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保卫粮食安全，捍卫农民阶级

　　今年4月20日，2022中国农业展望大会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在会上指出：“中国粮食产量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库存保持充裕，目前冬小麦苗情转化好于预期，肉蛋奶鱼菜果等品种生产供应充足，加工和应急保障能力不断增强，农产品稳产保供有保障。”

　　但也就是在农业展望大会结束后不久，尤其是进入5月份以来，在设计下地春耕、买卖青麦等领域诸多乱象频现。

　　要知道，就在去年即世界进入疫情时代后的第二年，已有超过五十个国家或地区（近两亿人口）经历了粮食危机，这一数字比2020年增加近25%，创二战结束以来历史新高。

　　今年，受奥密克戎肆虐和俄乌冲突的影响，乌克兰已经从粮食出口国变成需要粮食救济的国家（播种面积比去年预计减少一半），而乌克兰出口的粮食此前一度占到世界粮食市场的十分之一，至于其他粮食出口国受不确定因素影响大多也叫停并限制了粮食出口。

　　“和平与发展”的旧时代主题已经逐渐褪色，在逆全球化趋势和极端民族主义、乃至地区保护主义逐渐抬头的背景下，粮食的战略意义空前深远，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一些政要甚至提醒人们：“一场粮食危机正迎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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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新的国土调查结果看，耕地面积还在减少，一些地方的基本农田不种粮食种果树，或者其他高附加值作物。”

　　“我反复讲，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提高油料、大豆产能和自给率。”

　　这是去年12月8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领袖的忧心教诲。

　　而就在五个月之前，去年的7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种业振兴行动方案》。

　　领袖当时也曾在该会上强调：“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早在去年2月下旬时，出炉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同样有指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打好种业翻身仗，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

　　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的报告，2018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口量为7.27万吨；2019年农作物种子进口量6.60万吨。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录祥曾表示：“目前我国进口六、七万吨种子看起来很多，但跟全年国家20亿亩的粮食生产面积来比，它的比重微不足道，0.1%都不到。”

　　同时，农业农村部数据也显示：近十年，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年申请量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一；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四成。

　　中国农业科学院目前拥有全球第二大种质资源库，收藏种质资源52万份，未来这一数字将扩容到150万份。

　　近年来清晰的“转变”，反衬凸显着的是约莫十年前、准确的说是十八大之前我国农业领域（特别是种子主权）的失守。

　　应当看到，救灾2020年3月底彼时疫情刚刚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时，哈萨克斯坦就率先宣布禁止出口小麦面粉、红萝卜、糖和马铃薯；越南紧随其后，宣布暂签新的大米出口合约；然后是塞尔维亚，宣布禁止出口葵花籽油等商品，俄罗斯也表示“将每周评估情况再决定是否实施出口”的禁令。

　　包括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其中关于粮食出口的条目也是争议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世界疫情肆虐局势当前，各国疯狂自保、逆全球化的态度已不可扭转。

　　其实，这才是人类存活于地球的本来面貌。

　　哪有那么多“和平”、“互惠共赢”、“夫妻论”、“兄弟论”………和平年代尚且暗枪暗箭不断，重大全球性公共灾难（疫情、战争）时就更不可能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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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十八大召开时的2012年，我国彼时就有一半的省份粮食不足。

　　据《劳动报》报道，2003―2011年，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

　　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2013年时曾公开吐露数据：“上海的粮食自给能力大约为10%，近90%要靠省外调入；浙江只能自给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供给；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

　　纵使到当下，绝对粮足省份也只有黑、吉、蒙、豫等少数，自给率150%-375%；甘、宁、苏、湘、川等刚好够用，自给率约102%-107%。

　　去年，中国进口粮食1.65亿吨，占中国粮食总产量（6.8亿吨）的24%。

　　这意味着中国粮食对外依存度为19.4%。

　　包括袁隆平，他很早之前也有过质疑：“很多粮仓虚报、空置，根本没有粮。就算有粮，又有多少收储的是新粮好粮？多少是陈粮坏粮？再加上补贴，不排除某些地方存在虚报存量冒领补贴的可能。”

