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党棍加神棍何以克服精神分裂

　　当今中国到底有多少党棍加神棍?单看基督教，据俄罗斯《独立报》援引2014年梵蒂冈公布的数据，当年中国基督徒的数量有1亿多人，超过了当年8600万中共党员的数量，但其中无法准确统计数量的党棍加神棍是怎么回事?

　　上述数据公开后，中国政府暂时不承认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在增长，但又推出了将地下天主教团体合法化的计划，条件是中国政府对宗教团体有监护权。比如向梵蒂冈提议联合批准天主教团体主教候选人的程序，尤其是向教皇提供主教教职的候选人而教皇将决定是否同意这一任命。根据该草案，教皇有最终否决权，但对主教选举的干预要受到限制，中国天主教教区的主教教职候选人要由天主教人民协会(NCA)官员检查，该协会是为合法天主教徒任命主教的机构。《独立报》认为，中国政府不排除向梵蒂冈提供两个候选人以供选择的可能。据《独立报》报道，中国政府已将挑选主教候选人的倡议权转交给合法的天主教教区，后者随后向天主教人民协会通报候选人情况。中国政府与梵蒂冈天主教会在2015年初达成协议，而这被《独立报》视为中国政府向宗教组织迈出的一步。

　　毋庸讳言，自中国特色意识形态也被“改革开放”而导致邪教分子围攻天安门以来，王岐山曾直言的“不信马列信鬼神”而“在公文包里夹着香灰开会作报告的党员高干”绝非个别现象，但其无神论与有神论是怎么“和谐”的?抑或党棍加神棍是怎么在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克服精神分裂而继续高高在上的?

　　这还要从“棍”字说起，汉字承载古老的中华文明而源远流长，但“党棍加神棍”则是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古代汉语里，某人从事的某种职业后如果被加个“棍”字就是被视为这一行的流氓了。明代对“流氓”的专用称呼是“破落户”，不是家道破败而是不务正业，此外还有“莠民”、“喇唬”、“光棍”，等等。其中的“光棍”在明代特指被当今中国泛指的“流氓”，这个词到清代又发展出被视为流氓的“棍”系列，比如“喇棍”、“土棍”、“地棍”，等等。此后“棍”系列的词组基本上都有坏人的意思，比如“痞棍”、“流棍”、“山棍”、“学棍”、“讼棍”、“神棍”、“党棍”，等等。“党棍”在当今中国是什么意思?参见蒋介石统治“中华民国”后国民党内某一地方或某一单位为非作歹的头目。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称：“主使的人一定是段锡朋、周利生等等背叛民众的党棍和走狗。”刘波泳《秦川儿女》称：“这人穿了一套笔挺的制服，全然是个官僚、党棍模样。”清末叶梦珠《阅世编·科举五》称：“始以苞苴公行而激变通省士子，继以党棍寃民而惊骇各行罢市，诚近来未有之奇变也。”“百度知道”有一问：“党棍的具体意思是什么”“美丽的洛阳”答：……党(dǎng)，形声。从黑，尚声……本义：晦暗不明。“党”指集团时，在古代一般只用于贬义，与现代汉语不同……偏私，偏袒[be partial to]子党于师人。――《韩非子·外储》群而不党。――《论语》。孔注：“助也。”……吾闻君子不党。孔注：“相助匿曰党。”……结伙[gang involvement]性贪而狠，党豺为虐。――明·马中锡《中山狼传》……朋党;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小集团[clique faction]无偏无党。――《书·洪范》。“朋党。”各于其党。――《论语·里仁》惟党人之偷乐兮。――《楚辞·离骚》使其党入索财物。――清·方苞《狱中杂记》……又如：死党;余党(未消灭尽的党羽);党恶(结党作恶)……政党[political party]。如：共产党;共和党;国民党;工人党;党八股[party goobbledygook;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指现代革命队伍中产生的一种八股文式的空洞死板的文风……党阀[party tyrant]指政党内把持大权、独断专行的头目……党锢[autocratic rule;one-party dictatorship]古代禁止某些政治上的朋党参政的现象;党国[nation;country]国民党有“以党治国”的口号，因而把国说成“党国”……党票[party membership]对党籍的不严肃叫法……党同伐异[defend those who being to one's own faction and attak those who don't;unite only with those of the same ideas and attack the others]拉帮结派，偏袒同党，攻击异己。原指学术上的派别之间的斗争，后泛指一切集团之间的斗争。党同伐异，此姘彼丑。――周邦彦《汴都赋》;党徒[member of a clique or a reactionary political party;adherent;followers]属于某一集团或派别的人(含贬义)……党卫队[Schutzstaffel]德国法西斯的特务组织，又叫党卫军……党性(1)[Party spirit;party character](2)阶级性最高集中的表现(3)特指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高集中的表现，党性不纯的表现;党羽[adherents]恶势力集团里首领以外的人，指那些追随一个领袖或一个政党的拥护者(含贬义)……党(1)为了政治目的结合起来的团体：～派。