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一个富士康女工的自杀之谜

        【破土编者按】六年前的春天，富士康工人用生命一次又一次控诉了资本的罪恶；六年来，富士康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资本扩张，一路绿灯；六年后，我们重读富士康女工自杀的故事：这是自杀还是谋杀？

        2010年3月17日早上，田玉从富士康龙华宿舍的四楼一跃而下。就在一个多月前，她刚刚从湖北的一个农村，来到毗邻香港、高速发展的大都市深圳。她很快就在富士康找到一份工作。和数以百万计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一样，田玉冀望能在中国新兴的工业中心、都市里寻找工作机会和新的人生。

　　仅在2010年，就有18位工人在富士康厂区内试图自杀，也正是在这片厂区里，苹果和其他品牌产品正进行着微调和组装。这些自杀的年轻人的年龄在17到25岁之间，其中14人死亡，4人幸存但重伤。田玉虽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但是三条脊柱和四处髋骨骨折，同时左腰部以下瘫痪。她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的工作，是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后一份。

　　富士康在接连的自杀事件后，随即启动紧急应变措施。位于深圳龙华和观澜的两个巨型工厂区，连同（富士康）在中国的全部生产基地，都迅速安装了防止工人跳楼自杀的安全网。这些生产基地，有超过40万的富士康工人在宿舍内生活。

幸存的富士康女工

　　我们第一次见到田玉是在2010年7月，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华人民医院里，她正从自杀未遂的重伤中慢慢恢复过来。考虑到她脆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四名学生研究人员担心，她们的出现可能会引发田玉和她家人的更大痛苦。但是，无论是她病床旁的父母，还是清醒过来的田玉本人，都很欢迎她们的到来。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随着田玉和研究人员逐渐建立起信任关系，她回顾了促成她去富士康工作的家庭背景和环境，她在流水在线的工作经历以及工厂宿舍的生活。透过对田玉和她家人的采访，我们清晰地看到田玉和许多富士康工人，都分享着相同的经历，也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国的新生代农民工。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国家优先发展城市和出口导向的工业政策下，中国农村经济已经持续恶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海外大量涌入的低价补贴农作物的竞争，给农民带来了更大挑战。尽管国家在2005年取消了农业税，并紧接着建立了针对贫困人口的最低补贴，但是随着大批青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农业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前景暗淡。

　　田玉跟我们聊起，“我是1993年2月在一个村庄的农民家庭出生的”。那里现在是老河口市的一部分。这个坐落在汉水边上的城市有53万人口，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省，在194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从临近的湖南省独立出来。近几十年以来，和中国中部和西部的城市一样，它也经历了大批青年人的离开并涌向沿海和工业城市。

　　田玉属于1990年代的“留守儿童”一代。所谓“留守儿童”是随着笼罩了中国乡村的城市移民潮而产生的。田玉由祖母抚养长大，而双亲为了养家糊口在远离家乡的工厂工作。与成千上万被留下的孩子一样，田玉的童年“是与邻居的其他小孩一起玩大的”，很少有父母监管。父母最终带着仅够装修房子的钱，又回到农村种地。而田玉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她希望未来可以帮助父母，照顾12岁先天失聪的弟弟。

　　“家里情况最好的时候，一年靠种地能挣1万5千块，很难维持一家六口人的开销”。在一小块土地上种植玉米和小麦，再加上养一些猪和鸡，田玉说“不会挨饿”，这一小块家庭土地可以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要过更好的生活，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7岁那年，在当地一所职业学校毕业后，田玉决定离开家乡去寻找新的机会。“我的同学都去大城市工作了，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做”。田玉的父亲说，“种田不是出路，毒日头下在水塘里插水稻，太辛苦了。”

　　中国农历新年过后不久，2010年的2月上旬，田玉的父亲给了她500块钱，支持她去经济高速发展的沿海城市广东找工作，并给了她一部二手手机，以方便和家里联系，父亲告诉她要注意安全。

从农村到工厂

　　19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和移动通讯的发展，为农村青年打开了一扇真正的想象城市生活方式的窗户。离开家乡的个人选择，是被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双重形塑的。“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我也很兴奋地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田玉解释说。

　　“我表姐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开我熟悉的地方。可是下车的那一刻，我对这个工业城镇的第一印象是，深圳一点都不像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样子。”田玉回忆道。

　　2010年2月8日，田玉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在富士康的招工中心，“我排队等候了整整一个上午，填写了工作申请表，在电子阅读器上按了指纹，扫描了身份证，又做了血液测试，这才完成了健康检查程序。富士康分配给我的工号是F9347140。”