　　粮食腐败，已成无法回避的“硕鼠灾难”

　　还记得2020年夏天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的玉米闹剧吗？就坏粮好粮、陈粮新粮的问题，至今未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调查结论，官方解释通篇“基本XX”和方言差异的说辞也是无语，倒是额外违规收费的现象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我国某些粮库粮仓的管理几乎完全是“家天下”的做派，一把手“垂直贪腐”根本无人监管。

　　著名的“李长轩案”里，农民工被粮库官老爷“雁过拔毛”的情况，各地就一直涌现不断。

　　2006年的时候，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出台“托市粮”收购政策，即在市场粮价偏低时，国家粮库以高于市场价的“托市价”收购农民粮食。

　　中储粮，就承担着托市粮收购任务，同时也享有国家专项的政策优惠：每收购一吨“托市粮”可获得收购手续费50元、保管费86元，陈粮轮换销售手续费30元，还有差价补贴。

　　于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一些人就把这种优惠政策用来个人谋利。

　　为方便农民售粮，中储粮总公司允许有资质的民营粮企参与“托市粮”收购，美其名曰“社会化管理”。

　　为进入“托市粮收储企业名单”、拿补贴和粮管费，很多民营粮商便不惜重金向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李长轩及各直属库主任等关键人物行贿。

　　根据监察机关后续的调查，李长轩受贿金额中有三百多万元来自几十名各类粮商，最多时，河南小麦托市收购的企业粮库库点增加到4200多个。

　　粮库负责人与粮商勾结，玩起“转圈粮”游戏，骗取国家粮食资金，这在体制内国粮界一度是“见怪不怪”。

　　按惯例，每年收购新粮前粮库要进行陈粮轮换，卖出陈粮、腾出库容收新粮。一些粮库负责人就与粮商串通，由粮商办理购买陈粮手续，实质上并非真正买。

　　“托市粮”收购时，粮库回伪造收购农民粮食的单据。有的粮库还存有成箱的农民身份证复印件，专门用来伪造收购凭证！

　　这样，账目报表上一出一进，粮库赚到了国家每吨166元的手续费和巨额粮食差价补贴。

　　而实际上，粮库的陈粮原地未动，“托市粮”也没有收购。

　　2011年时，中储粮河南分公司51个下属粮库，至少就有35个存在“转圈粮”。

　　最多的宁陵县直属库4年“转圈粮”3.6亿斤，邓州和滑县直属库3年各“转”了2亿多斤。

　　河南各直属粮库“转圈粮”28亿斤，总价值28亿多元，直接骗取的国家粮食资金超过7亿元。

　　更深层的隐患是，“转圈粮”使国家粮食储备的家底变得扑朔迷离，直接危害国家粮食安全。

　　按照中储粮河南分公司2009年、2010年账面显示，当年从农民手中收购了全省80%以上的粮食，而实际收购量不到50%。据中储粮河南分公司业内人士估计，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每年存储的粮食至少有1/6是“转圈粮”。

　　除了李长轩，还包括在周口直属库主任岗位上干了十年的乔建军：2011年携款外逃前，先期将妻子孩子和大批资金移民美国，2008年至2011年开始转移资金，先后十次赴香港、七次去美国，并用其他名字另办一套护照，二十八次出境赴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

　　而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对此竟然都未加干预，也未履行审核保管其护照的职责，以致乔建军外逃直接造成亏库15.25万吨，直接损失三亿多元。

　　纵向监督软弱无力的同时，外部监督也处在缺失状态。

　　对中储粮这样的央企，地方党委、政府职能部门没有日常监管的权力。而中储粮作为资金密集型央企，业务相关的银行本应监督粮食资金使用，但实际上监管作用也发挥不力。

　　由此，垂直管理成了“天高皇帝远”，无人监督，无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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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摘录的领袖讲话，直接提到了“耕地面积还在减少，一些地方的基本农田不种粮食种果树，或者其他高附加值作物。”

