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后起大国后起之秀猥琐发育的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上猥琐发育的后起大国后起之秀，杨坚是代表人物而李鸿章是反面教材。世界历史上后起大国后起之秀的猥琐发育，个别“老二”殷鉴不远。

　　考察杨坚创立的隋朝何以能猥琐发育则有必要先抛出一个逼迫他处处忍让与伪装的环境，而这环境恰恰是他的父亲塑造的。杨坚之父杨忠一度官至柱国，这一职务最早是在战国时期楚国设立的，专门封赏有战功的将军。后来曾被取消，到南北朝时期重新设置。西魏亦沿袭，当朝有八大柱国分割国家军政大权而位列丞相之上。八大柱国有不少名人，比如生下独孤伽罗的独孤信、李渊的爷爷李虎、西魏与北周的奠定人宇文泰(杨忠不属于这一波，而是宇文泰提拔的)。北朝的“柱国”一职主要是配给权臣的，没办法，国家乱，摊子太大，正值用人之际，所以必须安抚。但天子脚下，位高权重未必是件好事，权柄，有时候是自保的金牌，有时候又是自杀的利器。权臣以同等身份地位为标准迅速组成一个通过家族联姻达成的小团体，比如独孤信将大女儿嫁给宇文泰的大儿子、将四女儿嫁给李虎的儿子(即便二人相差四十多岁)又将七女儿嫁给杨忠的长子。昔日的权臣就是今日的权臣集团，但独孤信也是最先倒台的，原因就是膨胀太快，掌权者容不下了。那时北周的实际掌权人已是宇文护，最终独孤信被宇文护逼迫自尽，享年五十五岁。这么一来，杨坚的境地就十分尴尬了：岳父是权臣，倒了。自己又是权臣后代，被忌惮着。造反又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当下必须猥琐发育：忍让，伪装，等待时机。忍到哪种地步呢?杨坚公元581年登基，此前四十年几乎一直在忍，经历三任皇帝，每一任都对他试探又试探，其中一任还是宇文邕这样的能人。想一想境地必然提心吊胆。我们不妨跳过杨坚称帝的艰苦岁月，直接让他与李世民来比一比政治头脑。首先，这个比较只是针对“政策建树”一面，但评价帝王要涉及方方面面。杨坚在北方称帝之后，干了一件事：灭陈。于是结束了中国南北分离的状态。随后，建立三省六部制，完善国家的行政系统，各司其职，这恐怕得益于杨坚一路从玩弄权柄走来，深知过去北周的弊端。若不是北朝“伟大的乱”，统治者未必能发明如此科学的“伟大的治”;杨坚还建立科举制度，选人用人全走一套程序;修订《开皇律》，把魏晋南北朝各国的法律整理，解释一通。反观李世民的几个重要政策，在政策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暂时“萧规曹随”是必要的，“一口不能吃成个胖子”。杨坚改了诸多，也少杀了许多人……杨坚之子杨广，演义里都极力刻画他荒淫无度，过头了。其实杨广也是个实干家，改革家。南朝陈是杨广带兵灭的，大运河是杨广修的，度量制度也是杨广改的(以前小国多，乱的很。秦始皇上来不也是统一度量衡吗?乱世一堆烂摊子都要收拾)。当了皇帝还亲征吐谷浑、高句丽，但杨广没掌握好火候，休养生息不够，民间怨声载道，李渊趁虚而入长安。隋朝经历三十七年，堪称高开低走。但秦亦是一统，亦是短暂，汉替秦同样繁华昌盛。后起大国猥琐发育难道有某种规律可循?

