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皇汉”引狼入室的八大历史教训

　　变相粉饰封建余毒的“皇汉主义”在当今中国阴魂不散，辩证扬弃其大汉族主义视角下的所谓“八大历史教训”对于祖国统一大业而言堪称时不我待，尤其是在2022年更有助于国人避免因为激战正酣的俄乌战争而再次引狼入室。

　　王船山《黄书》曰：“自昔炎裔德衰，轩辕肇纪，闵阽危，铸五兵，诛铜额，涤飞沙，弭刃於涿鹿之野，垂文鼓弦，巡瑞定鼎，来鹇梦弼，建屏万邦，而神明之胄骈武以登天位者，迄於刘汉五姓百十有七后，岂不伟与!是岂有私神器以贻曾玄之心哉!迄於孤秦，家法沦坠，胶胶然固天下于揽握，顾盼惊猜，恐强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邹容《革命军》又曰：“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王船山的《黄书》基本讲透了这类教训以及如何保护民族不被异族征服，核心要点是四个字“建屏万邦”，轩辕黄帝当时对华夏秩序的规划。这四个字，本质上是指自耕农的战斗互助社区。不是后来人理解的几国体制，那种仍然会大鱼吃小鱼，导致散沙化，真空亮给胡虏。王船山写的轩辕黄帝“建屏万邦”那种状态，恰恰就是“涣而不散”，彼此都能对外抗击，而相互无法吞并，反而无法分裂华夏共同体，也无法导致凌驾于共同体之上的内部暴政，而会一致对外，内部和睦互助。那种状态，普遍存在于秦以前，三皇五帝三代的漫长时期，比秦以后的时间，其实要长得多。而恰恰，有胡侵，无胡祸，第一时间抗击解决。大规模胡祸，始于犬戎灭西周，导致战国体制，打破建屏万邦的秩序，开始内部吞并，出现秩序真空，从此胡马一轮轮南下。同时，秦以后的历朝历代养虎为患而没有例外。但秦以来的朝代养虎为患却有区别，汉唐那种养虎为患，由于汉唐有自己的州牧与节度使，在朝廷不给力的时候，仍然能第一时间击败胡人，所以汉唐二朝，到了晚期，仍然吊打胡虏，中间虽然有“羌乱”与“安史之乱”的短暂低迷，但汉朝与唐朝迅速重振打胡，一度接近其前期的外战。这就是没有完全背离“建屏万邦”，还有汉人的自治力量，能为了自身安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抱团打败胡人。而一旦地方州牧节度使都被消灭，就是最严重的一种情况，神州陆沉，这是宋开始的路径。我们看春秋战国开始对“建屏万邦”秩序的背离导致的每一个朝代的养虎为患，有一条清晰的规律线索，摊开来看。大体上课归纳为一段话：“周引犬戎，汉迁匈羌，晋雇五胡，梁起羯乱，隋纵虏臣，唐乱安史，宋联金蒙，明养建州。”这八个历史教训各有特殊表现，都值得当今中国引以为戒。

　　第一，周引犬戎。西周的自耕农战斗社区被逐渐出现内部兼并，这种兼并为了吃掉别的同属于华夏的社稷，不惜开始引胡人，所以申侯引犬戎灭西周。但西周东周，还有根深蒂固的汉人自卫诸侯，所以赵国也能讨伐匈奴横行北方。

　　第二，汉迁匈羌。汉朝比起夏商周少了很多地方自卫自治力量，有秦政粉碎社会自组织的制度根子，但汉朝的前期仍然有都督府，后期仍然有州牧，所以能与朝廷一起协防，朝廷不给力，他们也能自我防卫，所以汉朝胡人没有真正起来。而汉武帝首次成建制引入胡人，表现为胡越骑营，汉光武帝、曹操，更是继续把投降的匈奴编入军队，成建制作为雇佣军，这就是西周也没有过的，是之前没有的，为什么?因为秦火以后，汉朝虽然拨乱反正，但已没有三代那样深厚的地方自治自卫力量了，不得已，只能从以夷制夷来减少控制胡人的成本(也有一定程度为控制民间的动机)。但汉朝至少还有州牧，所以暂时还能防住匈羌。

　　第三，晋雇五胡。司马晋是纯粹的靠篡位登记的皇帝，诸葛武侯救汉而壮志未酬之后，华夏没有任何能制约窃国的力量，晋司马家族纯粹为了自己得来不正的位置，首先罢州县之兵，然后打压人才，故意引入五胡打内战，这是之前没有的，这直接造成五胡乱华。但晋朝仍然有大家族，尤其是北府军的壮大让谢家能抗击苻坚而在东南半壁继续支撑危局，直至北周外戚杨坚坐大后南征。

