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拯救中国：公知臆想症的结论（综合）

 美国拯救中国：公知臆想症的结论

        近些年来，一些西化学者不断宣传美国如何援助中国抗战、美国如何保护和支持中国发展。历史的真实，却是截然相反的。
抗战前期，美国人根本就是无视中国，更热衷于与日本做生意赚现钱。对此，日本人心知肚明。昭和研究会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1938年6月提供的一份秘密报告《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指出：
美国的在华权益，和英国比较起来，不仅少得不可比拟，并且大体上和我国没有竞争对立的关系。其实，该国对日本有比对中国更大的利害关系。
欧洲战场开打之后，根据新的形势，1939年12月28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三人联署的《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明确指出了抗战以来列强与日本的关系：
（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至少以苏联放弃对华援助和撤销威胁日满的军备为前提条件，……
对于美国，应防止它用经济手段来阻挠和干涉我方对于（中国）事变的处理……
对于英国，根据该国表示它在中国没有政治目的的态度，帝国利用它的中立立场……
……必须尽快摆脱对英、美过度的经济依赖关系。
用缔结通商条约等方式，调整和各国的经济关系，致力于振兴输出贸易和获得帝国不足的资源……
1941年7月24日，日本出兵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动了欧美的奶酪。当月26日，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英国、荷兰随即跟进。至于日军在中国的行动，美国人从来没有兴趣。事实上，美国的冻结令，是在演戏，只要日军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一切好说。为了显示诚意并调动日本撤军积极性，8月1日，美国还特批给日本45万加仑的汽油和价值30万美元的柴油指标，后来还追加了指标。由于日本误判形势，美国只好假戏真做，双方谈僵了，太平洋战争爆发。
根据1941年10月17日日本重臣会议资料（《应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后所开重臣会议的要求递送的“日美谈判经过”和总辞职的始末》），可见英美对日本侵华的贡献之大：
现在，自从美、英等实施冻结令以来，军需物资（特别是石油）的进口几乎完全不可能。……在冻结令实施后，军需物资的储藏逐渐减少，会出现越来越穷的状态。但就取得军需物资中最担心的石油来说，即使攻打荷属东印度，如果考虑到油田被破坏和石油护送等等问题，在一两年后究竟能否得到我国希望的数量，还成问题。
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仅石油便是90%依赖进口。七七事变以来，如果没有美英等国的放纵甚至是鼓励，日军的侵华战争没法打下去。
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史蒂文-莱文合著的《太平洋上的大国争霸》，蔑视日本为“二流工业国”，并声称，二战爆发时，美国“这个工业巨人生产的汽车、钢铁、铝和石油等主要产品超过了其它所有工业国家的总和”。遗憾的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第460页）指出：
荒谬的是，在1939年7月《日美商务条约》终止之前，美国是日本丝绸的大买主及石油、废铁和汽车零部件的主要供应者；它还满足了日本对金属、棉花和纸浆总需求的将近40%。毫无疑问，日本与美国市场的关系，直接和间接支持了它在中国的战争行动……在日本的压力之下，法国在1940年6月中断了越南至云南的铁路运营，一个月后英国也关闭了滇缅公路，从而完全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这种局势，因美国随美日关系的恶化逐渐加大对华援助有所改善。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将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虽然1941年对华租借的总额只有2600万美元，只占租借给所有国家之总额的1.7%，但这毕竟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开端。
台湾拍摄的《一寸河山一寸血》的解说词，更加直白：
中日战争在国际间绝非一个单独事件，所以在战前、战争初期、甚至战事结束，我们都不断地努力着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与奥援，但这些努力所得来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九一八”我们已充分领教了“国联”的软弱与无能，“七七”军兴更暴露了所谓“国际道义”的子虚乌有。……英国更不用说了，民国29年竟听命日本，在我国海运港口尽失的情况之下封锁了我对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缅公路达三个月之久。回想抗战初期，我们为了争取一点点时间，每每要付出数以万条人命的代价，而现在，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你卡死了，这种罔顾人命落井下石的绝事，只有高喊“人权”、“崇尚和平”的“先进”国家才做得出来。
至于美国，在抗战初期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民国27年底借给我们第一批贷款1千5百万，是用桐油换来的，（民国）29年的那2千万则是以云南的锡来抵偿。老实说，这些钱对我们的帮助远非美国人带给我们的灾祸所能比拟的，因为在1938年底以前，老美的军火商还不断将飞机零件和重型炸弹卖给日本，换句话说，在华北、在淞沪、在南京、在徐州、以迄武汉，难以计数的军民同胞便是在美制的炸弹之下死于非命的。事实上直到1940年8月美国才完全中止对日的汽油、废铁、机器、以及军用物资的输出。