～团。～委。～员。～章。～阀。～风。～纪。(2)意见相合的人或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团体：～羽。朋～。死～。(3)指亲族：父～。母～。妻～。(4)古代地方组织，以五百家为一党。“神棍”在当今中国是什么意思?第一，最原始的意思是利用民间信仰假借宗教名义的神职人员自命神仙或有神赐力量而为了非宗教目的谋取私利的骗子，简单地说就是假托鬼神耍弄手法以获利的骗子;第二，在动漫里特指剧情、现象与理由等超出了一般来说可理解的范围，俗称胡扯，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说话故作高深;第三，相当于当今中国的老百姓俗称的“大忽悠”;第四，为迷路者指点目标的一种无奈的方法，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则不会用，据统计有接近六成的正确率;第五，三十岁以上的未婚男女。“无冬之夜吧”有一问：“神棍”为什么叫神棍?“undead_lee”答：个人感觉，似乎、好像在nwn2出来前用的还不是这么滥。自从nwn2修改了牧师领域能力，n多wis8的牛人就兼一级clr，骗领域能力和可以转换为神力神盾的超度能力，这种顶着牧师头衔的冒牌货、无信者多被称为“神棍”。如今则成为了牧师的代名词，多么令人悲哀……“藤原とうふ店_”答：和党棍是一个意思……

　　清末义和团运动兴起，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义和团中的不少大师兄都宣称自己刀枪不入，因此义和团又被称为“神团”。蒋介石统治“中华民国”期间，“神团”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一些神棍也趁机欺骗百姓而谋得私利。张正万就是一个神棍，不但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神团，还混入了红29军，军长陈浅伦甚至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信。陈浅伦家境殷实，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但他不愿意做一个富家少爷，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开始参加革命，不久后被派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陈浅伦不幸被捕，在组织的大力营救下出狱后被派回家乡拉武装。当时西乡一带的革命基础并不好，陈浅伦努力了好几个月，队伍也没能拉起来。无奈之下，他把目光瞄准了张正万的神团武装。当时张正万投靠的是私渡河一带的大地主熊振川，而熊振川和陈浅伦的父亲陈敦行常有往来。就这样，张正万也结识了陈浅伦。正是有了这层关系，加上陈浅伦许诺张正万加入红军后担任一定的职务，因此张正万最终答应了陈浅伦的要求。手中有了人枪之后，陈浅伦便和几个骨干商议，准备发动鸡公田起义，并打算让张正万出任起义总指挥。一些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张正万还没有经过考验，不能贸然把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他。但陈浅伦认为张正万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因此坚持让他担任起义总指挥。不料就在起义的前一天，突然有人泄密，起义最终失败。当时就有人怀疑是张正万泄了密，但由于没有证据，最后不了了之。鸡公田起义失败后，敌人对陈浅伦展开抓捕，此时张正万突然出现，护送陈浅伦脱离了险境，陈浅伦由此对张正万信任有加。1932年红四方面军抵达城固小河口，陈浅伦动员乡亲们支援和慰问红军，红军离开的时候给陈浅伦留下了几百名战士和一批枪支弹药。陈浅伦以此为基础，成立了红29军。当时西乡一带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一些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因此红29军发展很快。出于对张正万的信任，陈浅伦让他担任了游击司令。不料张正万纪律败坏，公然抢夺百姓财物，还霸占他人妻子。陈浅伦打算将张正万撤职，张正万自称一定要痛改前非。陈浅伦心一软，不仅没有把他撤职，还让他率部驻防军部重地马儿崖。不久敌人调集重兵对红29军发起围攻，红军主力都到前线御敌，军部仅剩下了百十来人。已经被敌人收买的张正万趁机率部突袭马儿崖，由于寡不敌众，陈浅伦和政委李艮双双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数十名干部。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副军长刘瑞龙得知张正万叛变的消息后，立即率部往回赶，途中和优势敌军遭遇，部队被打散，红29军由此解体。刘瑞龙拼死杀出重围，进入红四任职。解放战争期间，刘瑞龙奉命到三野任职，出任后勤司令员兼政委后成了三野著名的“大管家”。

