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中的世界——气候变化进入更具风险性的阶段

  【环球视野】 

1.极端气候带来的困境

  2020年底，美国加州各地超过600场山火肆虐，导致7人丧生。同期两个热带气旋几天之内先后袭击了墨西哥湾，首先是热带风暴马尔科，然后是飓风劳拉。美国有26人死于飓风劳拉，劳拉也追平了路易斯安那州史上最强飓风的纪录。这些极端天气标志着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未来几十年中，随着气温不断爬升，看起来没有关联的气候灾难将同时发生，产生的影响互相叠加。科学家预计将出现更多更强的热带风暴和热浪，灾难接踵而至，留给人们在灾难之间喘息的时间越来越少。

  很多科学家评估气候变化的威胁是基于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与严重程度，他们把每一场危机——可能是得克萨斯州的风暴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山火——视为彼此没有关联的灾难。但想想在热浪第四天又迎来新一波热浪地区人民的感受，人们的恢复力已经开始枯竭。有些人将极端天气视为独立事件，但这种观点就像是在看电影时只看了几帧胶片上的静止画面——的确是重要的情节节点，但却不是故事的全部。将气候变化视为单个极端天气的累积，严重低估了气候变化的威胁，因为气候事件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最近的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特征是极端气候的相互作用——加剧了对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危害。

  有两种相互作用特别令人担忧。第一种是随着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剧烈，在发生的时间与空间间隔上越发接近，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一个独立的极端天气事件——比如飓风或是山火——就可以蹂躏大片的区域，接踵而来的气候灾难会让损失更加惨重。第二种是极端气候事件相互作用的长期性。当包括空气、海洋、陆地或冰川在内的任何一个地球自发调节气候的机制失去控制时，牵一发而动全身，将会触发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的生态机制。

  这些气候变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风险将挑战传统智慧。美国以及其他富裕国家总是把温室气体的减排放在第一位，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始终位居第二。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不能得到控制，对于人类社会来讲是不可能成功地适应气候变化的——各国将遭受损失，许多人会失去生命——因此这种排序方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适应气候变化看起来没有那么有吸引力，是因为全球的确没有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全球的政治家们现在也不能再低估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用了，因为极端天气引发毁灭性的后果不是在将来，而是当下。

2.气候灾难危机四伏

  极端气候事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北海（大西洋东部的边缘海）1953年的大风暴造成荷兰与英国超过2000人死亡。2003年西欧的热浪导致大约35000人到70000人死亡。飓风桑迪2012年袭击美国东北海岸，造成大约800亿美元的损失。以往，这些带来严重后果的灾难，一个地区一般都会间隔几代人的时间才发生一次。这样的大型极端天气，虽然全球每年要发生很多起，但很少在同一个地方重复发生。例如，北海风暴就是当地百年一遇的大灾难；2003年的热浪是500年一遇的事件；飓风桑迪把纽约市淹没也是250年一次的罕见灾难。

  可悲的是，一些一辈子难得一见的灾难可能很快就要变成一年一次的家常便饭。随着温度上升，极端气候灾难在特定地点、特定年份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特别是沿海地区。到2050年，以前一个世纪一遇的洪水，在全球很多沿海地区将每年都发生。

  当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同一个地区，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远超单个灾难事件后果的总和。计算机气候模型确认，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一连串极端炎热天气出现的概率在快速攀升。市政设施可以勉强应付连续几天的炎热天气，但对于持续一周或两周的热浪就无能为力了。随着热浪的到来，电网强撑着为家家户户供应空调所需的电力，不堪重负的电网有随时出现故障停电的风险。一旦停电，在高热环境下人体的温度调节能力会出问题，一些人会死于中暑或呼吸道疾病。对于没有空调的人来说（占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很多人住在城市里的老旧公寓里，房子自然冷却的速度本来就慢，这些人在热浪来袭时面临着最大的风险。当酷热天气接踵而至，而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要晚一到两天才会下降，这个时候，不少居民将倍受煎熬。