在此期间，美国还扮演了“盟军兵工厂”的角色，多少发了一点战争财，其实，“盟军兵工厂”的武器不仅提供给盟军，象日本，只要付帐他们也照卖，在抗战初期许多中国老百姓其实就是丧生在Made in U.S.A的炮弹之下的，当然，美国也曾经给予某些盟邦一点援助，但并不包括中华民国在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了盟国，情况又如何呢？据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谢田先生的研究报告：
长期的战争，已经民穷财尽，接近崩溃。经过宋子文和美国财长的协议，美国借巨款给国民政府，支持其财政，但是……美国……的副财长完全破坏了这一拯救举措，而且造成经济和社会的崩溃。历史学家黎东方在《中华民国简史》里面写道：“罗斯福的财政部长茅根索于1943年7月17日用书面对中华民国政府作了承诺，说‘美国财政部同意就五亿信用贷款划出两亿美元，作为中国购买黄金之用。’国民政府一贯相信美国政府一个官员说的话和写下的字，差不多立即就实施出卖黄金的计划，而且不等到美国运来一镑或一两的黄金，就先把自己在重庆的库存的黄金拿出来卖。那是1943年秋天某一日开始发生的大事。……国民政府却很想多卖一些黄金，多收回一些法币。它从1944年3月1日，改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中央银行似乎比中国农民银行更会做这个生意。它在同年5月，卖出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在6月也卖出这个数目在7月卖出了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的黄金。然而出于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国黄金运来重庆极少。从1944年1月到6月，总共只运来了不多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其后，从1944年到1945年6月运来重庆的黄金也只不过相当于一千一百万而已。中国政府及其驻华盛顿的代表，每次向美国政府抗议，都或是被置不答复，或……从1945年2月1日到同年6月13日，又没有一两黄金从美国运抵重庆。同时，国民政府‘预售黄金，定期交货’的方式从人民手中收回大量法币。事实上，由于美国政府不把黄金运来重庆，国民政府于1944年12月31日已经失信于中国人民，更付出了相当于一千二百万美元的黄金。国民政府又必须在1945年3月31日前给人民以相当于八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物资指数从1942年12月的66.2，升到1943年12月的228，飞到1944年12月的755，又飞上了直冲霄汉的1945年12月的1167。”……黎东方指出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怀特的破坏，……黎东方统计，物价因此上涨了1763倍，加上系统而有组织地造谣，人们相信这些钱都是被国民党官员贪污了，使得国民政府失去民心。八年抗战中，美国本来就实行的是重欧轻亚的政策，连在开罗决定援助中国的物资，也临时调往欧洲。全部美国的对华援助加起来，只有六亿三千万美元，只占美国全部援外资金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史迪威还不断要挟，马歇尔更是以此来操作战局，随意在政治上打击内外交困的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导致了政治崩溃。
财经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实在是离不开美国援助（租借法案）。美国以保证中国战区不垮为下限，而以不壮大国民党政权为上限。当美军在太平洋反攻得手之时，便弃此下限而不顾，“美援”，则成为一种勒索性的援助----同意由华盛顿来重新安排中国军政。陈纳德说：战日本不难，与中国人相处尤易；但整个战争中成天成夜为之烦恼的，却是来自华盛顿。陈纳德将军控诉史迪威破坏桂林防御：当桂林危机时，他和中国军部反复要求军火援助；而控制“租借法案”的史迪威不但不给，反将原已供给战场的武器调用他处。陈纳德揭发史迪威拒援的动机：迫使蒋介石交出指挥权。
西化学者对美国的粉饰，连美国中情局成员费正清也不敢接受。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也承认：
1937-1939年期间，苏联供应总数大约为1000架飞机、2000名“志愿”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以及大量大炮、军需品和石油。这些是根据总额为2.5亿美元的三项中期低息（3%）贷款提供的。这些源源不断地援助，到1939年9月欧洲战争开始以后才减少。但是，苏联的援助一直延续到1941年希特勒军队开进俄国。……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请求援助反应比较迟钝，并且态度暧昧……在战斗四年半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俄国所提供的大约相等。（第657-658页）
开罗会议后不久，中国请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贷款，用来增强中国的武装力量，……不幸的是，美国拒绝了贷款申请。（第609页）
抗战前期，美国大肆向日本出口武器和各种战略物资，大发战争横财；到了抗战后期，美国又通过出卖中国利益，主导列强的坐地分赃。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的列强，法国曾举国投降德军，英国本土一片废墟，苏联更是损失惨重，唯有美国是中途参战且本土安然无恙，而且在战前大发战争财。
中国抵抗轴心国的时间最久，牺牲最大。战争进行时，为了让中国继续付出更大的牺牲，美英列强送给中国“大国地位”；二战结束后，在列强主导的“战后分赃”中，中国悲惨地重蹈1919年《凡尔赛和约》覆辙。
