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韦小宝”式国家主义投机的“理想”与现实

　　古今中外的各种国家主义版本一直良莠不齐，国家主义投机者亦然，丈量金庸笔下“韦小宝”的国家主义“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必要正本清源。

　　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主权与领土不可分割的“国家至上”原则为标志，国家主义(Statism)是兴起于近代欧洲的一种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国民利益等宏大叙事的政治学说，强调国家是由国土、人民或民族、文化与政府这四大要素组成的综合体，国民通过契约授权政府管理国家事务而法律是国民与政府共同维护的契约。国家主义倡导国民通过契约确立法律本位以维护国家利益而国家通过一系列“硬件”(比如国防)与“软件”(比如教育)维护国民利益，国家利益与国民利益由此而相互约束。随着近代欧洲工业化的扩张，全球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越来越清晰，但国家主义仍然能通过各种自我进化的方式维持局部秩序。只要阶级差别客观存在，国家作为马克思眼里的“暴力机构”的历史定位就不会终结，国家主义的合理性也就不会过时。当然，在国家主义的进化主流中难免夹杂个别退化的逆流。只要有利于形成政治垄断(进而必然要求经济垄断、军事垄断、文化垄断与科技垄断)而被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任何形式的国家主义都有可能给国家领袖、各级政府的精英集团性机会主义行为大开方便之门，比如康熙-“韦小宝”式“团团伙伙”。此类“坏的国家主义”的逻辑指向(无论有何等华丽的词藻或口惠包装)永远是对社会或人民的限制与削弱，所以没有社会(生命)的张力、“人民同意”的正当性与信仰乃至灵魂而“不可持续”。比如“政治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与“文化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路易十五、慈禧太后与蒋介石，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一不是高开低走。即使是为了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某个民族之“人心所向”，包括统合不同的阶级、阶层、场域、信仰、习惯与生活目标也不宜粉饰此类国家主义，哪怕有各种见风使舵的“新国家主义”(比如斯密特与何新等意识形态左右两翼殊途同归的“新威权主义”)包装，最后都会发展到极端而适得其反，即恰恰是“国家权威”丧失殆尽而导致另一种社会革命。这样的例子在法治化较慢的后起国家里最常见，比如18世纪的法国与20世纪的俄国、伊朗、菲律宾。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的大清帝国想拖延12年再实行，但3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导致其遗老遗少们再也没有机会苟延残喘了。表面上接受《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袁世凯及其太太、姨太太、子女们也想过皇帝、皇后、嫔妃、太子、公主瘾，所以很快都断绝了机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谈判确立“联合政府”时就该制定的《中国民国宪法》拖延了1年才出台，但又不到1年就被蒋介石断绝了机会!从大清帝国、“中华帝国”到中华民国的每一次断绝这样的机会都会让中国进一步陷入混乱、混战与动乱而生灵涂炭，但对于幅员广阔而人口众多的中国而言，不要“坏的国家主义”不等于不要国家权威。当今中国更有必要从国家形象的层面上看待领土主权及其代表的国家大局的神圣性，哪怕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的晚年“大团圆”也要依此为前提。