　　较之于晚晴“同治中兴四名臣”之首曾国藩对王阳明见贤思齐的温文尔雅，对伊藤博文“见贤思齐”的洋务运动后起之秀李鸿章在仕途上的猥琐发育连英国殖民头子戈登也是看不顺眼的。1863年初，李鸿章麾下的淮军与洋枪队头目戈登在上海击溃忠王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上海之围”解除后淮军反攻，在洋枪队的协助下一路连下数城。江南重镇苏州乃映入李鸿章的眼帘，拿下这座重镇对整个清军的战局将有决定性的扭转作用。苏州一直是李秀成的大本营，在这里经营近十年后兵多将广。但李秀成受命率军转战江南对付湘军的曾国荃，离开苏州前留下自己的心腹爱将谭绍光驻守苏州。李秀成临行时似乎嗅到了某种危机，告诫谭绍光一旦形势不妙就主动弃守苏州而不予追究。但谭绍光是个忠臣，其战斗信条是“城在人在”!1863年7月，淮军将领程学启与洋枪队围攻苏州，但屡屡被谭绍光击败。李鸿章一看强攻不行就改为智取：派说客潜入苏州策反太平军士兵，同时命程学启与戈登用书信策反城内太平军将领。谭绍光的口号是“城在人在”，但城中另一个纳王郜永宽觉得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不如早点投降。当时苏州四万太平军将士每天消耗的粮食都是天文数字，而苏州的存粮早已枯竭。郜永宽与城内的其它七位太平军将领都有献城的念头，于是一起通过中间人与程学启、戈登联系投降事宜。八位太平军将领提出的投降条件是：第一，苏州划分为南北两区，清军驻苏州北区，而八位太平军将领麾下的部队驻守南区;第二，投降的太平军官兵遣散一部分收编一部分，但至少要收编二十营一万人左右;第三，八人开城投降后朝廷要提供若干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职务，任职省份由八人指定;第四，朝廷允许八人及其部下暂时不剃发。按李鸿章的脾气与清朝的法度根本不可能同意这种投降条件，但李鸿章派去的谈判代表都满口答应了下来。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谭绍光很快便截获几封戈登写给郜永宽的信，具体内容将这八位太平军将领的投降伎俩完全暴露了。谭绍光是苏州的最高长官，但由于太平天国的将领都有着自己独立的军队指挥权而不能直接调动郜永宽等叛将的军队。郜永宽等有投降倾向的苏州太平军将领麾下的兵力占城内太平军的四分之三，而且把守着六个城门中的四个。犹豫再三，谭绍光觉得自己应光明磊落地与叛将们谈一谈!1863年12月，谭绍光在自己的王府里以宴会形式召开军事会议，指望说服叛将们服从自己死守苏州。但他不知道此时八位太平军守将与程学启、戈登多次协商后决定拿谭绍光的人头表诚心，就是在这次军事宴会上，康王汪安钧直接刺死了谭绍光。次日，郜永宽提着谭绍光的人头跑到清军大营并协助清军屠杀城内不愿投降的谭绍光部下一千多人。但太平军将领吴习玖突出重围，郜永宽派兵拦截无果。郜永宽拿着谭绍光的首级主动围剿城内不愿投降的太平军，李鸿章自然很高兴，但欣喜之余也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兑现之前的承诺。程学启只能听命于李鸿章，但那个洋人戈登当真了，怎么办?李鸿章选择无视戈登而背弃自己的承诺：斩杀这八位太平军叛将。于是，李鸿章便设宴款待八位将领并声称要履行给他们封官赏赐的承诺。1863年12月26日，江苏巡抚李鸿章与郜永宽宴请八位将领，饭还没吃到一半，程学启进来禀报“有要事请巡抚大人出去一下”。李鸿章笑吟吟地与众人打声招呼后离席，刚一走程学启就率伏兵将八人斩首了。不久，淮军挥师涌入苏州“大肆杀掠”。“苏州招降”本来就是李鸿章给太平军叛将们下的一个套，“城要进，人也不要留”!接下来李鸿章更是“不讲武德”，淮军直接将苏州抢劫一空，已放下武器的近四万太平军将士被屠杀殆尽!“苏州杀降”是李鸿章最大的人生污点，连殖民头子戈登也一度要找他“决斗”!“苏州杀降”事发后戈登大骂李鸿章“背信弃义”，甚至拿着一支手枪闯入苏州去找李鸿章拼命。李鸿章闻讯后赶紧躲了起来，戈登寻人无果后扬言要率领洋枪队再次攻打苏州，然后把苏州还给太平天国!幸亏戈登是外国人，如果是中国人，凭这一句话就够判他死罪了。李鸿章等戈登的怒气消了一点后狡辩自己其实是在学洋人的仪礼：我已释放了太平军中的妇女营与儿童营。后来李鸿章又通过中间人向戈登的海外私人账户汇了一笔巨款，这才将此事彻底了结。较之于李渊造反的虎气，李鸿章投机的猴气更胜一筹，相比之下兼顾二者的毛泽东式革命更有发展前途。

　　老大帝国的后起之秀如何猥琐发育才是正道?杨坚的接班人杨广有话要说。611年，隋朝的气数因为繁重的徭役制度、气势恢宏劳民伤财的京杭大运河，让败家子隋炀帝败得一干二净。紧接着与高句丽两败俱伤的三次战争后，隋炀帝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了：不再强大的武力与怎么打也打不完的农民起义。据《资治通鉴》载：“官吏贪残，因缘侵渔，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略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盗。”官吏暴力贪婪、鱼肉百姓，老百姓家里没米又没钱、穷得叮当响。我们想老老实实当个老百姓，但老百姓饥寒交迫，过不了几天就得死。想苟延残喘则只得聚众闹事，做个强盗抢点吃的就能多活几年。第一个造反的便是被逼上梁山做了强盗的山东邹平的王薄。王薄此人原本就是一个卖劳力的，是那帮建东都、挖运河、造战船的苦役份子之一。611年，这个盗贼自称“知世郎”发动了农民起义。不到一年，这只农民起义军的规模就发展到了数万之众。