1943年11月下旬，胜利在望的同盟国召开了两个历史性的会议：开罗会议（23—26日）和德黑兰会议（28日至12月1日）。前者发表了《开罗宣言》，后者属于“德黑兰—雅尔塔秘密外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命运。
在开罗会议的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会晤时，罗斯福基本上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也答应了先前他对中国的承诺，概括有三：
1、确认当年早些时候，中华民国与其他多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诸多协定（与俄罗斯的条约和英属香港皆待商，轴心国在华特权均被否定）。
2、中国收复失地。
3、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四强”之一）。
然而，开罗会议刚结束，罗斯福就变卦了。
几天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上，抛开中国，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人会晤，中心议题主要是如何牺牲中国。
罗斯福极力诱使苏联“返回东方”。罗斯福为了不让苏联在战后染指西欧，愿意在远东方面满足斯大林的任何要求，诸如确认蒙古独立，恢复沙俄在满洲的权利，乃至让满洲成为“自由区”或“缓冲国”。他还为斯大林准备了一份特殊“礼品”——先前，蒋介石提出“朝鲜独立”，被罗斯福当场否决。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由美苏两国“监护”南北朝鲜。
据美国学者罗马那斯等著《史迪威指挥权的问题》：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以及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采纳了满洲（东北）为独立区的看法，异于一九四四年十月蒋委员长重申东北应保持中国领土完整……雅尔塔会议系促成瓜分满洲的第一个步骤。（邵宗海书第81页）
美苏英三强首脑秘密会晤（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撇开中国，于1945年初订立《雅尔塔密约》。
《雅尔达密约》，原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决定让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是瓜分中国：
（1945 年2月11日）在最严密和最秘密的集会中依次由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急急忙忙的签了字。当丘吉尔正准备在文件上签字时，英外相艾登企图劝阻丘签署这个协定，但丘撇开了艾登的争论而说：“整个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地位也许在此一举”。丘补充说：他将签字，为的是英国可能在远东立足。意指因苏俄占据了外蒙古，英国可因此使在远东香港的地位得到巩固了。（蒋永敬《抗战史论》第507-508页）
当此之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良心发现，看不过去了，进行了一次艰难曲折的环球游说。在华盛顿，赫尔利硬要病入膏肓的罗斯福总统交出祸害中国的《雅尔塔密约》的原文；在伦敦，赫尔利要求丘吉尔做遵守《大西洋宪章》的“民主表率”，丘吉尔气极败坏地说：“除非从我的尸体上拿走香港”；在莫斯科，赫尔利要求斯大林放弃《雅尔塔密约》，斯大林则警告：不得将《雅尔塔密约》透露出去。赫尔利精神上绝望了，于1945年11月愤然辞职，以抗议美国国务院对国民党政府的颠覆行径。
间谍学者费正清在其遗著中这样责难赫尔利：
赫尔利是俄克拉何马州人，作风浮夸，头脑简单，是里根总统未出现以前的里根式的美国人。他把调解防止国共内战的任务做得笨手笨脚，继而完全倒向蒋介石，一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作对，他要美国不计一切后果地支持蒋介石。
“一个人与整个美国使馆人员作对”，赫尔利是何等孤立！在当时，包括费正清在内的几乎全部的美国驻华工作人员，都是颠覆分子。罗斯福不希望“跻身列强”的中国将来取代日本，在亚太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
对于斯大林来说，板上钉钉的“蒙古独立”、顺手牵羊的满洲与朝鲜，何乐而不为！
正如孙中山生前告诫：列强会用外交手段灭亡中国！孙中山说：
（列强）用政治力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枪炮，他们用枪炮来，我们还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只要一张纸和一支笔。用一张纸和一支笔亡了中国，我们便不知道抵抗。……只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处，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几个强国一朝妥协之后，中国也要灭亡。故就政治力亡人国家的情形讲，中国现在所处的地位是很危险的。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期间，圣雄甘地警告蒋介石说，同盟国和轴心国乃一丘之貉：
……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怀着很深的同情。但是，阁下，贵国既然是英、美的同盟国，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战时对你们尚且如此，战后和会上我们将处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阁下岂忘了当年的“凡尔赛和会”了吗？

