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信：中国学术腐败“三大案”

　　中国的学术腐败已经发展到“空前未有、世界罕见、动摇国本、摧毁民族道德底线”的严重地步。这已经是大约十年前就已经形成的共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案例成千上万层出不穷。但是，从作案手段的隐蔽性、欺骗性、恶劣性和产生影响的广泛性、深远性、严重性来衡量，选出三个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案例，作为中国学术腐败“三大案”，对于考察、研究和治理学术腐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既要有正面典型，也要有负面典型。正面典型给人以引导和鼓励;负面典型则给人以警示和遏制。出于这种认识，本人从近四十年出现的成千上万学术腐败案例中选出三例，作为中国学术腐败“三大案”，谈一些粗浅看法。

　　第一、“三大案”的候选名单和入选理由

　　1、破坏国家选拔人才案。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加强社会科学研究，在原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同时组建省级社会科学院。为了解决人才的匮乏，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由国家教育部直接组织在1980年搞了一次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全国社会科学人才公开招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为止空前绝后的一次国家直接选拔人才的壮举。但是，潜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以权谋私者却以对上阳奉阴违对下欺蒙诈骗的手段把它演变为扼杀国家事业发展急需人才的悲剧。对于经过将近一年的初试、复试、答辩、评审、政审、体检最后录取的人才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办法：有“关系”有“后台”的宣布录取之后立即报到上班，一切待遇从优;没有“关系”、没有“后台”的平民子弟，以“分期分批报到”为借口，使其承受长达四年的“吊悬”之苦之后，再宣布国家录取无效，把百里挑一录取的人才重重地摔回原地。此案入选理由有四：1)作案时间最早，早在1980年，被称为“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2)欺骗性极强。因为谁都知道北京作为首都人口太多，住房困难、安排工作困难。当时提出“分期分批报到”的“下有对策”的确蒙骗了很多人。受害人感觉不对上告中央是在等待了四年被宣布录取无效之后，彻底看清这个骗局却是在三十年之后。3)极具代表性。这是以“下有对策”反对“上有政策”最早的典型，是“权力垄断职称评定”最早的样板，是实施人才逆向淘汰最早的范例。国家直接组织的人才招聘，尚可如此胡作非为，那些完全是单位自主的所谓人才招聘会是什么样子大家不难想象。被告到中央之后，虽然废止了宣布国家录取无效的荒唐通知，但相关责任人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查处。4)案件性质恶劣，作案人胆大包天。中国历史上的科考舞弊案不少，但都是在考前和考试、阅卷、录取过程中行贿受贿徇私舞弊，偷偷摸摸搞些小动作而已。清代当朝一品大员柏葰被开刀问斩的科考舞弊案也只不过就是按当时的规定不能参加科考的戏子混进考场中了举人而已。胆大包天到国家考试选拔已成定局之后，做为国家下属机关居然还敢阳奉阴违、徇私舞弊、公然否定国家考试录取结果者，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查到。属于“空前未有、世界罕见”级别的最早案例。(详见博文：《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最荒唐的人才公开招聘》)。

　　2、中国最高学术殿堂职称评定造假舞弊案。为了操纵职称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以权谋私的当权者在1998年炮制了“通过暗箱操作和弄虚作假，上蒙有关领导，下蒙广大群众，外蒙外单位专家，内蒙本单位当事人，主蒙除了作弊者本人之外的全体评委;擅自盗用‘外单位专家’的名义，巧妙盗取‘双盲法’被公认为是一种客观公正的评定方法的名誉，猖狂盗窃本应通过认真评审、公平竞争才能取得的名利”的“五蒙三盗术”。这套骗术被称为“最高超职称评定骗术”，虽然一出笼就被识破告到本所党委和院人事局，但是在各方权力的支撑下，居然昂扬坚挺、十几年不败、至今不倒。此案入选的理由是：1)这套骗术集古今中外骗术之大成，在造假行为之简单易行，造假效果之长远、巨大，逃避罪责手段之高超诸多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属于“空前未有、世界罕见”的水平。2)这套骗术是操纵职称评定的“万能法宝”，对于“权力垄断职称评定”从最高学术殿堂的局部传播蔓延到全国，起了带头、示范和推动作用。3)这套骗术不仅把职称评定引入邪路，而且从“职称评定”扩展到“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到2010年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骗术”。影响范围之广大，后果之恶劣，无与伦比。(详见博文：《“五蒙三盗术”发展提升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骗术”》)。