　　《鹿鼎记》堪称天朝屌丝的爽文鼻祖：主人公出身贫贱，母亲是妓女而不知道父亲是谁，从小在妓院长大而斗殴不断，误打误撞进皇宫后冒名顶替小太监后又误打误撞幼年康熙而一步登天，杀鳌拜、救太上皇、救皇后、救康熙、劝降内蒙与西藏的叛军、灭神龙教、击退罗刹国而不断加官进爵;“武侠”副本包括被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天地会推举为青木堂香主，在神龙岛上意外平息一场内讧而当上神龙教的白龙堂堂主，甚至被康熙安排到少林寺当了一回方丈。一路下来师傅拜了七个、老婆取了七个，几个人几辈子才能走完的奇遇却都被他在小小年纪误打误撞到了。他能在各大敌对阵营担任要职而堪称多面间谍，但无论如何左右逢源而通吃黑白两道都离不开康熙代表的国家大局这种定海神针。当然，自己打小训练出来的审时度势、见风使舵与巧舌如簧的本事也很重要。尤其是马屁功夫出神入化，这一功夫使将出来往往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或使敌方放松警惕而卸下防备，或化敌为友转危为安，或让自己再升一官，康熙、洪教主、洪夫人、九难与陈圆圆等各路风流人物没有不吃这一套的。最高明的“马屁”只能是发自内心的赞美，但“韦小宝”的马屁虚实相生而无迹可寻，进而洞悉“官场人的心性，所知甚是透彻”。毋庸讳言，官场与妓院的异曲同工才是要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已!比如索额图教唆他收受礼品贿赂：不管别人送自己什么，切勿表现欢喜而只须神色冷淡：“他如见你喜欢，那便没了下文。你神色冷淡，他定然当你嫌礼物轻了，明天又会重重的补上一份。”又如施琅平复台湾后回京复命时被他问及给朝中大臣的礼物备齐与否，答曰“朝中大臣又没有出力”。他摇头道：“你打平台湾，人人都道你金山银山，一个儿独吞，发了大财。朝里做官的，那一个不眼红?”施琅辩驳：“我可没拿百姓一两银子”。他道：“你自己要做清官，可不能人人跟着你做清官啊!你越清廉，人家越容易说你坏话，说你在台湾收买人心，意图不轨。”古今中外官场追名逐利无一例外，有福同享但有难不一定同当，想在这样的大染缸里洁身自好则没人带你玩。“韦小宝”出身社会底层而没有清官人设，贪污毫无心理压力且很有技巧，敢贪你的还让能你感恩戴德。比如在台湾岛为官时贪污百万银两后临走时还能受到当地百姓的“脱靴”之礼，因为善于用自己贪污来的钱收买人心，越来越多的受益者天天盼着他把官做大。但“伴君如伴虎”，康熙身边的红人更懂安身立命的第一要务是(表现)忠心，功劳再大也不邀功或恃宠而骄。所以帮康熙挡了一剑后反而责备自己多事：皇上武功盖世，先来一招什么什么再来一招什么什么则定能将那尼姑拿下，自己挡这么一下反而让皇上没法在少林众僧面前施展武功了，实在是可惜啊!表忠心、不居功还顺带拍了龙屁，如此一箭三雕如家常便饭而尽显厚颜无耻的性格与见风使舵的本事。当然，他也不是一点长处也没有，比如对江湖朋友够意思而对钱财器物看得很轻，能让“身边的人”个个如沐春风，生性快活而能“活在当下”。康熙命令他铲除天地会，而顾炎武等江湖豪客又要推举他当皇帝“反清复明”，实在玩不下去了就来一句“老子不干了”，说不玩就不玩了!但自觉“出局”的手段也很高明：假装自己被害死了，举家隐居云南不毛之地而自此不知所踪。“大闹一场，悄然离去。白龙入海，销声匿迹”，但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都仍不失与其类似的传说。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作为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与最后一部小说，二者在时代背景与人物设定上都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明末清初，都有“反清复明”的组织且其中的重要人物都与当朝皇帝有某种特殊关系，但前者将江湖与庙堂对立起来，后者却能趋向统一，比如有政治集团背景的武术高手不分是非“货与帝王家”。如此黑白混搭，与国家主义之黑白混搭同理。

　　“韦小宝”这种轻浮、油滑的小混混有否国家主义倾向?他的母亲是妓女，妓院的成长环境造成了他的贪财与狡诈，武功低微而自保尚且不能，学到“神行百变”才有了“逃跑”的混世绝技。这种人也会胸怀社稷吗?他没有文化，但他喜欢听书，比如听到明朝建国初期的忠义故事而深谙义字当头之可贵。他与茅十八素不相识，但就是因为希慕《大明英烈传》中的英雄而在他负伤后跟着去赴约打架。在天地会众英雄的熏陶下，他潜在的“侠之大者，利国利民”的气质被初步激发出来。成了康熙身边的红人之后帮天地会对一国之君“斩首”易如反掌，但他拼死保护康熙，放弃小义气顾全大格局，原因是他见证了康熙治下的天下太平，老百姓日渐安居乐业而顺治又嘱“永不加赋”，对两代皇帝拍马屁“鸟生鱼汤”难免夹杂对“尧舜禹汤”的心有戚戚。天地会香主身份暴露后他却对康熙直言：“我对你讲义气，对天地会也要讲义气。”尽管他是个泼皮无赖，在大是大非上却从没犯过大错。靠“好朋友，讲义气”的口头禅在天地会与朝廷之间左右逢源，但出卖国家、卖身求荣而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除外。吴三桂给他送贵重礼物，他却只帮康熙。归根结底，如同在鳌拜与康熙之间“押宝”，他在吴三桂与康熙之间的取舍也不能不说与其对中国特色国家主义的官本位主义传统的洞若观火有关。