　　第四，梁起羯乱。梁武帝收留了冉闵杀胡之后一只流窜到江南的羯人势力，这也是由于门阀大家族的打压，导致民间自耕农战斗社区缺乏，所以侯景之乱，江南十室九空，直到陈霸先出来抗击，江南汉族大户得以继续苟延残喘。

　　第五，隋纵虏臣。隋灭陈后江南的自卫武装进一步缺乏，而隋文帝对突厥以夷制夷，扶持启民-始毕那支力量(后来成为“控弦百万”的颉利可汗，旷古之敌，直到唐太宗北伐灭之)，那支力量在隋炀帝时期又因杨广的进一步扶持而坐大，直接从雁门反杀，包围隋炀帝，造成隋炀帝恐惧到江南不管各地饥民与军阀烽烟。而突厥进一步成为操纵中原几十个军阀傀儡的总后台，并且庇护十面胡虏，形成了五胡乱华以来最危险的一个反扑，人口锐减三分之二，西域辽东继续延续自汉衰以后的沦陷，北面突厥、回纥、薛延陀，西面高昌、吐谷浑、焉耆、龟兹、西突厥，东面高句丽，南面吐蕃、印度，对华夏形成旷古未有的包围圈，随时万劫不复。李世民面对了空前未有的烂摊子死局(这种局面只有辛亥之前才有，元末仍然有韩刘朱陈张，明玉珍方国珍，这些都在驱除胡虏的群雄，而唐初是李世民一个人面对汉奸与异族的两重包围圈)，杨广也被虏臣破野头化及杀害。

　　第六，唐乱安史。唐高宗搞出安史之乱与汉朝内迁匈奴羌埋下五胡乱华有所不同，李隆基是违背了唐太宗为了汉族，在汉族内部接近于前述轩辕黄帝“建屏万邦”的公心。唐太宗在扫灭十胡，扭转五胡乱华以来几百年颓势，并实现贞观之治后，为了后世汉族能抵御胡人，布下了汉族的十道节度使，东西南北控制了胡人的所有侵略方向，这个平衡不打破，汉人是能长治久安的。但李隆基想朝廷收揽权力，出于私念对节度使不放心，打破唐太宗的平衡布局，所以把三镇集中交给安禄山，安禄山当时是作为李隆基的一个副手去治理的。安禄山得手后迅速反叛李隆基，是为安史之乱。但唐与汉一样，前期有都护府，后期有节度使的剩余力量，所以唐后期打灭安禄山，再次翻盘中兴，扫平了回鹘，吐蕃，契丹，南诏，到唐末还战果辉煌。部分也是因为，安禄山虽然是杂胡，但安史之乱不是来自胡人政权或元清那种有一个胡人部落作为奴役集团，而是比较单纯的反叛，但这种反叛让唐对外的攻势元气大伤，唐前期那种横扫亚洲见谁灭谁的平胡之势，自此转为守势。虽然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还能夺回西域哈密与河西，但晚唐中央政权已无更多的实力如前期那样长驱直入开拓中亚而在战略上以攻为守了。

　　第七，宋联金蒙。汉唐是朝廷与地方自卫力量的平衡，所以汉唐虽然也有养虎为患，但汉唐能自己解决胡人。汉唐更是以最残破的局面，从几百年颓势废墟中崛起横扫四海。但宋的开局，要远比汉唐好得多，唐扬一益二的富庶基本没受影响，不像李世民直接从废墟里崛起。宋建立就有养马场如灵州等地，开宋19年就有马匹21万， “倍于先朝”，鼎盛还有马匹40万。但宋跟晋一样，篡位上台，一反柴荣当年的战略，事事先求保赵氏，“献猜防之谋，立国百余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杰为苞桑之上术。”(王船山)所以岳飞韩世忠孟珙狄青等，若在唐太宗手下必然战功赫赫群星璀璨的名将，到了宋赵氏手里，全部被视为威胁力量，而宋成功地分割了宰相、军权，地方财政兵权(“州县不可一事自专”)，导致地方完全没有汉唐那样的州牧节度使，更没有三皇五帝三代时期的部落、自耕农战斗社区，完全倾覆了轩辕黄帝定下的“建屏万邦”秩序。所以宋不敢让内部活力发挥出来，就侥幸靠外，一联金灭辽，二联蒙灭金，等于把走下坡路的对手打灭，把走上坡路的对手直接放在面前而且扼住了战略要地，从“靖康之耻犹未雪”到“崖山之后无中华”都犯了同样的战略性错误。