  另外的科学发现还揭示了更多的问题：未来在很多地方，高湿度与高温的状况会比现在更加如影随形。高温加高湿比单独的高温或高湿对人体的杀伤力更强——甚至超过这两者单独影响力的总和。当温度与湿度超过一定阈值后，人体就不能通过排汗散发自身新陈代谢的热量。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户外的活动——农田劳作、建筑工地，甚至一场足球比赛——都可能带来致命的伤害。

  2017年飓风季已经给人类充分展示了，多重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不是假想。2017年8月，飓风哈维袭击了美国的墨西哥湾，4英尺以上的豪雨淹没了休斯敦、得克萨斯附近地区，导致超过900亿美元的损失。几个星期之后，飓风厄玛将背风群岛夷为平地，还从侧面打击了波多黎各。两周以后，飓风玛丽亚正面登陆波多黎各，摧毁了岛上的基础设施并造成3000人死亡。上述每一个飓风都被列为4级或5级，属于最高强度的飓风。

  与热浪一样，这种高强度的连续飓风会让人们的悲惨境遇雪上加霜，而这种连续性不一定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上。飓风玛丽亚是继飓风哈维横扫得克萨斯州26天以后，在距离超过2000英里的波多黎各登陆的，然而这两个事件又是彼此联系的。由于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在前两场飓风，特别是应对飓风哈维导致的灾难上，耗尽了人力与财力资源，根本无力应对波多黎各的灾情，加上波多黎各岛自身的财务危机，在国会也没有投票代表，以及特朗普政府的敌视——并不意外，波多黎各岛主要是拉美裔人口——这些林林总总的原因导致应对的处置失当，让灾情进一步恶化。

  即使是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极端气候事件也会相互作用，例如，导致作物减产。占世界粮食产量15%的份额不是在生产国消耗了，反而是在出口以后被损耗掉。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与美国——分布在全球各地，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降低了同时发生作物减产的可能性，然而全球变暖却在不断激发这个可能性。当温度上升时供水量减少，玉米、大豆以及其他关键作物的产量急剧下降。因此，在相距遥远的两个粮仓同时发生作物减产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这可能破坏全球粮食供应导致人们营养不良，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大规模的饥荒。

3.气候临界点

  除了极端气候事件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的情况，另外一种相互作用也令人担忧：推动气候变化背后的各种地球自发调节系统的变化。科学家们早就在担心临界点——阈值的出现，一旦超越临界点/阈值，全球气温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导致快速和破坏性的后果。如果格陵兰岛与南极的冰盖融化并碎裂（事实上这一过程已经沿着其边缘在进行之中），全球海平面将快速上升远超过去数千年上升的速度。一旦横跨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的北极永久冻土融化，将释放出大量的甲烷与二氧化碳，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如果因为全球变暖导致北大西洋的主要洋流减速，处于高纬度的地区将陷入气候混乱。科学家们几十年前就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他们还是不能确定到底升温到多少度这些快速的变化就会发生——或确定那个精准的临界点是否真的存在。

  如果这些阈值真的存在，较低幅度的升温就会跨越阈值/临界点的话，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普遍错位的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几乎没有机会来进行适应。更糟糕的是，已经有证据表明好几个诸如此类的现象已经在相互作用了。如果一个地球自发调节系统的阈值被突破，可能形成涟漪效应，促使其他系统的阈值也相继被突破。例如格陵兰岛的冰原快速融化，大量的冰水进入附近海域，减慢了海洋的循环。这股洋流正常情况是携带温暖的海水北上，海洋循环的减慢就像在大海里制造了一系列的追尾碰撞，让地球另一端的南极海水暖化。相应的导致另一个连锁反应，加速南极冰原的部分解体，全球海平面会进一步抬升。

  当这些气候背后的调节机制被人们像积木一样逐个验证的时候，同时突破多个系统阈值的可能性似乎并不高。如果没有大的触发诱因，本世纪甚至下个世纪很多现象都不太可能发生。然而这些不同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却很可能导致某个系统完全失控，引发其他系统相继崩盘。即使到了如此紧要关头，上述可能性到底有多高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相互作用的影响，人类社会更应该对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设定的目标进行严防死守。升温超过巴黎气候目标意味着进入了气候未知领域。