自古以来中国特色知识分子的笔下也处处可见这种国家主义倾向，但金庸的小说对汉族文化本位的意识形态霸权越来越失望。中国特色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左右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大义”等名分示人而极易增幅读者心目中的强迫观念与神经衰弱性的妄想，国境之外的“他者”(以前是“夷”、“蛮”而现在是随时准备侵犯中国的敌人)往往能促进国境内的“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全体国民似乎能籍此而消弭任何文化、阶级或民族的差异。但现实的一面是不符合这种意识形态标准(比如个人主义)者皆被视为“害群之马”，如同“过街老鼠”而直至其中的少数精英吃里扒外，比如《后水浒传》里的“混江龙”李俊不满宋江“亲恨仇快”的招安“大计”而流亡称帝于暹罗。西川长夫认为，形成国民的基础并不只是多数民族压抑少数民族，而是要调动种族、民族、文化、语言、宗教、阶级、区域、社会、性别与年龄等所有的差异，为达成单一国民与单一文化而不断地融合各色国民。单一文化与单一国民的幻想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的全球化狂潮中越来越难以为继，直至大众、情报与文化的越境成了现代社会的“自然现象”而国家主权不得不向世界秩序有所让步。但中国特色国家主义壁垒相比之下一直很顽固，譬如仍然想象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大一统”，将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外延混同或均质。比如《鹿鼎记》对“武功秘籍”、“称霸武林”等武侠情节不再关心而更醉心于“国家主权”、“民族大事”等宏大叙事，这一特征恰恰是考察金庸小说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最佳文本。当然，金庸小说平易近人的内容往往能使其中深藏不露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轻而易举地被读者接受，尽管“韦小宝”是典型岭南市井商贾文化里的小流氓形象而从不掩饰对酒色财气等世俗欲望的渴求。他有粗俗钻营的一面，也不读经史子集，但爱听书而明显受到朴素的传统道德的影响，比如重视孝道尊敬母亲、重视友谊看重义气等岭南宗族/江湖社会的庶民价值观。岭南庶民出身的商贾的创业史充斥着“出得家乡山头去”，所求无非人间之名利富贵而已。他的确很“世俗”，没有传统读书人的“家国天下”的人生理想。他做官就是为了发财，而发财是为了个人享受，比如造大宅、娶美娘，然后生一堆大胖小子光耀门楣兴旺家族!民国人物里与他最像的也许是戴笠，出身古越乡野而混迹沪上江湖，擅长结交三教九流。但戴笠身上的“任侠气”超越了“商贾气”，甘当大人物之死士走狗而施展权柄影响天下，所以又有超越世俗欲望的一面。戴笠受到儒家正统的更多影响而与胡适唯一的相同点是江浙移民的“商贾气”，但胡适的家庭背景是徽州旧官僚，本人又主要活跃在文化领域，所以实际上有着更浓厚的旧式士绅气。较之于戴笠与“韦小宝”的市井出身，胡适的家世门槛要高得多，因此主要活跃在当时社会的上层而不必结交三教九流的底层人物。但他在上层擅长靠串联构建人脉，所以朋友遍天下而与戴笠、“韦小宝”的做派接近。胡适也擅长从名流的交际中赢得名气、地位与实利，但毕竟一直有士绅读书人的底色，所以更好读书人的虚名与清誉;在涉及脸面、道德的问题上显得扭捏矛盾，有一点旧式士大夫的迂腐懦弱乃至猥琐，胆子比较小，比如不敢与原配夫人离婚而只敢偷偷摸摸搞地下情。“韦小宝”的连载版是被当成广东人来写的，后来才改称扬州人，这可从他的姓氏里看出来，但写他混迹赌场与青楼、毛病不少但讲义气又更能迎合岭南市民文化的独特情趣，《鹿鼎记》的叙事主线也充分照顾了岭南市民的各种重口味。“混迹市井小流氓，升官发财闯四方，结交兄弟讨美女，子孙满堂创家业”，这就是典型的岭南男性的“人生梦”。陈小春版“韦小宝”何以最被观众买账?一是其本人的籍贯家乡、性格底色与“韦小宝”很接近，出身寒微住过公屋，底层摸爬滚打多年而演绎这类角色极其自然：二是tvb本身就是港剧，改编过程中加入岭南风味是老本行，而这恰恰又与原著的重口味契合。较之于戴笠、胡适等顾炎武的老乡那种夹杂私货的国家主义，“韦小宝”投机国家主义又走远了一步，但难能可贵的是“功成而弗居”的善终。