　　3、假冒伪劣“三院院士”学术造假腐败案。原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作为土壤学家1994年之后先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号称“三院院士”。2011年9月11日，新语丝网站挂出实名公开举报信《中国学术腐败第一贪——揭露、控告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三院院士”石元春的学术腐败》。关于“三院院士”造假腐败的大案从此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掀起轩然大波。此案入选理由是：1)级别最高。院士就已经是最高学术荣誉头衔。能当上“三院院士”更属于凤毛麟角。此案是发生在中国学术金字塔顶尖上的腐败案。此案能否得到正确处理彰显的是中国学术界的整体素质和水平，影响中国学术整体的前途和命运。2)双方当事人年龄、地位、资历都很高。被告石元春和举报人李季伦、陶益寿、林培等当时都已经年过八旬，其中，石元春为“三院院士”，李季伦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陶益寿、林培、祖康祺是中国农业大学土壤专家。双方当事人的这种状况，不仅中国没有先例，也属世界罕见。这种状况彰显争执的起因属于名誉利益之争的因素很低，属于真假是非之争的因素很高。3)权力干预因素最强。此案从1995年就有人举报。举报材料翔实，证据确凿。从1996年开查，2011年曾由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农业大学五大单位组成联合工作组开展调查，但时至今日，此案仍未了断。

　　除了这三个案例之外，我也想到了其他一些学术腐败大案。譬如上海交大陈进“汉芯一号”造假案、清华大学教授刘辉学术造假事件、中国科学院准院士段振豪贪腐案、中国政法大学“抄袭们”和西安交大李连生学术造假案。从作案情节来看这些案件都很恶劣，影响极坏。但从欺骗性、影响范围和权力干预程度来看，我认为比上述“三大案”略逊一筹，而且都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说明查处不是太难，研究价值相对低一些。我也想到了“徐鲜梅博士职称评定事件”，网上爆出之后，震动中国学术界，应属大案。但此案是始于1998年社科院农发所职称评定造假舞弊案一直受到庇护的必然结果。应当属于第二大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我的看法，不过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也可以说是抛砖引玉。能否被大家认可而形成共识，还需要经受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第二、“三大案”不被查处的原因分析

　　上述“三大案”都影响深远、后果严重、证据确凿但就是不受查处!第三案爆出已经二十多年，第二案已经十八年，第一案已经三十多年，虽然也有过一些所谓“调查”，但不是虚晃一枪，就是半途而废，都是有查无处，不了了之。甚至以调查之名行污蔑陷害举报人之实。所有作案人员时至今日无一受到处治。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分析主要原因是：

　　1、“权力操纵”铸就的“金钟罩”。上述“三大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案有权力支撑，查案有权力庇护。暗箱运作的“权力关系网”是攫取名利的无形的“手”;又是坚如铜墙铁壁的庇护违法犯罪的“金钟罩”。

　　2、“帮派势力”打造的“铁布衫”。上述“三大案”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都不是个人单打独斗，都是以帮派势力为依托，都有利益共同体。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有帮派横行，就没有中央政策;有帮派横行就没有事实真相;有帮派横行就没有公平正义。帮派势力是学术腐败的支柱，又是对抗查处的盾牌，为学术腐败分子提供刀枪不入的“铁布衫”。

　　3、“学术招牌”编制的“隐身衣”。“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研究”乃国家之大业。只要披上“学术研究”这件“隐身衣”，假公济私、化公为私都易如反掌，行贿受贿、侵吞公款、劫财劫色都变得冠冕堂皇又虚无缥缈。看不见、抓不住。

　　4、“评定幌子”画出的“护身符”。所谓“民主评定”完全是装模作样走过场。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们不仅可以伪造成果骗选票，拉帮结派抢选票，挖取公款买选票，还敢干脆直接伪造假选票。所以，所谓“民主评定”早就是有名无实的“幌子”。其唯一的作用就是成为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的“护身符”。农发所制造了震动中国学术界的“徐鲜梅博士职称事件”之后，赵胜轩副院长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农发所一人一票的结果，院领导也没办法”就是证据。