由于轻敌，王薄率领的这只农民起义军被隋将张须陀剿灭了，但这场战争拉开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序幕。一个王薄倒下了，千万个王薄站起来了。在隋炀帝挖大运河三下江都、三战高句丽的过程中，全国范围内有一百多支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隋朝这个天灾人祸俨然就是一片干草丛生的破败景色，终于被起义军引燃了革命的大火。从611年李渊起兵到618年唐朝建立，这七年隋朝全面动荡，各方势力此起彼伏、逐鹿中原。而总人数多达数百万的这数百只农民起义军最终汇集成了三支反对隋朝的主力军：第一个为河南的瓦岗军，第二个为河北的窦建德军，第三个为江淮的杜伏威军。我们先从三支反对隋朝主力军中势力最大的瓦岗军看起：611年，翟让因罪逃到河南瓦岗寨聚众起义。没过多久，以王伯当、单雄信、徐世绩为典型代表的一大批人加入了翟让的起义军而势力迅速壮大。翟让起初其实没什么野心，在瓦岗寨基本就是小打小闹，以求在这个乱世混口饭吃，完全没有什么逐鹿天下的愿望，直至五年后王伯当为翟让推荐李密。农民起义军一般都是草根出身，没什么大出息也没什么文化，但李密是贵族出身，与杨玄感是好朋友。因为隋炀帝在杨素死后出言不逊，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趁着隋炀帝二征高句丽时起兵造反了，李密则凑了一次热闹。李密自小便与众不同，隋炀帝与他在朝堂上还曾有过一面之缘。隋炀帝见到儿时的李密时曾问身边的宇文述：“左边儿柱子下面儿站着的那个穿黑衣服的小孩儿是谁啊?”宇文述答：“他是蒲山郡公李宽的儿子。”隋炀帝同宇文述嘀咕一句：“这个娃娃东看西看没点儿规矩，跟常人不同，让他离我远点，不要来给我当手下。”尽管隋炀帝继位后是一个非主流的淘气包，但能夺下江山的他也绝非等闲之辈，识人之事与常人相比也擅长许多。连昏庸的杨广也能发现李密自幼与众不同，可见这个造反派的确是有鹤立鸡群的两下子的。李密的本家李渊则是先低调后高调，较之于腹黑大咖司马懿的人生更为完美，所以更值得欣赏。

　　至于李鸿章的接班人袁世凯，其猥琐发育的套路更像谁?袁术，一有实力就瞎折腾还妄想称帝，典型的一有实力就翘尾巴而瞎折腾到死的政治家。袁世凯式腹黑：“我是最大的军阀，我要当皇帝，你们都得叫爸爸。”袁世凯曾在朝鲜抗日，处理朝鲜政变后声威大震。得到大清宰相李鸿章的提拔，小的出事老的保你。袁世凯能娶朝鲜国王的金公主，迎娶白富美后小站练兵，提拔段祺瑞、冯国璋等将军培养北洋袁氏集团。北洋军变成大清主力军后，袁世凯也成了大清的顶梁柱。后来袁世凯变得翘尾巴各种瞎折腾，先是“削蕃”，逐步剥夺段祺瑞、冯国璋的军权，企图将军权逐步转到儿子手里，段祺瑞、冯国璋不可能不生气。然后称帝，这么大的事也不找爱将们商量，之前首席参谋徐世昌建议称帝必败，段祺瑞、冯国璋也不愿参与称帝大典，稍后袁世凯对冯国璋声称自己不会称帝。但一个月后袁世凯就称帝了，孙中山联合蔡锷与日本财阀组建“护国军”，袁世凯那边镇压过还在长沙读书的毛泽东等学潮的汤芗铭等死党迅速倒戈。在这个节骨眼上，袁世凯尿毒症发作暴毙。袁术靠关东联军击败董卓，又添虎将孙策等猛将，盘踞东南而称霸一方。后期翘尾巴瞎折腾，逼跑孙策，拿到玉玺就称帝，这不是与曹操对着干吗?曹操联合其他军阀灭了袁术，袁绍则步了这位老兄的后尘。玉玺是“面子”而民心是“里子”，杨坚、李渊、曹操都深谙此道而能“顺天”逆袭。

　　世界历史上后起大国的后起之秀猥琐发育的代表人物当属小西屁阿，而费边的传帮带功不可没。公元前146年，罗马人焚毁了一座北非重镇，为了防止迦太基帝国东山再起，他们还在这个帝国的废墟上撒了粗盐。遭到罗马人仇视的城市就是迦太基城。建造它的伽太基人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却败在后起之秀西屁阿手下。事实上，将它拍在沙滩上的后浪，不止罗马帝国一个。公元前8世纪，腓尼基人建立了以迦太基城(今突尼斯突尼斯城东北17公里)为首都的奴隶制国家。以此为依托，商业、航海与农业迅速发展，势力范围涉及北非与西班牙大部，包括地中海中的西西里岛、科西嘉岛、撒丁尼亚、马耳他等岛屿，是当时地中海沿岸国家的翘楚。迦太基帝国采用贵族寡头式政体，设有300人的元老院，有立法权与决策权。每年在富有的伽太基人中选举两名“苏菲特”，职责类似于罗马帝国的执政官。除此以外，迦太基帝国还设有公民大会与有104名议员组成的百人会议。迦太基帝国熟练玩转这套政体时罗马帝国尚处蒙昧晚期，其贵族共和制实际上是迦太基帝国政体的2.0版本。由于迦太基帝国政府的核心成员来自商业奴隶主与农业奴隶主两大集团。商业奴隶主热衷于海外扩张，主张用武力捍卫与拓展迦太基帝国的海外利益，农业奴隶主沉迷于维护与巩固在非洲的既得利益。双方对自身利益的关注点差异，导致作出重要决策时分歧很大。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出身于商业奴隶主哈米尔卡家族，他转战罗马帝国十五年，从未得到来自本土的后勤支援。主要原因是农业奴隶主掌握了当时迦太基帝国的权柄，“他们对海上的征服并不感兴趣，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非洲的领土上。”汉尼拔在意大利本土的成功，农业奴隶主倍感压力，视其为主要竞争对手。哈米尔卡家族重经商不重政治，本身又不在伽太基城，政治影响力不大。两大利益集团的明争暗斗，为汉尼拔的唯一败绩送上了神助攻。政体的结构性矛盾，使迦太基帝国的顶层设计存在着先天缺陷。迦太基帝国先后三次败于罗马帝国之手，暴露了自身军事力量的薄弱。迦太基帝国历来重视经商，社会精英主要从商。