　　我党最富传奇色彩且死的最冤的“党棍加神棍”非董健吾莫属，尽管当今中国很难再有这样的高干为我党的统战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1970年某日，上海东方红医院急诊室迎来了一位耄耋老人。从家属焦急期盼的眼神中，接诊医生知道情况有点棘手。接诊后，经过一番检查，医生发现老人的全身静脉已经基本固化，连注射器都刺不进血管。经过一番会诊，医生们突然发现，这不是之前因胃出血来医院治疗的那位嘛，只不过现在已经发展成胃癌了。很快，医生开了点药便赶紧“动员”老人回家了，对家属要求抢救的行为也置若罔闻。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心灰意冷的家属刚到家不久便收到了医院通知，要再把老人接回去治疗，还要给安排高规格的单人病房。家属顿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之前死活不收，现在又急着要回去抢救?这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医院之前不愿意接收和抢救老人是有人举报他历史身份不干净，“做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干过革命也干过反革命”。况且在医院看来，他已经行将就木，吃点药就行了，这样对待已经算是从宽处理了。那后来医院为何又单独派人将他接回去救治呢?这戏剧性转变的一幕，得多亏一个人的出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老人当年有恩于斯诺，因此斯诺这次来华后点名要探望自己的这位老朋友。为了不使场面过于难堪，这才又赶紧把他接回去抢救。可即便是这样，斯诺也没有来得及见自己老朋友最后一面，这位老人便是曾收养过毛泽东的儿子、掩护过大量共产党员、护送过美国记者斯诺去延安，隶属于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董健吾。当年，出于保密性和安全性考虑，中央特科成员大多是单线联系、通常也没有档案。再加上某些原因，导致后来董健吾对自己的红色特工身份一直隐藏较深，当时也没有太多解密资料，才导致他受到这样的对待。直到后来，党的早期领导人、在统战部工作的李维汉同志亲自证明了董健吾的革命和潜伏经历，才让大家了解了他不为人知的过去。只是，这位老人已经去世整整八年了。1891年，在上海青浦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徒家里，董健吾呱呱坠地。他的祖母沈氏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年幼的董健吾受她的影响很深。在她的影响下，董健吾从小便在教会学校读书，后来还非常争气地考入了当时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与后来担任民国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成为了同窗好友。时任校长、美国人卜舫济十分喜欢聪明伶俐的董健吾，经常邀请他和一些学生去自己家里做客，共同畅谈理想抱负。董健吾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也很有天赋。此外，他还喜欢体育运动，可以称得上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卜舫济也一直将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悉心培养。1925年上海工人大罢工，继而形成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全面抗议运动。董健吾所在的教会学校也闹起了罢课，但身为美国人的卜舫济不想掺和中国国内的事情。他下令学生提前放假，不给他们聚集闹事的机会;此外，他还派人撤了师生为纪念抗议运动中死难工人而设立的灵堂。卜舫济的行为让董健吾看清了这位基督教牧师的为人，虽然他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但在民族大义面前，董健吾选择了后者。接下来，愤慨的师生们降下了校园内的美国国旗，董健吾带头在上面签名“永不回校”后便毅然离开了学校。离校后的董健吾去上海的圣彼得教堂当了一名传道布教的牧师，而牧师这一超然事外的身份，也为日后他的潜伏生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北伐战争打响后，身在教堂的董健吾心却在当下的时局。一次偶然的机会，当年在圣约翰大学的同窗、共产党员浦化人约他一起去西北军阀冯玉祥的部队传教。冯玉祥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唯独信仰基督，人送外号“基督将军”。董健吾的大名冯玉祥早有耳闻，一见到他便是嘘寒问暖，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同时捎带着教自己的妻儿学习英文。在冯玉祥军中，董健吾遇到了那个将他引入共产主义道路的人——共产党员刘伯坚。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刘伯坚担任冯玉祥部政治部主任，他看出董健吾是可造之才。