　　这本质是私有化背景下的资本入侵行为，但让人尤为愤怒的是这种乱像在十八大之前的舆论场竟然是主流褒举。

　　约十年前，茅于轼等人伙同南方系媒体大吹“三大改革”：

　　① 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皿煮xian政；

　　② 经济上实行全盘私有化；

　　③ 农业上放弃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改为全盘粮食进口。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这并非“拍脑门式划线”，而是土地资源管理等相关部门经过系统研究测算确定的，并通过编制中央、省、市、县、乡5级国土空间规划来实施，这条红线意味着可以保障中国人的口粮安全，也能够守得住。

　　然而茅于轼却鼓吹：“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粮食都依靠进口，日本40%的粮食依靠进口，韩国和古巴的粮食进口率更是分别达到了60%和80%，而对于中国这个已经有大量粮食储备的国家来说，就算要进口粮食，进口率也不会很高，完全不用担心。”

　　“粮食不够吃”，这早已是现实大问题，茅于轼这样的亡国贼臣前些年竟然还能大登主流媒体的舞台，实在令人脊寒。

　　至2010年底时，全国耕地总数已不足18.26亿亩，迫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

　　联合国对耕地一直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当时，全国约两千个县，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1996―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不够吃”造成的结果只能是“买着吃”，到2019年中国农产品进口金额已达到1509.7亿美元。

　　2019年，我国进口粮食1.15亿吨、国产粮食6.6亿吨，进口占国产比例17%，2021年进口额达1800亿美元——放在平时不会出太大的乱子，但如果发生全球性粮食危机（如突然爆发公共卫生灾难），后果不堪设想。

　　2020年初“手里有钞票却买不到口罩”的痛苦，国人已经体会过了。

　　疫情本就已使全球粮食供给深受冲击，2020年6月以来全球粮食价格持续波动攀升，至今年2月达到历史最高点，俄乌冲突更是进一步冲击全球粮食市场。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布的报告，由于俄乌冲突，国际粮食和饲料价格可能上涨高达22%，并导致低开发国家的营养不良人数激增，未来国际粮市的不确定性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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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大豆为例，冷战之后全球基本形成了一种“南美种，美国定价，中国买”的被动格局。

　　中国主要的进口国是巴西、美国、阿根廷，而以ADM、邦基、嘉吉和路易·达孚为首的国际粮商，控制着南美和美国70％以上的大豆货源。

　　1995年我国开始进口大豆，出口国变进口国，五年后进口量就超一千万吨。

　　到2016年，我国本土大豆出产量仅维持1200万吨，然而进口量却达8391万吨，对外依存度超八成（去年为0.96亿吨，自有大豆产量仅0.16亿吨，进口依存度85.5%）。

　　这早就超过了红线。

　　美国引领的种子产业竞争，造成了农产品安全最大的隐患：粮种殖民化。

　　包括盖茨基金会控股的、作为生物殖民机构的孟山都，这家标杆性的生物战争公司此前最大的手笔不是配合盖茨在非洲推行灭绝人口的绝育疫苗，而是利用种子差价和专利制度，活活玩死了阿根廷这个原本的农业头部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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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这个农业大国怎么沦落的，可以简单唠唠。

　　一切从1973年开始，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纷纷受到美国的打压，一系列军政府上台，推翻了之前试图走工业化道路的国家方向（阿根廷是庇隆主义），而走上亲美路线。

　　在阿根廷操刀私有化进程的是经济部长迪霍兹，一上来就出售国营企业、解除资本管制、取消价格管制。

　　在短暂的繁荣后，资产流入了阿根廷利益集团手中，再转移到美国金融市场。

　　这其中垮掉的就包括大批阿根廷国有种子企业、粮食企业。

　　一年之后，这些国有工厂纷纷关闭，工资损失40%。

　　在此之前，阿根廷的贫困率跟美国相差无几，失业率只有4.2%；而这时贫民激增、个别地区自来水停供（因为水厂变为私营，不赚钱就可以关闭）传染病也开始四处蔓延。

　　1983年阿方索当选总统，这时阿根廷外债已由政变前的79亿美元升到450亿美元，它的债主有IMF、世界银行、美国进出口银行、华尔街私人银行……

　　巴西，乌拉圭也一样，外债暴涨，名副其实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到1995年时，孟山都开始花费巨资收购阿根廷国内的农业种植公司。