　　要看清金庸的国家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则有必要看清“武侠”的变迁轨迹：中国大陆学术界一般将活跃于战国-秦汉之际的游侠视为后世武侠的源头，而对游侠源头的考证又始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里的“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此后游侠式微，《后汉书》之后的史书不再将其直接入传，直至近代中国“落后挨打”而催生鲁迅笔下盼不来游侠的“阿Q”。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塑造中国民族认同等现实的文化需求而集中认领了一批游侠“鼻祖”，言游侠出于儒者有之，出于墨者亦有之，但其中多无足称道者。章太炎针对游侠的社会地位认为：“蓬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郭沫若则注意到秦汉游侠与商贾之民在游动性上的相似之处：“还有所谓任侠之士，大抵出身于商贾……古时如聂政、朱亥、剧孟、郭解之流，都大大小小地经营着市井商业。”二人的观察形象地勾勒了经典游侠的三大特质：居于君主与农民之间，属于社会的中等阶层;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会像农民一样被统一纳入国家的资源汲取系统;像商贾之民一样有居住与迁徙等自由，地域流动性强而不受国家编户齐民的约束。梁启超与谭嗣同则为此而混淆了原因与结果的差别而倒果为因，将儒墨诸子视为游侠的源头而忽略游侠与儒墨趋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战国-秦汉之际远非从事游侠才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相反倒是经济独立而能相对自由流动的地方大户人家中才会有从事儒、墨、游侠等“高尚职业”的后人。这种后代有机会学习意识形态投机时自然不会只参加一个兴趣小组，往往是兼而有之，直至择其优者而从之。陈山则注意到，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公田不治’，私田大增，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营的自耕农，并获得了诸侯各国法律上的认可。”周室衰微后公室不振，传统社会管控模式不再而民间自由度加速扩张，有限私有产权问世后有了财富盈余的地方大户后人在完成生产任务之余也有机会从事更高阶的社会活动，满足个体的精神与娱乐需求而“自行束脩以上”，或游学习文，或从师练武。大规模滋生游侠的社会土壤让原来蛰伏于历史暗角而像幽灵一样游荡的游侠迎来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黄金时代”，但早期的游侠并不以武功扬名立万于世，行走江湖主要靠的是以私交建立的大型私人庇护关系网，籍此“藏污納奸”而与国家各级“有关部门”展开资源角逐，比如郭解与刘彻之争。与游侠时代相距不远的东汉荀悦认为：“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能结私交而立强于世者的泛滥成灾当然会严重影响国家各级“有关部门”对底层社会的汲取能力，而韩非早就意识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游侠既是国君的心腹大患，也是社会管制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来源，称之为“国家公敌”也不为过。游侠在秦汉之际一度达到历史巅峰，其后随着皇权N代的加强而每况愈下。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记载了西汉皇室继承人对游侠的第一次大规模摧残：“故文、景、武三代，以直接间接之力，以明摧之，以暗锄之，以绝其将衰者于现在，而刈其欲萌者于方来。武士道之销亡，夫岂徒哉!”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中国社会适合游侠大规模活动的社会土壤越来越薄弱了。游侠的存在活动空间及其社会影响力往往与帝国皇权之兴衰呈负相关关系，皇室衰则游侠兴而皇室兴则游侠衰。随着大秦帝国解构分封制的郡县制逐渐完善与自我进化，即使游侠能于魏晋之后的中央帝国缺位期死灰复燃，但每死灰复燃一次则其本身的社会地位、功能都要退化一次，其道德水准亦有大踏步倒退而土劣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司马迁撰写《游侠列传》时更意识到受刘彻“推恩令”式迁豪政策影响的侠义精神的退化：“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游侠社会性功能不再而不可能再回到秦汉之际深刻参与社会变革影响历史前进走向时的盛景，曾以历史形象存在的游侠逐步向以文学形象存在的侠客形象的过渡也就在所难免了，“太极雷雷”、马保国之流亦不妨在这这种过渡里对号入座。