于是便经常找他聊天，董健吾极富正义感、同情劳苦大众的优良品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围捕共产党员，但冯玉祥只是将共产党员“礼送”出他的部队。其实在内心深处，冯玉祥还是欣赏董健吾的，相同的基督教徒身份让他们彼此有了许多共同话语。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冯玉祥唯一能做得就是保证董健吾平安离开。收拾好行囊临出发之际，董健吾曾和浦化人抱怨道：“人家都把我当作共产党，可不晓得共产党还不要我呢!”“难道你还想加入共产党?”浦化人问道。“我是认真的，只要共产党要我，我愿意加入。我早就想过了，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董健吾回答。董健吾当真就如吃了秤砣铁了心一般要入党。不久后，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在刘伯坚和浦化人的介绍下，这位正值人生壮年的牧师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后人敬称为“红色牧师”。1928年，在党的安排下，董健吾以牧师身份重新回到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从事地下工作。但陈赓起了爱才之心，牧师这么好的身份不用可惜了啊，硬是把他要到了中央特科搞情报收集工作。从那时起，上海的圣彼得教堂就成为了党的一个秘密接头据点，在这里，董健吾结识了周恩来、翟秋白、李维汉、李立三、张克侠等人。估计国民党的特务也没有想到，在这传道布教的圣坛底下，藏着的全是党的机密文件和刊物。1930年，董健吾奉命以基督教会和牧师的合法身法为掩护设立一所幼儿园来收养散落各地的革命人士子女和烈士遗孤。办幼儿园的钱前期主要由上海的党组织资助而来。当时，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频繁搜查骚扰，董健吾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大同幼稚园”的牌匾。事实证明，这块招牌还是有用的，大同幼稚园前期没有受到什么干涉。在幼稚园学习的孩子有澎湃的儿子澎小湃、李立三的女儿李力和李竞、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杨殷的儿子等等，随着招收的孩子越来越多，再加上党组织经济也拮据，幼稚园的运转遇到了很大困难。怎么办呢?收养革命志士的孩子是当下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砸锅卖铁自己也要坚持下去。下定决心的董健吾一面在基督教堂中募捐，一面将祖上留在青浦老家的几十亩田产全部卖掉，换了500多块大洋，这才度过危机。1930年，董健吾接到地下党组织通知前往上海的法国公园接头，在那里见到了毛泽民，受托照料毛岸英三兄弟。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在湖南长沙英勇就义后遗下毛岸英(时年8岁)、毛岸青(时年6岁)与毛岸龙(时年4岁)兄弟三人，毛岸英的舅母悄悄将他们转移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从报纸上获知妻子被反动军阀杀害的毛泽东悲痛欲绝，他迫切想要去把孩子转移出来。可他知道国民党这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着他上钩。没办法，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只能托付给在上海的董健吾了。而董健吾也不负所望，和妻子一道尽最大努力抚养这些革命者的后代。1934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董健吾将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人(毛岸龙入园不久后，因急性痢疾病逝)带到自己家里抚养。不久后，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巨大破坏，董健吾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怕岸英、岸青两孩子暴露，他辞去了牧师的工作，只能靠在家扎点纸花卖钱和孩子们艰难度日，这段困难时期，董健吾记忆犹新。在当时的条件下，夫妇俩本来就有自己的儿女需要抚养，再加上毛泽东的俩孩子，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董健吾挺了过来，他用尽自己全部力量给了岸英和岸青一个相对安定的童年。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岸英和岸青一直记得董叔叔对他们的好。建国后，毛岸青曾经在给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这个分别了十六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又知道你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回想起我们在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董健吾和宋子文是大学同学，一来二去他和宋庆龄也算熟识了。