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并代表欧盟成员国（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以及娜威和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致意，并就以下事宜提请贵办注意：

　　作为上海市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努力的一部分，自3月27日以来，上海开始分批实施两轮区域封控。同时，继续对部分街镇和社区临时进行封控。我们从各自的侨民社群处获悉了因封控措施带来的种种困难。

　　因此，如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能积极考虑以下请求 ，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们要求 ，无论任何情况父母和孩子都不能被分开；

　　对于无症状或轻症感染者，最好能设置专门的隔离环境，并有能用英语沟通的工作人员；

　　对于仅接触过病例但自身并未被感染的人员 ，不应被送入集中隔离点，而应允许其在家中进行自我健康管理；

　　我们强调 ，在封控期间当我们的公民需要时，必须能及时有效地获得紧急医疗数助；

　　有相当多的人员受限无法前往浦东机场乘坐预订的航班，因此，若我们的公民及其家人可凭所提供的国际航班预订证明进入上海两大国际机场，而不论其居住地是否处于封控状态，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们还要求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以使被集中隔离人员家中的宠物能够得到定期喂养。

　　我们在此重申作为合作伙伴共同抗疫的决心 ，顺致崇高的敬意。

　　2022年3月31日 上海

　　1

　　以上，是三天前西方列强们给予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通函”，结合前两天的“丁丁保卫战”，真是让人有感“恍如昨日，魔都依旧”。

　　2021年，上海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6167家，比2020年同期增长19.6%；吸收实到金额214.9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9%。

　　外商独资企业是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去年上海新增外商独资企业数3651个，占全部新增企业数的比重为59.2%；实到金额166.9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7%,占全市实到金额的比重为77.7%。

　　这就是外国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面前飞扬跋扈的“底气”。

　　上海这座城市的西洋殖民史是漫长且深入的，不论是历史长度还是嵌入深度，都是中国近代以来“桥头堡”般的存在，其影响确实流传至今，无法忽视。

　　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台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约830亩土地被划给英国人作为居住地。

　　久而久之这块土地就形成了「租界」。

　　当时规定，英国人可以在上海租界里建立自己的居民区、办厂。

　　租界理论上并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也不设立总督，而设置了一个“道路码头委员会”对租界实行自我管理，实际上控制了租界范围，划定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1860年以后，随着国门进一步被打开，中国又增设许多通商口岸，也增加了一批租界。

　　最多的时候全国共有二十六个租界，其中上海独占三个，分别为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

　　1863年，上海的英美两租界合并为上海英美租界，1899年又改名为上海公共租界。

　　上海的公共租界被认为是“国中之国”，有一整套自己的自治机关、活动刚要、武装依靠。

　　还记得那块著名的牌子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是上海外滩公园的招牌。

　　曾有人洗地这是“伪传”，但根据1903年9月11日周作人的日记里记载：“上午乘车至高昌庙，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围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同时，孙中山在《中国内乱之原因》里也有：“上海的黄浦滩和北四川路那两个公园，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是不能进去。从前在那些公园的门口，并挂一块牌说：‘狗同中国人不许入’！”

　　1927年，北伐军武力接收九江、汉口租界后，兵锋直指上海。而英国为保卫上海租界，从本土、地中海和印度各抽调一个旅，移驻沪上。

　　英美等国那个时候还制定了多种应对方案，包括将上海变为国联管理下的“自由市”，保持中立；或在工部局增设中国董事，让华人参与租界管理。

　　上海租界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之重，清晰可见。

　　2

　　在西方人看来，以外滩为代表的上海公共租界，原本只是一片被中国人废置的沼泽，是洋人们用大量资本花了几十年时间平地起高楼，设立了自治的市政机构、修建了完善的公共设施、兴办了现代化的贸易企业，将落后的上海带动成为一座“连接中西方”的都市。

　　因此，在作为“国中之国”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大多数西方人也过着比在欧美故乡更有前途也更加舒适的生活。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本国国内原本只是普通的官员、商人，甚至有的濒临破产，但是来到中国、来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后，摇身一变成为新贵，统领着江浙沪一带的民国买办，登上“人上人”的巅峰。