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伽太基帝国组建了庞大的雇佣军团。雇佣兵在战争中，不仅能得到大量战利品，而且每次出征能得到象征着荣誉的腕环，可谓名利双收。凡事有利必有弊。使用雇佣军不必本国公民服役，但雇佣兵来自各地，集结与训练要花时间且缺乏爱国热情与献身精神。随着战争的消耗，雇佣兵很难补充。汉尼拔转战意大利，从高卢征召雇佣，兵力始终维持在5万人，与十倍于已的罗马帝国军队鏖战十五年，结果可想而知。伽太基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布匿战争”有三次，历时近一百二十年。第一次布匿战争就长达二十三年，长期对峙消磨了雇佣军的意志与战斗力，结果迦太基帝国在与罗马帝国的初次对决中败北。为了支付巨额赔款，迦太基帝国又挪用了雇佣兵的报酬，导致雇佣军哗变，最后靠罗马帝国军队方才平息事端。糟糕的军制，让迦太基帝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罗马帝国长期采用公民兵制，激发了公民的扩张意识。218年，汉尼拔在波河一役中，斩杀三万罗马帝国军人。噩耗传来，“平民不顾元老贵族的反对与阻挠，推举民主派领袖盖约·弗拉米尼为执政官，负责统帅军队。”在公民的积极参与下，罗马帝国再次组成了13个兵团，用以对抗汉尼拔。据统计，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全体罗马帝国公民有13.7万人，参加军队就有10万人，至少组成了22个兵团。兵制的后天不足，造成迦太基帝国营养不良，无法与罗马帝国持久抗衡。对国家的不同理解是迦太基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主要区别之一：迦太基帝国是建立在松散的国家机器之上，殖民地之间只存在着繁忙的经济联系，没有形成牢固的国家观念。伽太基人只关注金钱与利益，彼此间认同感与归属感不足。法国历史学家杜丹评价：“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商业，是迦太基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元素……但它的历史表现了一种文明的浮浅与虚弱，其中人类活动的主要推动力是争取财富，而没有在经济权力之外，并靠着经济权力去努力获得政治上的、知识上的与道德上的进步。”这种将财富凌驾于土地之上的体制，本身缺少精神层面的向心力，农业基础又相对不足，碰到团结坚韧的罗马人，自然无法整合各种力量，与之决一死战。在与伽太基人争夺地中海之前，罗马人通过扩张战争，获得了巨量的土地，仅最后一次维爱战争中，吞并了7.5万公顷的土地。罗马帝国的对外侵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平民的种地养家糊口的基本需求，“从公元前343年到公元前264年，大约把6万份地分给拉丁人与罗马人，其中罗马人约占4万份。”绝大多数自由农民希望罗马帝国继续扩张，以便增持更多的财富。他们普遍认为：“战争除了对国家有利，对个别公民也是有利的。”在这种思想的左右下，罗马帝国将国家意志与个人命运有机融合，整个国家更具生机与活力。迦太基帝国金钱至上的观念，使国家形同散沙，在与罗马帝国的对决中屡战屡败也在情理之中。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帝国一再出现战略失误。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帝国有意以墨西那为跳板，进占西西里岛。对此，迦太基帝国经验丰富的海军竟然无动于衷，坐视罗马帝国夺取墨西那与叙拉古。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帝国名将费边采用“拖延战术”，迦太基帝国放松警惕，促使罗马帝国军队闪击北非，一战定乾坤。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前，迦太基帝国率先攻击罗马帝国盟友努米比亚，此举显然破坏了上次战争签订的和约。与罗马帝国谈判后迦太基帝国两次违约，而且国内民族主义漫延，引起对方的不满。战和不定的态度给罗马帝国再次组织进攻提供了借口。战略上接二连三的犯错，加快了帝国迈向深渊的步伐。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他认为新兴大国崛起后势必挑战传统强国，所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选项。迦太基帝国与罗马帝国显然符合这一理论，后者的制度优势顺利克制了前者的经济优势。伽太基帝国的崛起对罗马帝国的持续扩张与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才是罗马帝国痛恨伽太基帝国而不惜施以毒咒的根本原因。无巧不成书，秦始皇晚年曾在南京的故址干过类似的勾当。