借着这层关系，中央特科安排董健吾负责共产党组织与宋庆龄的单线联系工作。在宋庆龄眼里，这位董牧师为人忠厚，也算个可以信赖之人。1936年元旦，宋庆龄悄悄将董健吾叫到自己家里，让他务必将一封密信当面交到陕北的毛泽东手里。这封信里是什么内容呢?原来，在当时全国上下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下，不愿放弃“剿共”的蒋介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和谈”密信，打算以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当然，他所谓的政治方法是要共产党接受改编，解除武装。这件事情是高度保密的，蒋介石心里清楚，宋庆龄可能私下里与共产党有接触，便想让她帮忙将信转交给在陕北的毛泽东。这也就有了开头宋庆龄让董健吾送信的那一幕。两天后，将密信缝在贴身背心里的董健吾出发了。为了避免路上遇到特务盘查，宋庆龄让宋子文给他安排了一个“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虚衔。当抵达西安的时候，天公不作美，正遇上大雪封路。不得已，董健吾只得找当时西安的军政长官张学良求助。他与张学良也算是旧识了，之前做牧师的时候两人便已熟络，关系还不错。在西安，董健吾听自己的大学同学、时任国民党西北禁烟督察处处长的钟可托说，张学良已经厌倦内战，有心抗日，以雪当年之耻辱。据说，张学良曾透出口风：“共产党若有诚意，一同抗击日寇，我愿移樽就教，面商国是。”董健吾一听，求助张学良这事有戏。在张学良府上，董健吾开门见山：“张将军，我这次来是想和你借架飞机去陕北。”“什么?你竟敢在这里提这样的要求，你知不知道，单凭你这一句话我就可以以通共的罪名把你枪毙!”张学良厉声说道。董健吾则显得不慌不忙，“我知道，但张将军难道不愿意抗日吗?将军可还曾记得国仇家恨!我与共产党有点私人联系，只要国民政府肯停止内战，红军这边愿意作出让步，一致抗日。”董健吾的话正中张学良下怀，刚才他之所以给董健吾扣上“通共”的帽子，就是为了试探一下虚实。现在他放心了，董健吾是诚心想抗日的。接下来的事情就顺利多了，张学良安排自己的私人飞机送董健吾去了陕北苏区。而也正是董健吾的这一次陕北之行，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及国共再一次合作埋下了最初的伏笔。从陕北返程回到西安后，董健吾受到了张学良的热烈欢迎。在张府的接风晚宴上，董健吾得知赵四小姐喜欢明代瓷器。凭借着早些年做牧师时积攒的人脉，他托人寻得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的镀釉彩瓷送给了她。而张学良也不愿意白承这个人情，非要帮董健吾做点啥，算做回报。董健吾想起之前在陕北林伯渠告诉自己的话：毛主席十分感谢你对岸英岸青的收养，当年苏联答应接收一批红军领导人的孩子，方便时麻烦将他们送到苏联。现在正是绝佳的机会。董健吾顿了顿，对张学良说道：“承蒙张将军美意，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两个是收养的朋友的儿子。他们正是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有机会，就请你帮忙把他们送到苏联去。”张学良只当帮朋友个忙，便应承了下来。几个月后，趁着来南京开会的机会，他安排自己的部下、爱国将领李杜将军将三个孩子送到了法国，并最终辗转到达了苏联。也就是在这一年，毛岸英与毛岸青正式开始了他们的苏联学习生涯。1935年党中央决定邀请外国记者访问苏区，但从上海到陕北苏区，一路上关卡林立，军警、特务横行，人生地不熟的外国记者如何才能顺利成行呢?宋庆龄推荐了董健吾，因为他刚去过苏区，对路途比较熟悉。靠着宋庆龄提供的信物，董健吾与斯诺在西安的一处旅社成功接头。在西安地下党组织和董健吾的护送下，斯诺成功抵达苏区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对于董健吾一路上对自己的帮助，斯诺在自己的《西行漫记》中亲切地称他为“王牧师”。1937年淞沪抗战失败，中央特科的大部分同志奉命分批次撤出上海。可上海的潜伏工作还要继续，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董健吾选择了留下。为了安全起见，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潘汉年让董健吾暂时停止活动，去伪中央警察学校当训育处长，等待时机。后来，由于敌伪政府的高压统治，董健吾又一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虽然暂时联系不到接头人，但他仍牢记自己的使命，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搭救被俘的新四军战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上海。1949年，董健吾又只身一人说服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率领两个旅起义，为解放军顺利包围上海立下了首功!与明面战场的战士相比，隐蔽战线的红色特工的工作性质就注定了无法被掌声和鲜花环绕!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要有巨大的勇气，毕竟谁也不知道明天自己会遭遇敌人的何种迫害。但就是有一批批像董健吾一样的革命斗士前赴后继奋斗在这个看不见的战场。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心甘情愿放弃平安的生活而踏上这条遍布荆棘的道路?后来我想明白了，支撑他们挺起脊梁负重前行的这股动力，它的名字叫做：信仰!董健吾的临终遗言“知我罪我，自有公论”，现在每每读来内心深处仍会隐隐作痛。