　　1915年时，上海的外国人数据不过两万人，1931年达到六万人。1937年淞沪会战后不断有日本人进入上海，至1942年上海的外侨总数一度超过十五万。

　　其中英国人自然是上海租界的传统“霸主”，早在1871年他们已在此开设了超过两百家公司，很多在本国面临失业危机的英国青年也来到上海寻求发展。

　　路透社记者爱德华·沃德于上世纪20年代从伦敦来到法租界，他发现这里的工资竟然翻了一倍，生活费却只需要过去的一半。

　　英籍犹太人艾里·嘉道理1880年到上海，先是受雇于犹太人开办的沙逊洋行，后来他靠五百美元起家，成了上海有名的银行家。

　　在上海，英国侨民的生活简直让本土化人嫉妒，汉学家L·A·里奥即说：“上海的英国居民是一群被帝国宠坏了的人。除了一些土地所有者缴纳少得可怜的一点地税，他们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英国纳税。他们享受英国法律和外交庇护，得到英国舰队（甚至有几年再加一支专门卫队）的保护，而所有的开销他们都推给英国纳税人，自己分文不付。”

　　30年代后，美国人在上海租界的地位开始重要起来。

　　1936年时，上海已经聚集约3700名美国人，占全部在华美国人的1/3。

　　同样为寻求就业机会，日本人也一批批跟着侵华日军的脚步来到上海，成为沪上人数最多的外侨群体。

　　他们之中既有人管理着横滨正金银行、三井银行、日本邮船等租界里的大型企业，也有人在虹口、闸北经营着饭馆和商店。

　　1940年时，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商店等达到了596家。

　　需要看到，西方侨民不仅在上海奋斗，更在上海享受。

　　专门研究上海英国人的哈瑞特·萨金特曾说：“在英国受雇的年轻人被派往中国工作四年，他们能在商行和其他驻华机构内得到一份美差。那些有能力、有教养的人很快就会融入圈子，了解这个城市的政治内幕。他们轻而易举地跻身上海总会的长吧台，坐在光洁的凳子上一边饮酒，一边发号施令。”

　　而上海租界中也有极其下流的娱乐场所，比如来自旧金山的资深“老鸨《雷西·盖尔，她在上海开办的Line就极负盛名。

　　Line里摆着明清家具，铺着波斯地毯，供应法国香槟——但是却雇佣着许多中国女人，半强迫性的让她们沦为洋人胯下的玩物。

　　在公共租界内，中国人显然是没有话语权的。

　　1904年，一名在租界与洋人发生口角的中国人被关在站笼里

　　3

　　在百年前的上海，泾渭分明地被划分为两种城市场景：公共租界内的洋人和买办们灯红酒绿、霓虹笙歌不断；而租界以外的地方，则是民国特色的拉尸车每天一车一车运送着在上海华灯之下饿死的中国人。

　　他们共同组成了「上海」。

　　宛如百年后的今天。

　　推荐阅读：疫情下的上海折叠

　　我们看到了上海的路有冻死骨：

 

　　我们也看到了上海的朱门酒肉臭:

 

 

　　他们同样共同组成了「上海」。

　　4

　　1937年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失都，举党迁址重庆，也将日本人的大轰炸带去重庆，使原本天高皇帝远的山城成为了一线战地。

　　但是在灾难中，与今天的上海一般，炮火隆隆的重庆也呈现出冰火两重天。

　　1937年重庆市人口仅为47万，到1943年8月已达88万多人，1944年突破百万（达103万人）。此后重庆市的人口一直维持在百万以上直至抗战结束，这成倍增加的人口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为缓解人口压力，重庆国民政府建了大量捆绑结构的简易工棚，面积达195万平方米，当时全市约有30％的居民就居住在这种破旧阴暗的房屋中。

　　但这种简易住房质量很差，几乎一推就倒，加上人员密集、又多设在长江边上，布局混乱，没有系统的下水道等，住宿卫生环境极差。

　　而这样的房屋所在区域，也是日军飞机瞄准镜里最没有抵御能力的范围，倒下了最多的平民。

　　国民党治下的“抗战”，也让重庆物价在八年内上涨了1560多倍。

　　当时居住在重庆的老舍回忆，“起初四川的东西真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但从1940年起就不再便宜了，物价几乎一天一倍的天天往上涨。”

　　生活质量下降、物价迅猛上涨的同时，由于抗战后涌入重庆的多数都是成年男女，求职者数量也超过了市场需求，挤压了当地重庆人的就业空间。

　　在1943年12月重庆市政府编制的“本市人口职业概况表”上显示，当时重庆的无业人口已经超过十二万人，另有超过13万人打些零工，勉强度日。

　　但是，进驻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及相关洋行企业、买办富商们，却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当时这些云集于重庆的上流阶层，与其说是来重庆抗战的，不如说是来重庆避难消遣的。