　　魏晋之后文人墨客大量撰写的诗歌、传奇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的游侠形象的消亡与作为某种精神特质存在的游侠形象的崛起，居其上者的王公贵族们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在诗歌创作中称颂古代游侠的光辉事迹而御剑任侠成了一种社会风尚，“侠”乃从一种高危的社会生活方式演变成了流淌在字里行间的一种虚无缥缈的气质或精神。比如曹植的《白马篇》一诗里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借游侠的躯壳抒发自己领兵出战的“雄心壮志”而矫揉造作。魏晋游侠能御剑远游而突破编户齐民之禁，熟知各国底层社会权力运行法则而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没有祖国，更不是官僚的朋友，但到了曹植的笔下却能“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游侠要去为国家杀敌灭国，必要时连父母妻儿都要舍弃，这样的“游侠”概念之内核已被偷换得一干二净。有唐一代不但“游侠”的精神与气质持续走弱，游侠的历史形象越来越模糊，通过与专以报恩立功为业的刺客合流行侠的方式从构建社会关系网向个人武功逐步转型。武侠原型何以能在唐代“复兴”?一是游侠的社会地位的退化：从当年的大户、豪族逐渐退化为彻底的闾巷之人而出身卑微化;二是游侠的功能性退化：社会救助、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员能力不再，所以只能求诸于十步一杀式的“匹夫之勇”。陈平原发现唐传奇故事中有一种侠客式神秘化倾向：较之于古代游侠的事迹能得到多次重复验证(郭解、朱家等游侠能救一人亦能救多人)，唐代豪侠的英勇事迹像今天的民科一样往往得不到事实的验证，总是做完一件大事之后就“不知所之”了。此类豪侠成事要靠自己的武功，而且必须是某种说不得的绝技，恐怕连写书人自己也有必要为此而造一笔糊涂账，所以只能诉诸“传奇故事”的神秘化处理，相当于永远把人物定格在那个伟光正的瞬间而规避“幸存者偏差”的可能性。社会地位与功能上的退化进而带来“侠格”的持续退化：报恩主题通过唐代诗人借“侠”之意向抒发自己盼遇明主的积郁之气与有朝一日能为国效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比如李白的“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又与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无异，尽管二人的人设反差奇巨。报恩主题在唐代的泛滥成灾也表明当时的文人在政治这个细分市场上求得个人定位时还是要把自己与明主放在基本平行的位置：知识分子在大踏步向体制内靠拢的同时仍想坚守自己与明主之间的恩主与门客的关系。恩主施恩于前而门客报恩于后，如同孔子倡导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根据诗作与小说的创作表达的社会风尚，唐代文人在一国之君面前保持游侠独立自由的操守是不可能的，但仍然认定双方至少要在人格尊严上是平等的，即文人卖艺于帝王家不能叫公义“卖命”而只能叫私德“报恩”。

　　清代的侠义仍乃清侠义小说之主题，惟实现目的的手段在渐进退化。江湖中人报一己之私仇或报恩主之旧恩不可能再像唐人传奇中的豪侠那样做一大案后隐身于市，属于侠的私域越来越逼仄而往往不得不诉诸“公义”，通过与体制内的合作或输诚就能假公济私或假私为公。侠借助公权力实现自己的私人诉求，公门中人则通过与其联盟控制江湖不稳定性力量。杨津涛认为：清廷“控制思想言论、厉行禁书”导致“蔑视法度、快意恩仇”的传统“侠客”丧失了生存空间。侠义小说要继续存在则必须另辟蹊径，比如将“侠客”统统收编而变成体制的一部分。清代“文字有禁，偶语弃市”的基本国策映射到社会现实就是造成“侠义公案小说”等主旋律作品大行其道，其小说中的武侠形象不要说与秦汉的游侠相比，就是与唐代豪侠相比也是一落千丈而几与“奴才”同类，比如乾隆对“吕四娘”的污名化。李安导演的大片《卧虎藏龙》一开头就将民国初期王度庐的前部小说《剑气珠光》里的情节移植过去，即李慕白退隐江湖的首要安排是北上请命于贝勒爷，以青冥宝剑为质换取公门的盖章认定，较之于《笑傲江湖》里的“刘正风”式“金盆洗手”似乎更有“权威性”与“震慑力”。此前无论是秦汉的游侠或唐宋的豪侠皆无退隐江湖仍需向体制内“报备”的记录，行事需向上峰“报备”亦可算作清代以来汉字小说的独特发明。金庸的小说以《笑傲江湖》为“侠义”之分水岭，其早期小说里的大侠形象本不出由唐至清的整体下降通道，其中的主人公看似行侠仗义而实则还是在忠臣义士的窠臼中打转，遵循有唐以来行侠-报国-立功扬名的旧有模式而“反贪官不反皇帝”，意识形态立场与《水浒传》里的宋江大同小异。