　　第八，明养建州。由于韩宋与大明两次光复政权的内部群雄整合时间过长(汉唐内部只有数年整合)，明光复燕云推翻蒙元，追亡逐北未能如汉唐那样直接解决塞北战略要地(汉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四面开疆，唐更是直接扫灭突厥铁勒，澄清漠北光复西域辽东，荡平东亚，主宰八荒)，所以北元势力包括后来分化的瓦剌等留了下来，据塞北以反扑，很快有土木堡等拉锯。这是明一直把重心放在蒙古势力上，而忽略了通古斯的崛起。明收留通古斯，很大程度是为了制约蒙古，也压根没看得上通古斯会翻盘。通古斯得到收留后，先是大规模免税，后是直接拿到了建州卫龙虎将军的兵权(奴尔哈赤，进化版安禄山)，奴尔哈赤八次进京，竟然都被略过，后潜滋暗长，趁李张之乱，尤其是大明两次中日战争严重透支了财政，崛起蛇吞。本来南明还有机会，但弘光朝廷错误推行“联虏平寇”(想学汉朝借兵羌胡压黄巾军，唐朝借兵回鹘压安史之乱，但汉唐是有地方州牧节度使的，明没有，自宋以来就没有，所以无法抵御)，加上南明后期一系列军事上的遗憾失误，没有与几大抗清诸侯以及李张余部的抗清力量形成合围，直至满清八旗这个历史上最弱小、最不可能的敌人征服中华并开始系统的三百年奴役。

　　上述“皇汉”引狼入室的八大历史教训中可理出三条主线：第一，越接近轩辕黄帝“建屏万邦”的最初设计，越能打胡虏，反之，越容易亡国。这个秩序与华夏上古天文历法的信仰体系有关，此不赘述。第二，秦粉碎了延续数千年的社会自组织秩序，完全郡县化，以吏为师，弄成一错就会错到底无法制衡的格局，也粉碎了昊天上帝、象帝之先等宗教传统(这个以后另论)。但汉高祖与楚霸王联手倾覆了秦政，汉高祖更是恢复五帝三代的自耕农秩序，所以汉能复兴，汉唐的格局也是重新接近“建屏万邦”的秩序。但汉唐仍然因为秦政格局在干扰，所以也犯了前述错误，所幸自己能解决。第三，秦政化、郡县纯化比较高的时代，有其他如大家族坞堡制约的，比如晋，犯了大错还能抵抗翻盘，但没有大家族也没有地方自卫力量，相反还打压地方自卫力量的，就最终造成亡天下。所以王船山总结：“生民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至于后来个别时代的逆向民族主义倾向，古人不该背锅，这八大历史教训没有一次是与那个模型相似的……

　　历史上的俄罗斯只有一次民族化形成有机共同体的机会，那就是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武力所到之处一一推行民法典，粉碎农奴制与碎宗教法庭迫害，让所有被当时法国革命军辐射的地方从桎梏下醒来，人与人彼此就近联合互助而形成主权概念，这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西欧全部被拿破仑辐射，但沙俄没有，所以蒙古钦察汗国给俄国造成的农奴制与阶级隔离的根基没有触动。这一根基如饮鸩止渴而变本加厉形成了20世纪俄国的古拉格等级结构，堪称西伯利亚版北狄，像蒙古扩张一样对全球输出的源代码，让弱众彼此散沙分而治之，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是两种众所周知的相异秩序。拿破仑东征之初势如破竹，在立陶宛、波兰等地顺利的推行拿破仑民法典废除农奴制，所以波兰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极其强烈而敢同时抵抗纳粹与苏俄，根子则在拿破仑建立的波兰华沙大公国。波兰思想家密茨凯维支就像胡元亡华以后的郑思肖，其《先人祭》一书结合拿破仑时期波兰对抗俄罗斯的战斗保留历史记忆，如通郑氏《铁函心史》那样一次次在波兰光复斗争中发挥作用。拿破仑所做的如同华夏远比欧洲黑暗中世纪做得更早的互助对内、一致对外，只有民族共同体能捍卫个人自由与自我觉悟的天职，也才能反过来捍卫国家共同体与各种“独”之外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子子孙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