　　从超级大国衰落到二流国家必然有一个缓慢的过程，一般要经过上百年的垂死挣扎。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美国衰落论”铺天盖地，但美国至今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然，现在的美国的确正在衰落，而且因为一系列错误的操作，美国正在加速衰落，但不要以为这会让美国很快就会衰落。实际上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点容错能力还是有的，而且这点加速在它的衰落期内根本不算什么，所以别看美国现在与过去犯下了许多错误，即使未来他们接着犯错误，但美国的衰落为二流国家仍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要再经过半个世纪，当年的大英帝国也是这样霸权旁落的。1763年，英国首次骄傲的宣布自己是西班牙之后第二个“日不落帝国”，英国是工业革命以来首个超级大国，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力量让英国很快就坐稳了超级大国的宝座。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灭为英国霸权奠定了基础，1945年二战结束则标志着英国霸权的旁落。英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维持了一百三十多年，所以积累了深厚的底蕴，衰落过程注定会很漫长，尽管英国此后犯了很多错误。一战英国参战了，表面上殖民地进一步扩大了，尤其是对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取而代之，但实际上英国因为消耗于德国的阵地战而迅速衰落了。这方面美国就做得很好，二战中美国就汲取了英国的教训，前期猥琐发育等双方消耗差不多了，美国站出来宣战捞到了最大利益。二战英国又犯错了，比如积极支持德国崛起，结果德国强大后转身就向英国宣战，当时英国的所有物资来源于海外，但德国潜艇到处袭击英国运输船，这让英国损失惨重差点被耗垮，最后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才喘过气来坚持到了胜利。当然，英国在二战期间犯的错误远不止于此，但即使英国在一战与二战犯下了如此重大的错误，也才让他们丢掉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已。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曾在世界各地拱火，虽然导致美国经济有所损失，但远不如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损失那么大，所以美国才能继续坐稳超级大国的宝座。现在的美国有美元霸权，当年的英国有英镑霸权。严格地说，美国近年来卷入战争的损失只相当于英国在一战期间的损失，表面看是靠战争扩大了地盘，攫取了不少战争利益，但在更多的领域损失惨重，所以才会加速衰落。虽然英国犯了两次重大错误，丢掉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因为有强大的工业底蕴与人才储备，所以英国能在战后迅速恢复实力。德法等西方老牌发达国家哪怕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工业体系基本被摧毁，但因为此前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先进技术，所以战后能迅速恢复实力再次变成大国。从超级大国衰落为二流大国后英国仍有很多错误举动，比如二战后没有像日本、德国等那样迅速大规模普及教育，以至于到了冷战阶段后劲不足。当然，高福利也掏空了英国的国库，直至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取消高福利政策。英国更严重的错误是重金融轻工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前法国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而经济迅速否则，一度成了欧洲经济的领头羊，为此经济学家总结法国的成功模式，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个理论备受美国与英国高层的推崇，所以撒切尔一上台就在经济政策上放弃凯恩斯主义而转向新自由主义。但凡大力推广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最后都会导致金融产业一旦崛起就会恶性膨胀，制造业衰落则导致工业空心化加剧。金融强工业弱的负面效应非常明显，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不少国家还让金融资本家逐步控制了国家政权等。新自由主义曾让英国一度摆脱经济危机，尤其是股市很快就恢复了活力，GDP增长率曾高达5%。但错就错在英国长期重视金融业忽视了工业发展，这就给英国的衰落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因为金融业异常繁荣，就加速挤压工业的生存空间，一旦一方强大就会挤压另一方的生存空间，这就会导致结构失衡。如果把金融业比作武将，日子不好过时武将喜欢用战争手段解决，虽然简单粗暴但见效快且容易获得暴利，比如古代北方草原国家重武，喜欢到处杀人越货，这样很容易暴富且解决当时的麻烦，这就像发展金融业，美国与英国依靠金融，很容易赚到大量利润，而且时间短见效快，让国家摆脱了暂时的危机。而工业则像古代的文臣，日子不好过时文臣更重视发展工业与农业，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增加财政收入，虽然见效慢但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工业同理，虽然不能让国家与人民暴富，但能解决更多人的就业，化解社会矛盾等，让民众缓慢的积累财富，而且工业强大了会反哺金融创造更多财富，支撑国家走向强大。