　　他们不仅有国军的防空系统保护着生命，还有从国外走私进来的高档奢侈品以保障生活，甚至有从沦陷区运来的阳澄湖大闸蟹等高档特产，价格都极为昂贵，只为满足达官贵人和随国军迁都的洋商洋人们的需求。

　　正是这些高档食材奢侈品的流入，让孔祥熙都曾“被迫”专门发起所谓“食物营养研究会”，侈谈“物价愈贵，愈要讲求营养”，并专门为“新生活运动”开列餐单，里面还有维他命汁、糖芋头、猪肝等……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向英美宣战，香港即将沦陷。在港的大批爱国人士需要紧急撤离，蒋介石亲自派专机去香港接《大公报》的主编胡政之前往重庆避难。

　　那也是飞往重庆的最后一架飞机，不少人在重庆机场焦急地等候着——结果万万没有想到，来机场迎接胡政之的《大公报》编辑，见到的却是孔家一家人、孔家保姆和大量的行李包裹——以及最后走下飞机的孔令伟（孔祥熙二女儿）的七只宠物狗！

　　正是这七条狗，让陈济棠夫妇、何香凝、许崇智、郭沫若、茅盾等人都被拦在飞机前不得回重庆。

　　这在当时激起滔天民愤，傅斯年愤怒大骂"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抗战正在最艰苦的时期，举国青年为战场上流的每一滴血揪心不已、为爱国人士的人身安全担心忧虑，更何况此时此刻物资匮乏，平民百姓砸锅卖铁、忍饥挨饿也要先保障前线的供给——甚至蒋介石自己也曾亲自下令节约汽油，重庆和大西南的交通线上随处可见"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大字招牌，盗卖汽油的司机一经发现无论多少都直接枪毙。

　　然而他孔二小姐竟让飞机运七条狗！置爱国人士的生死于不顾……

　　5

　　狗，又是狗。

　　富人贵人洋人的狗，比穷人的命都值钱。

　　开篇法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养的狗，孔祥熙二小姐养的狗，以及今日上海翠湖天地雅苑业主们养的狗，在灾难时刻都比无名无姓的老百姓金贵多了。

　　我想起了2020年时著名的“宠物狗吃战斧牛排vs穷人孩子吃洋芋”：

　　这张截图真乃魔幻现实主义。

　　在“算法为王”的当下，感谢视频平台为我们呈现了这么一出精准捏合、精准推送的智能滑稽剧。

　　赤裸裸的阶级鸿沟，冷冰冰的阶层隔断，根本无需太多言语来描绘这种图景，甚至这幅图景还不足以勾勒出全貌，因为事实上连洋芋都吃不上的孩子都依然有，同时吃得丰盛于区区战斧牛排的狗狗，也大量存在。

　　于濆有吟《古宴曲》，恰如其味：

　　雉扇合蓬莱，朝车回紫陌。

　　重门集嘶马，言宴金张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无力。

　　十户手胼胝，凤凰钗一只。

　　高楼齐下视，日照罗衣色。

　　笑指负薪人，不信生中国。

　　还记得韩国电影《寄生虫》吧，里面高贵的女主人在出门前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女佣人，这只狗要这么喂，那只狗要那么喂……

　　《古宴曲》这首诗其高明之处就在于：雉扇朝车，嘶马张宅，字里行间不见人影，却又一笔一画皆是达官显贵；乃至用足足两句来描摹婀娜多姿、披金戴银的燕娥——不过一个服务员罢了——但是，这伺候宾客的服务员都如此华贵娇熠，那么她所服侍这些宾客，其尊贵高居，仅凭画外之音已足够叫人领略。

　　同理，那些一条条30秒的宠物奢华吃播小视频，让观众看到的是难道主人的爱心吗？是宠物的幸福吗？

　　都不是，而是小小屏幕背后的“雉扇朝车，嘶马张宅”。

　　跋

　　1966年4月，毛主席有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

　　董存瑞牺牲时年仅19岁，刘胡兰牺牲时年仅15岁，池越忠牺牲时年仅15岁，赖宁牺牲时15岁，刘文学牺牲时14岁，王慧民牺牲时13岁，“小萝卜头”宋振中牺牲时8岁……

　　他们这样的人，他们这些人，两千万人的抛颅流血，是为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又是为了告别、再也不见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不该有疑问。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土，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

　　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 1951年，回忆在图书馆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