　　刘瑞龙 董健吾

　　中国特色“改革开放”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后，“左棍”与“右狗”等意识形态并以此在党内泛滥成灾且有殊途同归狼狈为奸之势，尤其是党棍加神棍越来越敢在党内纯粹的党棍与党外纯粹的神棍之间吃里扒外而“游刃有余”。

　　“知乎”网站有一问：“左棍与右狗的称呼是怎么演变出来的?”问者提示：“攻击一个人是左翼时，往往称他为左棍，而攻击某人是右翼是则多称之为右狗。为啥会演变出这样不对称的称谓，有什么内在原因或者历史沿革吗?”“知乎用户”答：左棍这个词，虽然与光棍神棍文棍可能也沾亲带故，但理所当然的应该衍生自著名的“党棍”。党棍这个词最早指的就是地方上的流氓，这个词和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党发生关系，大概是在20年代了，可稽的最早是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这也可以理解，在党没有权力的时代哪来的党棍呢?与党棍一道流行的还有党阀、党贩、党圣、党王等等说法。到了30-40年代已经成为时评文章中难得不出现的词语了。国民党是党，赤党也是党，那么党棍这个词有没有和赤党挂上干系呢?也有的，比如1938年一份报刊上有了读者来信《揭穿红色党棍的面具》。这位读者用了红色党棍这么繁冗的词，说明虽然“左倾”“右倾”之说已经传遍神州，但左棍尚未被发明。有趣的是，同一时期共产党的《解放》开始称呼托派为“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棍徒”了。有一种合理的推测是“左棍”一词发源于30年代上海的论战，但目前无可稽考。从49年以后到网络出现以前这段时间的资料难检索得多，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党棍这个词显然也没被忘掉，而且可以很合理的指代某些新的对象了。在勃列日涅夫集团反动统治下的苏联，犯罪现象日益严重，社会弊病丛生。苏修当局一再实行“加强法制”，也无济于事。“全民国家”顶呱呱，犯罪兴旺又发达。大官小官贪污成风气，党阀党棍受贿算合法。工厂厂长搞投机，农庄主席惯倒把。酗酒寻常事，流氓满街耍，少年吸毒品，阿飞打群架，黑市交易到处有，妓女出没华灯下……莫斯科城赶纽约，列宁格勒赛罗马。任凭他警察频添增，监狱屡扩大，刑罚再加码，克格勃喽罗忙乱煞，统统是白搭。君不见，窃钩小偷坐班房，窃国大盗笑哈哈。乌拉，勃氏王朝的“太平天下”!《人民日报》1977年“‘全民国家’怪现状”。虽然我们有理由猜测“左棍”一词在7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但这一词显然要到80年代后才开始盛行。80年代常见的说法是左棍文痞，指的是那些年代里写文章的人，和文棍差不多，这个讲法或许和“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有些关系。而到了90年代后，则更多的是左棍左王的说法，内涵就更接近党棍了，指代的对象级别高了，也未必需要对象有文化。左棍用来指代网络上的左民，大概是从中文互联网诞生就开始的事情。但左棍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左派的自称呢?我在网上找到一首很有趣的诗《我愿成为一根左棍》：我愿成为一根左棍，奋起千钧扫荡人间不平，我的心呀，你为何悲伤?亭子间发出痛苦的呻吟。富贵张狂，穷苦无告，罪恶来自阔人右翼同盟。奢谈什么仁政，宽容，他们最敌意多数人翻身。罪恶时代的良心如此软弱，只因爬和撞的右翼之道难行。向左!向左!向左!耶稣和鲁迅昭示着我们前程。我愿成为一根左棍，奋起千钧扫荡人间不平，我的心呀，你为何悲伤?何时走出亭子间无力的呻吟?富贵张狂，穷苦无告，罪恶来自阔人的右翼同盟。向左!向左!向左!耶稣和鲁迅昭示着我们前程。当然，孤证不立，不过大概可以看出那些自称左棍的人是怎么想的了。至于右派，我所知道较早的蔑称大概是“柿油党”，这是蒙了鲁迅先生的遗泽。同一时期也有民猪派之类的说法。但如果要确定右狗这个词的出现和流行，恐怕首先要考察的是“右”这个词从什么时候开始居然重新变成具有正面含义的了，毕竟，追求自由与民主的人们，是没有必要把自己叫成右的。“知乎用户”答：左棍——左派神棍，马恩列斯不离口，自己的思想一点没有。天天念“如是我闻，观共产主义，行深资本论方法论时，照见阶级斗争，度一切无产”，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右狗——右派走狗，天天盼着美日来解民倒悬，自己好当个维持会长，过吃西瓜不给钱的潇洒日子。不过啊，左派称得上“左棍”的多，右派称得上“右狗”的少。无左籍，诸位被地图炮了的左棍勿念。“知乎用户”答：棍子打人，狗听人话。由于中国网络环境是先出右的，所以说自然后来人会叫是狗，再说他们的确是听别的人的话的。