所以聪明的帝王往往喜欢让武将与文臣内斗，谁强就打压谁，谁弱就支持谁，而不是让其中一方强大，因为一方强大后就会威胁到帝位，而英国与美国过度重视金融业，就打破了平衡，结果是金融势力太强大后，他们就扶持代理人上台，这种人上台后又要出卖国家利益回馈金融资本家。结果是国家的权力被金融资本家掌控，他们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而出台更多有利于金融产业的发展的法律，结果却是工业越来越弱，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应过度繁荣，平衡各方的发展才是长远大计。这一点德国就做得很好，他们也推广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但他们很早就看到了危机，就调整了政策均衡发展工业与金融。所以德国经济长期比较稳定，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英国重视金融轻工业的代价不小，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就衰落了。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其他国家突然发现制造业才是抵御危机的最好手段。此后美国、英国、法国等纷纷重振制造业，强调工业体系与供应链的重要性。英国也认识到了过度重视金融业是的风险，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不可能保持英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英国政府的辞令是“无法持续保持”，即发展金融根本不可能持续保住英国的竞争力。为了避免把自己的脸打得太狠了，所以说话留了余地。但英国此后的国际竞争力持续下降，这一点美国与法国也不例外。为此，英国政府重新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2013年，英国出台针对制造业的预测研究报告《制造业的未来：英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根据报告及时推出《英国工业2050战略》，继德国之后推出另一个工业4.0计划。但英国的口号是“绿色工业革命”，德国喊的是“数字革命”。方向也不同，德国更侧重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英国则侧重脱碳计划。从这一点上看，英国依然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走，重视绿色经济没有错，但一个大国靠工业支撑的核心是提高工业的竞争力，而要提高工业的竞争力就必须提高生产效率，这样才能推动生产工具的改良与进步，才会助推绿色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提高生产效率是“里子”而发展绿色经济是“面子”。在工业4.0的出发点上，德国抓住了要害。当然，英国能提出这个方向，比没有方向感的国家好很多，至少证明了英国认识到了工业的重要性且付诸实践了，所以对减缓英国衰落有好处。即使英国过去做错了这么多也只是把英国从超级大国地位上赶了下来，现在至少算得上一个地区性大国。英国在二战中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但哪怕是到了现在，几万公里的海外争议领土，他们依然能震慑住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几万公里的别国内政，他们动动嘴皮子就能干涉，所以英国自殖民全球以来不再是个地区性大国，而且至今仍是个全球性大国。而且全球性的大国地位从二战后维持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看英国这个架势，至少还能挣扎一段时间才会衰落成地区性大国，然后还要熬很久才有可能衰落为二流国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全球性大国衰落成地区性大国后再度变成全球性大国。因此，即使一个超级大国犯了许多错，但要把从超级大国变成二流国家是很难的。超级大国的有强大的霸权底蕴，更有强大的容错能力，所以衰落过程会更漫长。人与植物的生老病死都有一个过程，国家则因为体量大而变强与变弱都要经过更长的时间。重新看待美国的衰落就会有正常的心态，对于西方列强而言“非我族类”的中国的民族复兴要有更大的耐心。勾践“卧薪尝胆”之初势必秘而不宣，后人之效仿同理。