　　正是上述的“金钟罩”、“铁布衫”、“隐身衣”、“护身符”这“四大法宝”让“三大案”不仅发生了;而且被揭发举报之后，时而昂扬坚挺、时而缩颈藏头、时而以攻为守，居然冲过反腐斗争的风风雨雨十八年、二十年、三十多年安然无恙。

　　“四大法宝”共同的特点是“欺骗”，共同的灵魂是“权力”。“权力”的力量是强大的。“权力”可以垄断选拔人才的取舍;可以垄断职称评定的进退;可以垄断院士头衔的去留。但“权力”也不是万能的，“权力”不能垄断真假，不能垄断是非，不能垄断善恶，不能垄断百姓之言，不能垄断万民之口。只有在阳光下与民众结合在一起的“权力”才能生机盎然造福天下。在阴沟里与欺骗结合在一起的“权力”，不管如何猖狂，迟早总要失去公信力，失去民心，走向腐朽灭亡!“四大法宝”是“欺骗”与暗箱运作的“权力”相结合产生的私生子。当这种“权力”走向腐朽灭亡之时，“四大法宝”统统不堪一击。

 

　　第三、“三大案”之一的“最高学术殿堂职称评定造假舞弊案” 为什么会成为“标志性案例”

　　“三大案”虽然各有特点各有侧重，但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这个因素就是造假舞弊欺上瞒下。如果没有这个因素，这三个案例都不可能发生。庇护腐败的“四大法宝”之所以能起作用，甚至大显神威，也有一个共同因素是不能缺少的。这个因素还是造假舞弊欺上瞒下。没有弄虚作假的在阳光下运作的权力不可能铸成庇护腐败的“金钟罩”。没有弄虚作假，帮派势力也难以形成。没有虚假的学术研究也编织不了掩盖腐败的“隐身衣”。不搞虚假的评议也画不出庇护腐败的“护身符”。“三大案”和“四大法宝”共同因素是造假舞弊欺蒙诈骗。最高学术殿堂搞造假蒙骗不仅是摧毁以求真务实为天职的学术研究，也摧毁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摧毁中华民族几千年重视诚信的优良传统，造成如今假冒伪劣泛滥成灾，骗子满天飞，骗局无处不在，甚至出现“诈骗之乡”，全村行骗，以骗不到钱为耻的恶劣现象。导致社会风气诱人贪腐、唆人作恶、逼人堕落。所以，彻底铲除造假舞弊欺蒙诈骗之风，不仅是查处“三大案”的关键。也是整顿学风治理学术腐败的关键。而搞造假舞弊欺蒙诈骗的顶级代表作和“万能法宝”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十八年前精心炮制的“五蒙三盗术”。在2010年本人写的博文《中国学术腐败是“有救”还是已经“没救”?》一文中，本人论述了“五蒙三盗术”一案是一个标志性案例。指出它“标志着中国学术腐败透顶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从这套骗术出笼的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这套骗术彻底败露这段时期”。从现在的形势看，这个“中国学术腐败透顶的时期”，或者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学术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尚未结束，而且还在向前延续。摧毁支撑学术腐败的顽固势力，打破“零作为”的僵局，尽早地、彻底地结束这段时期，是所有正直学者的艰巨任务和神圣使命。(详见：花下人言博文：《支撑“中国学术腐败”、坚守“零作为”的四大顽固势力》)。