　　就在那天下午，田玉收到了一份公司简介，是有关较小规模的富士康观澜厂的劳动时间和规章制度的介绍。“然后我就和其他几百名新工人一起，被送到更大的龙华厂，大概坐了一个小时的公司巴士”。田玉仍然记得沐浴在金色夕阳中的富士康工厂。

　　“我领到了一个袖珍、彩印印刷的富士康员工手册”，田玉说。手册充满了为新员工鼓舞士气的语言：“朝向你最美的梦想，追求精彩的生活。在富士康你可以扩充知识和积累经验。你的梦想从这里开始。”为了鼓励新员工，员工培训时教师讲的也都是如苹果创始人史提芬‧乔布斯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这些企业家的故事。富士康不停鼓吹的就是这种通过劳动致富的梦想，通过勤奋工作获得成功的信念。

在流水线上

　　175万平方米的富士康园区，在一个人口高度稠密的环境里，组织起了生产和日常再生产活动。田玉加入了富士康龙华厂这个40万的工人队伍中。在流水线，工人被分配为日班和夜班。集装箱卡车和铲车不停轰鸣，来来往往织就了工厂的网格线，为苹果和其他特大企业大量生产“爱疯”、ipad和其他电子产品。

　　富士康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为全球消费者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昼夜不停地进行成品组装和运输。“第一天上班，我就迟到了。工厂太大，我迷路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集成数码业务组（iDPBG）的车间。”田玉告诉我们。当问及是否因为迟到被责骂时，她沉默了，我们没有得到她的回答。

　　龙华厂区内包括了多层厂房、仓库、宿舍、银行、两家医院、一个邮局、配有两辆消防车的一个消防队、一个独立电视网、一个教育中心、一座图书馆、一间书店、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田径场、游泳池、网络影院、商店、超市、食堂、餐馆、招待所，甚至还有一家婚纱店。这个厂区配备了先进的生产设施，因为它是应对客户、政府官员、媒体记者和其他检测单位的模范样本工厂。工厂导览显示，其拥有从A到H、J和L的十个区域，这些区域又被进一步细分为A1、A2、A3、J20、L6、L7等等。从南大门走到北大门，步行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

　　富士康的工作时间是众所周知的漫长，正如田玉所经历的。“我每天早上6:30起床，7:20参加晨会，7:40开始工作，11点钟吃午饭，然后通常是跳过晚餐时间持续工作到晚上7:40。”在12小时工作制之外，和所有其他工人们一样，田玉也要参加每天的强制性工作会议。“我提前15-20分钟向线长报到，线长告诫我们要保持高生产率，达到日产量目标并遵守纪律”。

　　田玉感到没有办法对加班说“不”。富士康工人在每一次轮班开始和结束工作时，都必须在电子读卡器上刷员工卡。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转，从远处可以看到灯火通明的车间，“三月份我轮到晚班，屏幕检测让我的眼睛格外疼痛”。

姐妹还是陌生人？

　　“手拉手，心连心，富士康和我一起成长”，插在生产在线的富士康红旗上这样写道，似乎透露着工人与工厂的唇齿相依。遗憾的是，在这个“拥有一颗爱心的温暖大家庭”形象的背后，富士康工人的生活是非常孤独的。

　　田玉在生产在线工作了一个多月，没有交到任何朋友。每两周才能休息一天，田玉根本没有闲暇去使用诸如游泳池或网球场这些运动设施，甚至连在巨型龙华厂区内的商业区里逛街买一个智能手机的时间都没有。

　　富士康禁止工人们在车间交谈。田玉回忆说：“工友之间友好的聊天，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是不多的。大家都是冲去排队买饭，然后很快吃完。”漫长的一天工作伴随着强制的沉默，只有机器的噪音，而这是工厂生活的常态。

　　工厂所采取的这种早晚班轮换制度，不仅影响了工人的作息，也限制了他们交朋友的机会和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因为同一间宿舍的室友，被分配在不同的部门，而且通常有不同的早晚班，这导致了很难充分休息或社交。当谈及室友时，田玉说：“我们并不亲密。”

　　“在富士康，当我感到孤独的时候，我有时会QQ在线聊天”，田玉告诉我们。

绝望的累积

　　像田玉这样的新工人，在流水线常常被斥责“太慢”，而不顾及她们为紧跟工作节奏所做出的艰辛努力。通过强调公司为全球消费者生产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这一声明——“在富士康产品中，你会发现最好的技术、最优的质量和最合理的价格”——最大程度地压低瑕疵产品允许率。田玉说很多次屏幕上并没有出现问题，但是线长仍然批评她。