其荦荦大者无过《射雕英雄传》三部曲系列，以五大高手华山论剑争夺江湖第一至宝《九阴真经》为明线，又以金人暗中勾结武林人士暗中盗取岳飞《武穆遗书》为暗线，一条是争夺武林至尊之位而另一条是以《武穆遗书》为晋升之资(斩将杀敌之能)争夺江湖体制内代言人身份。金庸在其中刻意淡化朝廷的存在，但若无朝廷的盖章认定则郭靖何德何能而竟可被委以襄阳镇守之官方身份?彼时郭府中人官气横秋，自郭芙以下皆眼高手低之辈，看别人都是低人一等，连武氏兄弟都敢跑来折辱杨过，武三通岂不是所托非人?无论郭靖的显赫地位还抑或郭芙与武氏兄弟蟹行于市都有动辄杀人剁臂的骄横，若无体制内权力加持则断不至如此招摇。郭靖与权贵勾结后曾在襄阳城中对杨过有过自供：“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在社会保障机制缺失、草民坐尔犯法而沦为“奸邪之人”的帝制时代，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本是游侠存在的根本价值，最后却被金庸借郭靖之口以“侠之小者”一语解构于无形了。“为国为民”为“国”在前而为“民”在后，“行侠”的目的也一道变成了“日后名扬天下”!侠行仗义的本分变成了侠之小者，为国尽忠建功立业变成了侠之大者，郭靖抗蒙非清代公案小说帮朝廷查案可比，但金庸小说此时的意念与武侠公案小说并没有太多不同。这种国家主义投机在金庸小说中最变态之处莫过于其诸多小说对丐帮中人的人设：一群明明是社会中地位最低下而甚至都是国家公敌的“臭老十”却对朝廷有着发自内心的爱而个个皆以朝廷的主人翁自居!明明在统治者面前命如草芥却比谁都爱朝廷，甚至心甘情愿“共赴国难”，结果却只因为发现自己的帮主是外国人而竟然把自己组织中最厉害的领袖排斥于共同体之外，如同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处理自己的手足兄弟，“净衣派”、“全冠清”式伪君子的要害是爱朝廷却不爱真正的自己人。这样的社会组织已变态到了极点，与“侠义”一点边也沾不上却竟然动辄以“忠义”之名夸示于世。再如杨康被完颜洪烈抚养成人，郭靖却劝其暗中弑父于前，待杨康身陨之后又以其贪图富贵认贼作父而搪塞于后。郭靖自己的身份也不是毫无争议：自幼生于大漠而为蒙古人收养，被成吉思汗视如己出、被拖雷目为结义兄长而直至被尊崇为“金刀驸马”，南征一役却临阵倒戈，当年与蒙古人的情谊难道就能这么轻易的一笔勾销吗?“郭靖”的原型郭宝玉毕生皆未叛主，金庸式汉族特色国家主义的文化霸权主义流毒何等误人子弟?!国内精英公知化殷鉴不远，金庸当含笑九泉乎?!

　　金庸小说中的大侠形象何以能让读者生不出与阅读晚清小说之侠时一样的作呕感?一是靠其多年的旧学功底与西学修养：金庸出身于海宁世家而以跻身于一国之外交官舞台为其青年夙愿。罗立群认为：“金庸又能别出心裁，寓文化于技击，琴、棋、诗、画、书法、医道、音乐、舞蹈、历史故事皆可化为绝世武功，多姿多彩，情趣无穷。更为突出的是，金庸小说把武功远离与儒、佛、道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创造了深刻反映人生哲理的武功境界。”“六神磊磊”则注意到金父加诸其身的西学修养：“有一年圣诞节，他送給小金庸的礼物是狄更斯的一本小說，叫做《圣诞颂歌》，內容是讲一個冷酷的守财奴，受到了精灵的启发，变成了一个善良的人。这本书对金庸的性情、人格影响很大。”恰恰是金庸身上这种学贯中西式的杂家特点掩盖了其早期小说中以国家主义为纲的思想底色，无论金庸如何巧立“武侠”等名目。二是靠其小说中的边缘人效应：金庸早期小说中的侠客都曾与体制有特殊的联系，比如陈家洛是乾隆的亲弟弟，袁承志是闯王的心腹，郭靖是宋室保全襄阳的幕后功臣，此类后期男主皆如“韦小宝”那般靠帝王的提拔平步青云。这种大侠都是政治社团的可靠盟友，但因为不想变成体制之奴而又刻意保留了江湖人的退路。既幻想与体制结盟而分享政治社团红利又要“洁身自好”而在与体制内刻意保持距离的同时维护自己的体制外边缘人形象的复杂心理贯穿于金庸早期小说的大侠形象中，既向往权力又害怕权力反噬的矛盾心理在诉说金庸小说男主内心独白的同时也一道映射了金庸这种传统文人的身份底色，即“武侠”与朝廷的最大公约数。这种拿捏巧妙的权力疏离感的确为金庸的小说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故事张力，也为长期远离政治生活的国人提供了一窥权力运作机制的文字意淫的阅读机会。1985年香港回归已成定局，金庸小说在大陆解禁而迎来阅览狂潮，大陆各阶层的读者群体中甚至有一群致命院士。比如刘光鼎、马在田曾公开承认金庸的小说“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此类院士本是各自行业的专家与政治生活的门外汉，但又比普通人有着更强烈的权力窥探欲。