　　2022年俄乌战争与第四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的国际局势越来越像一战前夜，而一战是由三大矛盾(英德矛盾、德法矛盾与俄奥矛盾)激发的，其中最重要的矛盾是英德矛盾有点像现在的中美矛盾。现在的中国(有点像一战前夕猥琐发育的后起大国德国)作为后起大国的经济实力已在十年前跃居世界第二，但国际地位与战略空间被美国一再压制;现在的美国(有点像一战前夕的英国)不愿看到另外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超过自己，哪怕想平起平坐也不行。但2022年“联安上三常”似乎不约而同地受制于“老人政治”，中国与俄罗斯的政坛后起之秀如何绊倒21世纪的老大帝国美国还有待观察。现在的俄罗斯有点像当年的奥匈帝国，军事实力尚可，但经济实力与美国比相对单薄，所以在俄乌战争打成消耗战后不得不对中国有所求。一战前夕最糟糕的后起大国是看不清自己的真实国力的奥匈帝国，仗着自己相对比较强军事实力，经常干涉巴尔干地区国家，妄想充当巴尔干事务的仲裁者。奥匈帝国鲁莽地发动了对塞尔维亚战争，不仅自己战败后被肢解，还连累了当时的世界第二强国德国的崛起。中国一贯奉行的是和平发展政策，所以应警惕防止俄的冒进的政策把中国拉下水，如同一战前夕德国因为奥匈帝国与沙皇俄国的矛盾而被迫参战，要防止基辅变成当年的萨拉热窝。如果海外利益积重难返的中国被俄罗斯裹挟到乌克兰战场而遭到任何经济制裁，未来的下场一定会比俄罗斯更惨。首先，中国会迎来粮食危机，随之而来的经济制裁更会让中国承受不起。俄罗斯被制裁后粮食、能源都不受影响，不卖给西方列强但又专门卖给中国。至于中国的廉价工业品，西方列强随时能在东南亚与非洲找到替代渠道。经济意义上的“三驾马车”里的出口环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言而喻，所以现在中国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比俄罗斯严重的多。当年德奥主体民族一家亲，从文化到经济都像一个国家。奥匈帝国除了实力不行，对德关系可谓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今天俄罗斯不讲以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对中国历史所作所为，仅仅因为中国买了饿的粮食、天然气才说了奉承的话，此外并没有对中国有什么实质性帮助。更在中印关系越加紧张情况下，依然卖印度大规模武器，如此看见，这样盟友实乃是表面兄弟也。“鹅粉”爱说“唇亡齿寒”、“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俄罗斯倒下了美国就该修理中国了”，连俄罗斯发言人也舔着脸说俄乌战争是在给中国缓解近海军事压力挡枪。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中美冲突有增无减。但就算俄罗斯真的倒下了，美国能侵占中国588平方公里土地?能让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中俄蒙协约》、《雅尔塔协定》?能制造海兰泡与江东十六屯惨案杀害中国上万名无辜百姓吗?美国毕竟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要的是经济利益，要的是你遵守他的游戏规则。虽然很无赖，但还没有无耻到要杀别国人民抢别国领土的地步。俄罗斯就不一样了，从沙俄到苏联再到今天普京，都是一副贪得无厌嘴脸，对别国的侵略欲望一脉相承，与这样恶魔做交易无疑是与虎谋皮。俄罗斯刚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时很多“鹅粉”认为普京这回给足了中国面子，不仅冬奥会开幕式亲自来站台，还等冬奥会结束了才宣战。这恰恰是普京阴险狡诈的表现。这好比一个杀人犯，在杀人前一天突然跑到一个“朋友”家里，称兄道弟的跟人家喝酒谈生意还让周围邻居都知道，然后第二天就去作案了。这样的后果无非是让警察注意到这个“朋友”，如果杀人犯在喝酒时透露自己的计划，这位“朋友”就还有包庇杀人犯的嫌疑了。可悲的是，“朋友”并不认为杀人犯在给自己挖坑，而是觉得大哥够义气看得起自己。这不就是“别人把你卖了还帮别人数钱”吗?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后又奋斗了四十多年，经济、科技与军事一直保持高速发展，在个别领域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大英帝国。如果当年的德国知道“猥琐发育别浪”，如果再给德德国二十年，国际格局就能改写，今天的德国也不至于是个被阉割领土且只有原来2/3的军队而只能自卫的战败国。德国的冒进外交给中国敲响了警钟，现在的中国与一百年前德国的处境近似。因为坚持了邓小平定下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中国有了宝贵的四十多年的和平发展机遇，现在切不可妄自尊大，更不可被俄罗斯裹挟而绑到普京的战车上，否则就会葬送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而“一夜回到解放前”。

　　美国能长期稳坐世界霸主的宝座主要靠两点：一是美国自身的发展速度很快，二是美国总是能打压其他大国。英国、德国、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搞垮，中国被贴上“世界第二”的标签后美国却黔驴技穷，无论怎么打压都没能从根本上打断中国的和平发展，何以然?首先，美国拖垮的“世界第二”除了苏联外还有英国、德国、日本与蒲萌。其中英国与德国也是最早接触工业革命的国家之一，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两国的工业水平与生产力比不过美国，但至少差距没有特别大。但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英国与德国都是主要参战国，将大部分精力放到战场上意味着忽视对工业体系的完善，美国则抓住这个机会大力生产各种武器装备向参战国抛售。