4. 规划赶不上变化

  极端气候事件的相互作用引发全新类型与量级的风险。使用计算机来预测这类极端事件何时何地发生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这些事件只能通过在其发生的早期阶段建模来进行预测。人们也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进行推断，因为气候的演化在有人类以前早就进行着了。也不是说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气候事件的危险性就陡然凸显，新的情况是一些气候危机集中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全球快速地上升。

  更为复杂严峻的问题是人们以及政府将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没有直接身受极端气候灾害打击的人们很难从中汲取教训，并为下一次灾害的到来做相应准备的。经历过几次类似的气候灾难后，人们才会形成足够深刻的印象并从经验中汲取教训，为未来做好准备。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进行提前规划，通过转移到安全的地带来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

  即使是发达国家对于气候风险的准备都是不足的，特别是在一些地理范围、经济领域或人口区域之内。当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袭击美国新奥尔良时，当地本来有紧急逃生预案，但这个预案没有考虑到没有车辆的穷人，其中大多数是黑人。因此很多待在家里的人都被淹死，很多到超级巨蛋体育场躲避的人也受了伤，而这个体育场本身就是作为一个避难场所进行修建的。其他国家可能有能力应对一场或者某种类型的灾难，但对于另外一些灾难就束手无策。以日本为例，日本积累了数不胜数应对地震、洪水与台风的经验，日本的防灾减灾管理系统让全世界都感到妒忌。然而日本在2011年受到地震触发海啸，海啸淹没了核反应堆这种新型灾难打击时，应急系统就遭遇了滑铁卢。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虽然能够从单一灾害中汲取教训，但对于新型复合型的灾难很难完全做好准备。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灾难上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此前当全球气候风险很少互相作用、相互叠加时，政府部门规划在应对灾害上已经严重落后，随着气候风险相互叠加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政府的规划更是远远地落在后面。

5.适应气候变化的规则

  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其他方面专家，在气候问题上最后都归结于呼吁全球快速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然而政府部门还应该同等地强调适应气候变化，这意味着制订向前看的政策来保护人类、基础设施、生态系统与社会：重新构建或替换之前鼓励人们与企业在风险区域安家置业的刺激政策；为国际机构提供更多的资源来帮助最不发达的国家；最重要的是前瞻性地集中优势资源与政治意愿，制订出当时可能看起来不受欢迎的气候政策。这些工作很难快速完成，尽管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应该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

  片面强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却忽视适应气候变化是一种误导，不管未来30年间减排进行得如何，全球还是会越来越热。海洋几十年间吸收的热量会反过来加热地球。大气层中不断积累的温室气体会对气候产生滞后效应。虽然全世界似乎有能力实现巴黎协议设定的目标，但如果巴黎气候目标不能实现，气候变化将制造出更多的气候极端事件，世界各国政府不得不以极高的代价进行适应或者在管理上集体遭遇失败。

  哪怕是实现了巴黎气候目标，也不代表就拿到了不用适应气候变化的通行证。巴黎气候目标的实现，会给全球争取到一些自由呼吸的空间，然而后续的升温还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沿着全世界海岸线的大片范围内，洪灾出现的频率将上升100倍。如果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没有受到控制，那么再多的气候适应性措施都没用，升温将远超人类的经验，这句话的表述非常正确。

  各国政府需要牢记不同地区的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种族、性别、民族、年龄或其他差异产生的。很多极端气候事件的相互作用会突然显现，因此应对挑战需要快速反应并极具灵活性——这个能力是欠发达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多数地区的人们共同缺乏的。

  归根结底，很少国家有足够的准备来应对目前的情况，在人们知道气候风险与他们正在准备应对风险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未来将进入气候变化更具风险性的时代，各国采取措施弥合鸿沟的时间越长，其后果越痛苦越致命。

  （原文刊登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作者迈克尔·奥本海默是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科学与国际事务教授，编译者杜珩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管理学所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全球变暖时代中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英文版）〔批准号：20WGLB002〕的阶段性成果）

  本版图片均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