　　当时阿根廷的农民在买大豆种子时发现价格十分实惠，且收成还相当不错，于是阿根廷全国开始为这种大豆疯狂的引进。

　　这就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

　　孟山都自然是保持沉默，任由当地农民种植。短短五年时间不到，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彻底控制了阿根廷的市场。

　　然后与之而来的，孟山都开始向阿根廷农民征收转基因大豆专利费！如果不给，就不允许种植转基因大豆。

　　这彻底将一个国家的粮食自给能力给摧毁。

　　从此，位于南美洲的潘帕斯雄鹰没有了“翅膀”，成百上千万的豆农陷入困境。

　　当年的私有化打手、前经济部长迪霍兹以贪污和诈欺罪后来被逮捕，但阿根廷当时新借的贷款中已有190亿美元流入私人手里，被转移到瑞士，成为就了阿根廷最富有的一群人，直到今天。

　　2016年1月8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与阿根廷其他大城市民众举行了反对孟山都的游行示威，抗议大规模种植用于出口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广泛喷洒的草甘膦除草剂等农业化学品造成的毒性。

　　但是无论如何，昔日的世界农粮强国的地位，阿根廷已经很难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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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全球头部种子公司，美国占据4席，分别是：孟山都（美国）、杜邦（美国）、利马格兰（法国）、圣尼斯（墨西哥）、埃德瓦塔（荷兰）、道化工（美国）、KWS AG（德国）、Delta & Pine Land（美国）、Aventis公司（德国）。

　　从上世纪80年代门户大开、直到2000年我国《种子法》实施以来，国内种子市场对外资全面开放。

　　包括杜邦、孟山都、先正达等，悄无声息地布局中国，纷纷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建立研发中心、布置品种试验、参股中国本土优势种子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等。

　　仅孟山都一家，在1996年时就已经在上海、北京、广州、安徽设立了四家在华子公司。

　　到2019年，在我国注册的外资种企超过七十家，控制了我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

　　以玉米为例，美国“先玉335”一度抢占了一半以上的东北玉米市场。风头始于2010年，我国玉米从那时进口量也是猛增。

　　到2016年，中国本土玉米种植面积3676万公顷，较之2000年足足减少136万公顷。

　　“国外种子按粒卖，国内种子按斤卖”的严酷现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折射出中国种业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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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十八大之前，我国农业补贴力度也相对较小，对于世贸规则的遵守却比欧美日等国更为严格。

　　经合组织国家农业补贴平均水平为21.7%，远高于我国的9.1%，而韩日的补贴水平更是高达52.1%和47.3%。

　　至于美国，农民收入中农业补贴占比达40%——这种交叉现状，造成了中国本土种企、粮企难以为继。

　　如2002年5月，美国政府颁布了《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计划在此后10年内要增加农业补贴1900亿美元，这种规模是我们难以企及的。

　　世贸组织规则所允许使用的十二类“绿箱”措施中，我国也只使用了六类，国内政府各部门对农业的投入总量不及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预算的1/5，国内支持总量（不含大江大河治理、生态环境等）仅占农业总产值的3.6%，远远低于世贸组织多数成员5%～20%的水平。

　　结果就是西方种子公司、粮食集团在飞速的成长，并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大肆鲸吞市场、吞食本土粮食企业。

　　“洋种子”垄断定价权、供货权的结果是，每年给国内种植业造成涨价、无货、减产等恐慌，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农业安全，过往也屡屡在外交交锋中对中国外交团队形成一定程度的掣肘。

　　但是十八大后确实迎来了不小的改变。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697亿元，扶持2200多万农户购置农机具2800多万台（套），大幅提升了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

　　效果是显著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八年保持在1.2万亿斤以上，至2020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稳定在470公斤以上，高于国际400公斤粮食安全线。