　　“我工作了一个月，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别人都领到了他们工资的借记卡，但是我没有”。在富士康，工人工资是一笔巨大的现金流需求，通过银行系统的工资借记卡发放。田玉就此事询问生产线领导，“线长说虽然我在龙华厂工作，但是这里的生产部门并没有我的个人信息记录，我的工资卡可能在观澜的另一家富士康工厂里”。

　　观澜厂在2007年投入生产，到2010年初用工数量达到了12万。在被送往龙华厂之前，玉曾经在观澜富士康厂的招工中心面试过。观澜的人力资源部门管有她的个人资料和档案，但是没有转交到龙华厂，所以龙华厂还没有为她建立工资账户。结果就是田玉领不到自己的工资。“我没办法，只好自己坐车去了观澜的富士康工厂”。

　　进入陌生的观澜工厂，“我去了C10栋楼、B1栋楼和B2栋楼，在层与层和楼与楼之间跑来跑去，询问我的工资卡”。花费了一整天时间后，田玉才找到相关的负责部门，但是经理和行政人员相互推卸责任，田玉还是无法获得她的工资卡信息。富士康就像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没有一个上司需要对下属负责。

　　田玉回忆说：“我自己一间一间办公室找，没有人给我指点正确的方向。他们都不理睬我，让我去问别人。”田玉被拖欠的是一整月的工资，总计大约1400元，由900元的基本工资和加班费组成。

　　那时是2010年3月中旬，田玉来到深圳已经一个多月，她花光了父母给她的所有钱。“我去哪里借钱呢？那个时候我的手机又坏了，没有办法联系到我在深圳的表姐，那是我跟家里的唯一联系”。田玉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帮助她。

　　田玉到了崩溃的边缘。精疲力竭的流水线、严苛的工厂纪律和冷漠的宿舍氛围，连同联系不到朋友和亲人的困境，这些都被公司没有支付工资的明显失误加剧了。她的证词显示着彼时的茫然无措，“我很绝望，脑袋一片空白”。

　　3月17日上午8点左右，田玉绝望地从她宿舍的四楼一跃而下。在经历了12天的昏迷后，醒来的她发现自己已经半身不遂。现在她只能在床上或者轮椅上，度过自己的下半生。

生命与死亡

　　如果公司没有拒付工资，或者田玉碰巧去了比富士康规模小而压力也不这么大的另一间公司，她还会自杀吗？富士康的创始人和行政总裁郭台铭认为，对于田玉和其他员工的自杀，公司没有任何责任。在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的一次媒体采访中，他强调了中国工人的“情绪问题”。“在台湾，如果一个工人因为情绪问题自杀，老板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但在大陆，我们被要求必须采取措施，仅仅因为他们居住和生活在我们提供的宿舍里”。面对不断发酵的媒体风暴，郭台铭被迫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公司宣布了从2010年6月起，提高工人工资的计划。同时要求所有求职者完成36个心理测试问题。在公司看来，工人缺乏处理“个人问题”的能力是所有麻烦的根源。人力资源要求工人签署一个包含免责条款的不自杀保证：

　　若发生非本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法律法规规定之外的过当要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

　　这封不自杀“同意书”，不仅减轻了富士康的责任，同时把未来所有自杀的责任，都推到了劳动者个人身上。在引发了工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批评后，富士康取消了这个行政要求。

　　就在田玉住院治疗期间，又有超过10多位年青的富士康工人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位没有署名的工人在互联网上贴出了如下信息：

　　只有死亡证明我们曾经活着，

　　也许，对于富士康的员工，

　　或者类似富士康员工的工人，

　　只有用死亡证明自己曾经活着，

　　证明活着只有绝望。

　　这是自杀还是谋杀？

　　2010年8月，为了挽回声誉和试图终结自杀，富士康组织工人进行了“珍惜生命 关爱家人”的誓师大会。当中国和国外媒体把富士康渲染为拿出大笔资金、营造温暖、关怀员工的慷慨雇主时，就在媒体的凝视之下，富士康强迫田玉的家庭签署了一份关于“医疗费用支付”的保密协议，宣称“公司支付首次治疗的医疗费用，但是一旦数额超过法庭确定的公司责任，则保留收回这笔费用的权力”。

　　2010年10月，在激增的公众压力之下，富士康支付了18万元的一次性“人道主义补偿”以“帮助田玉一家回乡”，企图为自己的责任开脱，并解除中国和国际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用田玉的父亲的话来说：“这就好像我们正在买卖东西。”事实上公司已经停止了支付医疗费用，并把田玉和她的父母送回老家，以息事宁人回避公司的管理失误。

　　当玉离开深圳的时候，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

　　这是自杀还是谋杀？

来源：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