金庸小说对于他们而言好比卡夫卡的小说《在法的门前》里的看门人，不断挑逗门外汉而诱惑他们对门后事物欲罢不能，但又总是无法通过那道金庸为其专设的帝王心术法门。即使能通过也终将一无所获，那里空无一物而只有理想虚无主义变本加厉的帝王权谋，尽管其开国之君偶尔也有对厚黑学无师自通的白手起家者。如果金庸小说的主人公始终延续其早期小说刻意建构的套路，金庸本人本无可能赢得来自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双重认证。变化起于他与左翼文人的交恶：“豺狼镛”自1959年创办《明报》起就与曾经的左翼朋友圈渐行渐远了，这种转变早在《天龙八部》连载时已有端倪，直至《笑傲江湖》集中性爆发。金庸笔下的乔峰本与杨康的父母同为敌国人所杀，本人为敌国朝野所养而以敌国精英为自己的第一身份认同，其后虽一度回归故国却终已不适。但不同于“卖国贼”杨康，乔峰最终仍靠个人奋斗重新赢得汉族共同体的尊重与再认同，辽人也没有因为他对北宋的忠诚而视其为“乱臣贼子”，这种悲情之命运较之杨康当日受千夫所指之污而剧毒攻心之死判若云泥。此时的金庸已有意识地在小说里与曾经的自己切割，尽管这种切割是秘密渐变而不欲为常人所察的。金庸本人则以“历史观进步”之名对此一笔带过：“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国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有了些许进步之故。”文革让中国知识分子创痛巨深，金庸一生为功名利禄所诱，在命运的十字街头摇摆不定，但最终发现“当权派与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于是他决然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在文革期间写下其一生中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笑傲江湖》而创造了最接近古典游侠形象的“令狐冲”。BBC后来如是评价《笑傲江湖》：“对权力如何扭曲人性，自由与爱情关系，规矩与教条的钳制都进行了展示与阐述。”王学泰更认为这“是通过讲述荒诞的武侠故事实现的……许多看似作者信笔写来的人物与情节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宝典’，都要‘自宫’，变成半阴性人，这种带有寓言性质的情节，恶毒而深刻……他不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还生怕读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与现实生活里的政治人物对号入座……我想金庸小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各种年龄段的读者与不同社会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喜爱，其政治性是个重要的原因。”随金庸小说大侠形象共同进化的还有那个曾经的国家主义者金庸，显然他本人更希望历史记住的是一个以个人主义者身份自存于世的金庸形象，后来他在许多场合都表达了自己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对“坏的国家主义”无限解构。

　　“鹿鼎公”这种忠君的国家主义者往往擅于逢场作戏，比如浪游到罗刹国(今俄罗斯)时摇身一变为来自神秘东方的流氓骑士，帮助落难的罗刹“傻白甜”苏菲亚公主策划火枪手叛乱搞“颜色革命”，扶洋妞苏公主上位当上罗刹摄政女王而成了纵横异域的“造王者”。在真实的俄国历史上，沙皇费奥多罗驾崩后莫斯科贵族相互倾轧，费奥多罗的两个弟弟彼得与伊万同时被推举为沙皇而史称“大小沙皇”。但“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即便在辽阔宽广的罗刹大地上，沙皇双峰并峙也带不来真正的安宁，反而导致王室风云再起，俄朝的实际权力落在入皇太后娜塔利亚之手后伊万与索菲亚公主(金庸笔下“苏菲亚公主”的原型)的家族联合亲西方的权臣戈里津煽动被长期拖欠军晌的射击军叛乱，“革命”的射击军士兵冲入皇宫推翻了娜塔利亚皇太后的统治。《鹿鼎记》里却是这位来自神秘东方的“导师”的五字箴言“抢钱抢女人”如醍醐灌顶一般启迪“苏菲亚公主”点燃了胸中火热的“革命激情”，在这位来自东方的“神鹿”的启示与帮助下当仁不让掀起“革命大潮”而问鼎罗刹千万里锦绣江山。回到俄罗斯正史，真实的索菲亚公主绝不是“傻白甜”，不止在床上能翻云覆雨，在罗刹你死我活的政争中同样能翻云覆雨，先利用射击军的势力镇压“旧礼仪派”再集结贵族武装镇压暴动的射击军，“革命”之后成功上位而表面上继续拥戴彼得与伊万两沙皇，自己则被新贵们拥立为“摄政女王”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比慈禧太后更早垂帘听政而问鼎罗刹千国万里锦绣江山。