而对于右来说，左是凭空冒出来的东西，自然就是侵犯了利益，是被打了。所以叫棍，而且棍也有更多含义。虽然说这个称呼很早就有，但普及还是近几年的事儿(我是说很普及)。其实很明显，不能叫刀，否则显得太厉害。也不能叫枪，不顺口。更不能叫炮，那太厉害了。所以只能叫杀伤力不大又顺口的棍了。所以从利益集团诞生的先后顺序以及言辞的合理角度来看，左棍和右狗几乎都是必然的。“匿名用户”答：感觉都不特定的，骂起来叫什么都行，打个游戏都能吵出德棍苏粪美分法鸡英杂精日五毛……“知乎用户”答：扣左右帽子无益于搞清事实，也根本分不清人的完整政治立场。搞公有制经济的也可以同时搞民族清洗，搞私有制经济的也可以搞少数民族优待。单单划个左右去分人其实没什么意思。“张祈零”答：我记得14年人人最后辉煌时代都是叫左B的……好像只有我觉得不太好听一直叫左棍……“庞安常”答：狗自然不待言。不过棍跟棍子无关。喜欢闹事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古来都称棍。如光棍本指无赖汉。还有讼棍，现在也做律师的蔑称。“第一千零一种结局”答：左派眼里右派多右狗。右派眼里左派多左棍。“anno1911”答：先得找左右根源，剧路边社考证，最早源于法国某个时期，套用中国上朝模式，激进的站左边，保守的站右边，皇帝在中间。然后两边互喷，皇帝看着。之后延用左右，至于棍狗之类的，可开脑洞随便起名。“匿名用户”答：我记得攻击一个人左叫他“左逼”啊!“匿名用户”答：声调押韵，右4狗3，左3棍4，狗和棍又都是G打头。另外棍，是混的转写，指混混、混蛋。狗，特指疯狗、野狗。两者都是没有道德底线，又爱咬人、欺负人的，所以说左棍右狗非常押韵对仗，只要具备一定国语素养的都会下意识脱口而出，自然也就流传开来……

　　当今中国的党棍加神棍是怎么开展统战工作的?我党统一战线曾包含两个联盟：一是工人阶级同一切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二是工人阶级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但试看当今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代表，“非富即贵”一目了然，少数工人、农民在其中的人微言轻毫无悬念，说到底都是因为“在公文包里夹着香灰开会作报告的党员高干”导致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党员高干“不信马列信鬼神”，信仰危机是要害，说到底则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党性修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理想信念也并不是天生就有，它们源于不断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河南省安阳市委原书记张笑东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在忏悔书中提到，自己的蜕变始于“放松学习，忽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改造”。此类套话老百姓听的越来越多了，尽管加强理论学习是党章规定的、党员必须履行的第一项义务。中国特色“改革开放”导致社会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多变而多样，面对越来越复杂的意识形态博弈，每一名党员都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以补足精神之“钙”。这不是空泛要求，越来越多的党员高干一提到政治理论学习就会感到枯燥乏味、艰深晦涩，于是便囫囵吞枣、走马观花;有的在写学习体会时投机取巧，喜欢在网上下载或找他人代劳;有的只学习不思考，学了多少忘多少;有的学完后便将学习材料束之高阁，不再“温故而知新”……政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而失去“补钙”之效。党员高干理应带头组织党组织的理论学习，带着信念、感情、使命与问题去有目的的学，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无数案例表明，理想信念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阅历的丰富和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坚定理想信念是个无尽的过程。党员高干要自觉把学习政治理论作为终身任务，反反复复学、联系实际学、深入思考学，学深悟透，真正把政治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自己的党性修养、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的过程中不断提升。

　　党棍加神棍不可能克服精神分裂，就像中美两国不可能是某党员高干鼓吹的“夫妻关系”。还是那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尤其是我党意识形态自我纠错任重道远。“不忘初心”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