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毛主席关于俄乌战争的五个“预言”

　　曾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亲如兄弟的俄乌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固然有美帝国主义在背后挑唆、制造对立的因素，但“挑唆”也是对客观存在的“民族矛盾”的利用；反过来讲，战争的双方又何尝不是在利用“民族矛盾”转嫁“内部矛盾”呢？

　　俄乌民族矛盾是怎么产生的，文化和宗教方面的因素是次要的，主要的因素还是得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在这方面，毛主席的一系列论述堪称是富有远见的“预言”。正如毛主席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1、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讲道：“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解析：普京多次将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咎于列宁的民族政策，甚至当年斯大林同志也在这个问题上也与列宁同志产生过严重的分歧。

　　十月革命前，列宁同志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也认为单一制优于联邦制；而十月革命后，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局面，列宁同志积极倡导以民族自决权为前提建立多民族联邦制国家，这是基于当时苏联的国情，基于布尔什维克与苏联残存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以及国际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情况，所作出的“权宜之策”，是同时解决革命、民族矛盾和社会发展这三重任务的最佳结合方式。在列宁同志的完整设想中，联邦制并不是一种永久性国家结构，而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漫长过程中去逐步实现。

　　按照这一路线，“二月革命”后已经独立的各个民族国家纷纷主动加入苏联，一个版图广阔的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起来。

　　遗憾的是，列宁同志逝世以后，列宁同志的完整构想未能被斯大林很好地执行，在民族隔阂还没有被社会主义改造完全消除的情况下，联邦制就过早地“形同虚设”，“大俄罗斯主义”倾向逐渐滋长，导致了民族矛盾长期积累的开始。

　　反观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前面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漫长斗争过程，从力量对比上讲，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具备了直接建立单一制国家的物质基础；与之同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很好地继承了列宁关于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思想和基本原则，采用了和平解放和温和、渐进的民主改革的手段，稳妥地处理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的农奴翻身得解放，争取到了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少数民族底层群众的支持，毛泽东时代各民族之间一直处在相互融合的过程，民族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大多数普通藏族群众和维族群众家里还挂着毛主席像。

　　2、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时毛主席还指出，“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很好，没有像苏联那样，从他们那里拿走的东西太多而给予的太少，但也一度犯过粮食征购过多的错误。”“苏联的做法是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地注重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的不平衡，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

　　解析：为了诋毁抹黑毛泽东时代，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照搬苏联模式”。事实真的如此吗？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是毛泽东时代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的一份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报告围绕“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大关系”,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缺点和错误进行了分析，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其中很多问题，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到赫鲁晓夫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我们今天读到毛主席的“（苏联）一度犯过粮食征购过多的错误”这句话，很容易首先就想到苏联解体之后，被西方舆论反复拿出来炒作的“30年代初乌克兰大饥荒”，他们不仅夸大死亡数字，还将这个事件污蔑为“故意的种族灭绝”。然而事实上，斯大林同志在了解到实际情况之后，第一时间就着手解决问题：

　　“30年代初乌克兰大饥荒”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有自然灾害以及旧的地主阶级鼓动对抗苏维埃的因素，但不可否认：官僚主义的问题，违背无产阶级民主原则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征购过多”问题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因素。这为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内外资产阶级挑唆民族对立情绪提供了分量很足的“佐料”。

　　从事后的处理看，斯大林同志尽管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但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而反观中国，到1959-1960年，中国某些省份也因为官僚主义的问题发生了“高征购”并导致了局部饥荒。在力纠“五风”、解决现实困难之后的第一时间，毛主席就召开了被称作“出气会”的“七千人大会”，其后又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3、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在的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指出，赫鲁晓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并且正在毁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文章写道：“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解析：看到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毛主席很早就预言了苏共的亡党亡国以及苏联解体的最终命运。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在苏联滋生出了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和“新生资产阶级”，导致了苏联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进一步又传导斯大林没能妥善解决的民族关系问题上，最终演变为民族矛盾的激化。

　　4、在主持《九评》撰写期间，毛主席还曾指出，“今天苏联的民族关系，犹如一个火药桶，一颗星星之火就可以引起猛烈的爆炸。”

　　解析：斯大林时期，苏联曾通过“一平二调”的政策帮助了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较落后的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取得了极大发展，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加盟共和国通过新建的工厂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却没有这些利润的支配权，在完成苏联中央要求的定额的同时，连修建一所学校都需要苏联中央批准才可以。

　　在变修之前的斯大林时期，还能做到对利润相对公平的分配；而赫鲁晓夫之后成长起来的特权阶层掌握了这样的支配权，导致了各地区不平等的夸大。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可自由支配的企业产值，只占各加盟共和国总产值的6%。然而，在加盟共和国囊中羞涩、并没能真正改善这些地区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情况下，他们却要自己面对兴建工厂带来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由此，又怎么可能不导致“民族关系犹如火药桶”的局面的出现？

　　5、1965年，毛主席在重上井冈山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到：“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解析：毛主席的这段话用在解体之后的苏联身上同样合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乌克兰等多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美帝国主义经济学家亲自操刀指挥之下，开始了最为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人民积累的庞大的资产和财富迅速被内外资产阶级瓜分殆尽；在按照美国人的意图“自废武功”，彻底完成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革之后，当俄罗斯申请加入北约时，立刻就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原因无他，北约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老大，美帝国主义又怎么可能允许一个完整的、强大的哪怕是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存在呢？

　　俄乌战争的这个局面，早已在毛主席的预料之中，这并非什么值得高兴的事。相反，它应该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促使我们重拾毛主席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