正史上的索菲亚公主才是在俄罗斯最早点燃“革命”之火后趁机成功上位的女鼻祖，但出身低微、大字不识几个的市井流氓能成为纵横异域的“东方神鹿”与“造王者”也绝非仅仅是作者的偏爱眷顾与他个人的幸运所致。“韦小宝”确实不识字不读书，但绝非真正的“没文化”，尤其是打小就爱看戏看听评书，从中汲取了很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而且机智灵活，擅长运用传统文化智慧，懂得巧妙变通而能因时因地制宜为我所用，比如“削履适足”式逢场作戏。“韦小宝”表面上胆小怕死，其实却是胆大包天且能杀伐决断，嘻皮笑脸的外表下的内心深处赌性奇强，关键时刻总敢放手一搏而手段狠辣无比。小宝也能在体制内外知人善任而游刃有余，如同赖昌星这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成功人士终将寿终正寝。金庸借“韦小宝”止口告诉读者：千万不要小看“没文化”的市井无赖，真正的成大事者所需的权谋手段跟读书人的风雅是两码事。看似“没文化”的流氓在权力江湖的激流中恰恰能大展拳脚，甚至能进而逐鹿天下，直至“功成而弗居”，做出一番帝王将相不世出的辉煌功业却不会被“相忘于江湖”，是耶非耶谁又说得清道得明?但根据“罗刹国摄政女王苏飞霞固伦长公主殿下”的写实肖像画，气势汹汹的女汉子“苏菲亚公主”与“生得美貌”且“肤光晶莹”没有半毛钱关系，除了真实的苏菲亚公主“生性放纵”的考语。据清人赵翼的《檐曝杂记》一书记载：“康熙中，圣祖尝遣侍卫托硕至彼定边界事。托硕美须眉，为女主所宠，凡三年始得归。所定十八条，皆从枕席上订盟，至今犹遵守不变。闻近日亦易男主矣。”康熙的确曾派托硕等侍卫到中俄边界谈判，尤其是托硕长得很帅，所以被俄罗斯的女老大强行推倒了。托硕被用了三年，快成药渣时才被放了回来。大清帝国与俄罗斯签约十八条其实都是在床上签的，也许是床约比桌约更有效果，两国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再生战事。

　　与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有类似阅历的唐生明曾是毛泽东的学生，后来又是蒋委员长黄埔军校的学生、戴笠的老铁、陈赓的密友与汪精卫一系的团长。1927年汪精卫与陈独秀决裂后他却给毛泽东送武器，出身于黄埔却能与汪精卫的亲信呼朋唤友，进而参加汪精卫与李宗仁的倒蒋兵变。抗日战争前夕身为国军中将与警备司令却严禁手下与共产党搞摩擦，还曾亲自护送周恩来穿梭于重庆、延安之间。唐生智镇守南京兵败后迫于蒋介石的密令去了南京，凭着以前与汪精卫的特殊关系在伪政府当了高官，而其主要工作则是策反与情报。身份暴露之后日本人却没抓他，反而利用他的关系与重庆方面联络。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把他派到长沙监视陈明仁、程潜与谭延闿，最后却参加这帮湖南佬的起义加入解放军了。此君毕生不忘吃喝玩乐，荣华富贵享用尽了。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套都被禁了，于是搬家到了香港。后来又回国当了高官，改革开放之后一直穿梭于大陆与香港之间抓统战。唐生明出生于湖南省东安县，唐生智的胞弟，家族背景强于“韦小宝”且至死玩得转庙堂与江湖，但又与自己的家族若即若离而能游刃有余。早年曾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后来又进了长沙讲武学堂与黄埔军校。唐生智投靠广东革命军后他也跟着参加了北伐战争，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与陈赓发表了讨蒋通电。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缺乏武器弹药，他带着一个连给其部队送了三百多支枪与近万发子弹。抗日战争期间在汪伪政府卧底，相关传奇类似于某部抗日谍战剧里的桥段。日本投降后继续留在上海，大陆光复后辈蒋介石委以重任却逐渐向共产党靠拢。新中国成立后去香港经商，1954年回到北京到国务院赴任，同时也是全国政协的第三、四、五届委员与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之后一直奔波于两岸三地推进转口贸易与祖国和平统一，直至1987年在北京寿终正寝。

　　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差别还在，国家主义就能像定海神针一样锁定三教九流的意识形态投机空间，关键是何邦国家大局更值得“押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