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不许自己讲，我来替你们讲！

　　接着讲上篇提到的那个事。

　　“西苑医院”，全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创建于1955年12月，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保健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医院。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武汉全市的城市公交、轮渡、长途客运、地铁、火车站全部关闭。一时之间，人心惶惶。1月25日(大年初一)，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和兄弟医院组建的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奔赴武汉，开启了中国中医人的“逆行”之旅。

　　在接管金银潭医院南一病区42张病床，累计收治确诊患者158名的同时，边救治、边研究、边总结，反复实验并仔细分析数据，研制出防治新冠确有疗效的中药创新药物——化湿败毒颗粒。

　　在以1.5亿元的价格将化湿败毒颗粒专利转让给广东一方制药批量生产之后，参与研发的全体中医人一致决定：将成果转让收益全部捐出，用于中医药人才培养，设立“中国中医科学院人才培养专项”，鼓励更多人学习中医药、培养选拔中医药高素质人才，包括支持赴湖北抗疫中医医疗队队员的子女学习中医药……

　　在国内防控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国外病毒不断蔓延的情况下，西苑医院积极承担国家参与国际抗疫合作的各项任务，将武汉经验与海外新特点有机结合，实现了感染者“零转重、零致亡”以及医务人员“零感染”的“三零”目标，并通过尝试“远程医疗”开具西苑“处方”，推动了中医药诊疗服务在海外落地开花。

　　2021年5月31日，因为海外抗疫的突出成就，西苑医院与同属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广安门医院、望京医院，获颁荣誉证书奖杯。

　　而西苑医院在新中国战疫的历史上，更是屡创过辉煌。驰援武汉的西苑医院医疗队中就有参与抗击SARS的老专家。

　　说起西苑医院战疫的历史，必须提到一个人，就是笔者上篇文章提到的蒲辅周老先生。

　　蒲辅周，原名启宇，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然而，蒲辅周幼时就刻苦钻研《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历代诸家之书，又通过给父辈侍诊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民国时期，底层百姓困苦不堪，蒲辅周给穷人看病分文不取。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先后在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行医，并曾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

　　1954年-55年，石家庄地区出现了流行性乙型脑炎，患病人数众多，西药治疗未见奏效，死亡人数剧增，情况十分危急。石家庄市卫生局紧急组织以老中医郭可明为主的乙脑科研治疗小组，运用中医温病学理论，使用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安宫牛黄丸等，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也开始流行乙脑。儿童医院和传染病院人满为患，病儿死亡率很高。最初，许多医生仿效石家庄治疗乙脑的做法，但累试无效。卫生部立即组织乙脑医疗工作组，蒲辅周、赵心波等十多位中医临危受命。蒲辅周从临床实践中发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因此属暑湿偏盛，遂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化裁，通阳利湿，收到了良好效果。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由于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

　　在几次大的温病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严峻时刻，以蒲辅周为代表的中医名家，洞悉疾病本质，掌握病因病机，通过辨证论治，娴熟运用中医方药，救治成千上万的患者，为祖国人民的安康做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称赞蒲辅周是“高明的中医，又懂辩证法”。

　　蒲辅周治病主张灵活辨证，反对泥古不化。著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法》、《中医对几种传染病的辨证论治》，为中医临床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还在行医过程培养了众多学生、弟子，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力量。

　　如果不是遇到新中国，如果不是因为中医研究院及西苑医院的成立，蒲辅周恐怕也只能成为一名秉承悬壶济世理念、服务乡里的民间中医。而新中国、中医研究院及西苑医院才让他有了更大的舞台来施展抱负，让他将自己擅长的中医药“技术”变成了一项服务人民健康的事业。

　　而中医研究院及西苑医院的诞生，与毛主席力挺中医是密不可分的。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余云岫提出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方案，引起了中医界代表的抗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支持了中医代表的要求，并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最终，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

　　然而，在建国初期的几年里，部分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一政策，中医受排挤的现实依然普遍存在。

　　1953年，毛主席批评了卫生部领导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做法。

　　1954年4月，毛主席又亲自出来为中医“做宣传”：“针灸是科学，不是土东西。”“针灸大有名堂，将来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要用它。”

　　同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1954年9月12日，卫生部派鲁之俊、朱琏、何高民负责筹备成立中医研究院。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广安门内北线阁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一天，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即今西苑医院)也宣告成立，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

　　在中医研究院筹备的过程中，筹备处陆续从全国9省市聘请了32名具有真才实学的名老中医汇集京城，参与中医药工作，考虑到中医不同学科之间的建设问题，所征聘的人才基本涵盖了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的诸多领域，如擅治温病时疫的蒲辅周、时逸人、刘志明;专攻脾胃病的步玉如、徐季含;研究肝病的陈慎吾、李振三、赵惕蒙，等等。

　　各地的名老中医群英荟萃、集聚一堂，交流心得、抛弃门户之见，开枝散叶、广播火种，这使得中医研究院从起步就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也使得几千年来的中医药事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而这一切，也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有在毛主席这样的人民领袖领导才能得以实现。

　　“蜚鸟尽，良弓藏”!19年前，邓铁涛老先生因为刚刚成功战疫的中医遭遇不公而悲愤不已;今天中医药再一次面临类似的遭遇。

　　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人民领袖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