　　关联阅读：

抗战前期美国实际上是日本侵华的帮凶

张夷

　　仅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在日本向中国磨刀霍霍的时刻，美国竟明目张胆的向日本提供军火及装备，“美国并向日本军需工业大量投资，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进一步现代化”(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 613)。

　　陶行知先生气愤之至，曾成立研究会搜集美国官方资料以后发现，先天不足的日本，侵华所需军事原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最多，1937年占到百分之五十四点四，1938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这就不难明白在《陶行知日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出版)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5月4日，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在座国会议员司克脱(Scott)先生对大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　　1940年8月间发给的对日出口的石油产品许可证要比1940年的前6个月所发的总和还要多。在生铁和钢的供应方面情况也与此相似。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现代国际关系史》661、662)不仅如此,“美国垄断组织仍然继续大力帮肋日本的康采恩建立新的军事工业部门。例如它们供给‘鲇川’康采恩控制下的日满钢铁株式会社以设备,帮助这家康采恩在库页岛上使用电力新法开采石油,进行‘中岛’康采恩的飞机制造厂的改建工程,协助‘三菱’康采恩制铝和造船,等等。”(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九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686、687)　　1939年“美国输至日本军用物资达1.869亿美圆，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的军用物资达1.9亿美圆。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圆，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圆。”(《美国通史简编》614)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毛泽东：《“友谊”，还是侵略?》，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时，突出强调了“诚实中国”与“伪善美国”的不同：
“中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这一点你们到印度和缅甸去就可以向他们了解。你们和我们接触再多一些，时间久些，也就可以了解到。”“你们的做法要慎重，美国是会下毒手的，要小心。”
毛泽东就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这篇大长中国人民斗志的心战宣言，它宣告美帝国主义的威信在觉悟警醒的中国人民心中已经破产了：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