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仅赚得盆满钵溢，而且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工业生产有了依赖性。二战后英国与德国的工业基础还在，但奈何英国经济不景气，只能不断收缩工业规模，而德国则更惨，美国直接连同苏联将其肢解，所以工业水平一直没机会提升。自此，这两个老二一蹶不振。同理，美国拖垮苏联与日本其实也是从工业体系上下手的。冷战期间美国利用军备竞赛让苏联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工业体系的不完善让苏联的经济漏洞越来越大。而日本经济水平差点超过美国，但自从美国通过泡沫经济让日本忽视工业发展后，它慢慢也变得一蹶不振。五个被美国拖垮的“世界第二”都有工业体系不完善的痼疾，所以才让美国钻了空子。但新中国很早就在坚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当下中国早已具备完善的工业体系，能生产全球但生产的任何产品，自然不怕封锁。基于这一关键优势，中国的赶超让疲惫的美国束手无策。制造业能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没有本国制造业作为支撑，想发展难如登天。晚清时期中国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就是无法发展中国自己的制造业，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当今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已获得长足的发展，2010年超过美国，2016年等于美日两国之和，2018年超过美日德三国之和，至今差距还在拉大。这时美国又来了，未来的中美关系注定会有不确定性，不可能像冷战期间那样和缓。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里面还有不少尖端的存在，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效仿美国，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经济都会遭受巨大冲击，其中甚至不会有美国例外。

　　梁启超的《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一文强调：“仅虚列一名，而不肯以身当实行之冲，徒以大任责诸后起之秀，致其事不见重于世。”梁启超，20世纪的先行者，他的身影几乎勾连着中国近代史的每一起重大事件。他大笔一挥就能万人景仰，步入政坛后却虎头蛇尾。他的政治立场多变，先维新，后革命，再保皇，又共和，还立宪，拥袁再反袁。他被老师骂作“贼”，被社会指责“善变”，这与他时而激进时而保守的从政生涯息息相关。梁启超的确“善变”，但毕竟不是政治投机，而是与时俱进与世界潮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理念是要与时俱进的。在那个新思想层出不穷的年代，新思想与旧思想大碰撞，只有不断摸索才有可能找到最契合中国的国情的路子。因此，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用自己新的理念推翻自己过去落后的认知，与时俱进地坚持着追求与目标。归根结底，梁启超一直在走立宪道路。他反对暴力革命，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而他的谋求改良政体就是立宪。所以，梁启超退出政坛后的关注点仍是国体。1946年《中国民国宪法》就是“宪法之父”张君劢起草的，而张君劢就是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的同志。梁启超也曾自白：“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他的这个自白让他的政敌、革命派的陈少白也不得不承认：“救国才是他的宗旨”。但书生从政内心赤诚而毫无城府，没有政治权谋与手腕，终究被别人玩得团团转。书生之于官僚的关系，他一直搞不懂。就像曾一同参加护国运动的周善培总结的：“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梁启超是个很好的“理论的政谭家”，但不是一个“实行的政务家”。因为政治理想能纯洁，但现实政治并不纯洁。进入官场，就丧失了批评的立场，必须遵循另一套游戏规则，结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只能急流勇退。显然，梁启超选择了后者。较之于梁启超的宪政实践虎头蛇尾，另一个宪政大咖杨度的“善变”跨度更大，尤其是与杜月笙、周恩来的政治关系极富传奇色彩。

　　“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书生投入渐进的政治改良运动更是如此，功成身退较之于知难而退更难能可贵。中外历史上大老粗造反成功的概率都不高，而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待遇举足轻重。秀才当兵，有理能讲清，毛泽东是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