　　这份成绩总体而言还是值得欣慰的。

　　我一直在反复说“十八大改变了中国”，真的不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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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粮食自给，粮食安全和进口粮种安全的问题也同样值得有关部门警惕。

　　2020年，天津海关在一批美国进口的燕麦种子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豚草。

　　豚草生命力极强，会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破坏原有生态系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生物武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它会被美国人混在燕麦种子里出口到中国？

　　结合新冠疫情，这真的没法不让人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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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句话，真不是我刻意挂在嘴边，而是它总是配合着残酷的事实，主动地回响在我们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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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混入燕麦种子豚草，自2013年9月以来，尽管玉米市场处在失守边缘，但中国已经筛查并拒绝了上百万吨的美国玉米进入国内。

　　原因很简单：这些玉米被查出含有中国没有批准的转基因成分“MIR162”。

　　但现实很无奈：去年我国玉米进口量达到2702万吨，玉米又是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的主粮保障是建立在减少大豆玉米种植的基础上，如若不进口粮食，除非我们都不吃肉类、食用油、蛋类……

　　除了粮苗、种子，近些年还包括无天敌昆虫被外籍人员带入大陆境内的案例，如蜱虫、锈赤扁谷盗、活体蟋蟀等近乎于没有天敌、且可以大面积破坏农作物耕地和生态平衡的“生物武器”。

　　苏州海关、福州海关、深圳海关近几年屡有查获，目的自然除了传播病菌，还有便是打击中国本土的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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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基辛格有一句话流传甚广：“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前文提到的宁波市农科院前副院长马荣荣曾直言：“战争、动乱、灾难来了，粮食就有困难了。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领袖更是在2017年发过话：“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

　　在抗疫有可能持久化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中国大规模耕种作业的不受影响、特别是农民阶级利益的不受损、三农产业人员投入的积极性不消磨，是首要政治重任。

　　据江西省奇盛源农业的数据显示：一亩水稻育秧、犁田、农药化肥、收割等各项费用支出共计760元，按照亩产干谷1000斤、每斤粮价1.35元计算，每亩稻田的收益是1350元——即扣除成本，每亩利润只有590元。

　　从2016年开始，在领袖领导的改革方针下，农业领域推行了著名的“三项补贴”政策改革，将以往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合并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但由于基层长久以来的“田霸”“山王”“大族”横行，现实往往是补贴没有补在粮食上，而是对农民或者农田进行“普惠”补贴，种粮补贴的增长反而带动了农田承租土地租金的上涨，进一步对农民阶级造成了剥削加剧。

　　农业用工荒、农民数锐减早已是时代困题，彼时又临疫情下的基层官僚主义打压，诸如“持证下地”“待命播种”等就更让人难忍。

　　希望有关部门永远保持警觉——不仅是农业部门，更包括国安部门、新闻舆宣部门和组织部门乃至纪检部门，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绝对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孤任。

　　也就是领袖强调的：“粮食安全要实行党政同责。”

　　当农耕被嵌入进抗疫，则更需发挥基层农民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进行打压和一刀切式的管制，否则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说到底，国际国内层面的农粮争夺战和抗疫大业一样，都需要以“人民战争”的思维进行动员。

　　1958年，毛主席曾针对农业粮食增产曾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八字宪法”，影响当代中国农业二十多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八字宪法的精髓，其实就是群众运动，发动群众的智慧与土地搏斗、与气候搏斗。

　　“人民战争”的结果，从1958年到1978年，是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7万吨，油料由297.2万吨增长到769.1万吨，糖由24.2万吨增长到257万吨，茶叶由4.1万吨增长到30.4万吨，全国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3亿亩扩大到1980年的6亿7千多万亩。

　　跋

　　“即使将来城镇化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 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2013年7月在湖北省考察工作时；

　　“你们各级领导也唬不了我，我就是从贫困地区出来的，那什么样子我都知道。”—— 2015年3月参加全国人大广西代表团审议时；

　　“让农民种粮有钱挣。”—— 2020年4月在陕西考察时讲话；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也有这个情结，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 2020年5月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讲话；

　　“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2022年4月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