步贡献率上升到56.2%，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如果把过去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出口、消费比作“三驾马车”，那么消费升级、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无疑是未来助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三驾轿车”，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突破在其中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