　　彻底揭穿这套骗术背后的真相是治理学术腐败的一个突破口。让参与炮制和顽强捍卫这套骗术的直接责任人刘玉满、杜晓山、潘晨光等人坦白交代这套骗术的炮制、实施和发展过程，将会成为中国最高学术殿堂学术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大决战的转折点。只要刘玉满、杜晓山、潘晨光等人开口讲真话说实情，必然要拉出维系农发所帮派势力大小头目的四条黑线：一是“精心炮制”一条线，隐藏在1998年精心谋划炮制这套骗术的当权者中;二是“顽强捍卫”一条线，隐藏在农发所十七年掌握权力的当权者中;三是“狼狈为奸”一条线，隐藏在与其密切合作狼狈为奸的所谓“外单位五位专家”中。四是“负隅顽抗”一条线隐藏在对举报人和举报行为残酷打压疯狂删除网上博文的当权者中。每一条线上涉及到的帮派头目少则一两个多则三五个，而且每一条线深挖下去，不仅有农发所的帮派头目，还会涉及到院领导，甚至更高层次的领导。这表明：这套骗术被彻底揭穿搞臭之日，也就是造假舞弊、学术腐败和帮派势力面临彻底崩溃之时。巡视组认定本人的举报是事实，本来已经为彻底揭穿搞臭这套骗术打开了大门。突破口也已经呈现。所以我恳请王院长找刘玉满、杜晓山、潘晨光约谈。但时至今日，除了看到用“文件”和“会议”替代“整改”之外，没有看到触动腐败要害的任何实际行动。

　　由于这套骗术的高度代表性和在全国影响的广泛性和长远性，能否突破不是农发所或社科院内部的私事，而是标志着全国反学术腐败能否出现转折的大事。

　　第四、“三大案”不被查处党纪不容!国法不容!天理不容!

　　1、“三大案”不受查出广大正直学者死不瞑目! 作为第一案的受害人之一吴精华副研究员在看到我写的《中国学术腐败第一案——最荒唐的人才公开招聘》之后就曾当面对我表示支持，气愤地说“这件事不搞清楚死不瞑目”。遗憾的是吴老先生已经于2015年去世，直到去世也没能看到这件事有什么结果。本人是第一案和第二案的直接受害人之一。“徐鲜梅博士职称事件”爆发之后，出于义愤说了几句公道话，不久就受到了“处分”的威胁和“不作不死”的恫吓。为防备万一，本人写下遗书。遗书中也留下这样的语言：“为了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不再遭遇我和徐鲜梅遭遇的悲剧，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一定要把‘中国学术界第一骗术’彻底揭穿，彻底搞臭!”。第三大案的重要知情人之一田园教授在2014年病重生命垂危之时，这位已经八十八岁的老教授在弥留之际还执着地对其弟弟田增义说：“我还有件事没做完，举报石元春伪劣院士案。你和其他举报人联系，将此案做个了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什么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直到即将撒手人寰还是放不下这些案子?为自己还有意义吗?难道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2、不彻底查处“三大案”，整顿学风将成为一句空话，治理学术腐败难有实效。上述“三大案”中第一大案人才选拔决定发展基础的优劣。第二大案决定从基础开始的发展全过程的成败。体现在研究作品评价、研究职称评定和研究人才的培养提拔三个最重要的方面。第三大案反映顶层机构的优劣。发展基础的优劣和发展过程的成败决定了顶层机构的优劣;而顶层机构的优劣又通过顶层决策和顶层设计反过来影响基础优劣和发展过程的成败。正因为“三大案”涵盖了中国学术整体从基础到顶尖的所有层面、所有系统的关键问题，所以“三大案”不受查处，整顿学风只能是一句空话，治理学术腐败只能是“纸上谈兵”，用废话连篇的“文件”和装腔作势的“会议”代替“整改”。

　　3、学术腐败重灾区不在治理腐败中获得“新生”，就会在继续腐败中走向“衰亡”。现实中已经有迹象表明：像最高学术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这种学术腐败的重灾区，如果不在治理学术腐败的斗争中获得“新生”，就一定会在继续腐败中走向“衰亡”。实际上，“衰亡”的征兆已经在接连呈现：如研究骨干后继乏人;“创新工程”被院里收回;研究经费猛增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却越来越难产;研究所整体萎缩，三十年前的1986年该研究所在职员工已经是116人， 经过三十年发展，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度减少，前些天上网查询的资料显示：在职员工已经不足80人。这种走向“衰亡”的演变是坚持继续腐败的必然结果。这是所有学术腐败严重单位的发展缩影。

　　学术界的腐败与官场和经济领域的腐败具有不同的性质。官场和经济领域的腐败侵害的主要是国家和人民生产的钱和物。而学术腐败侵害的主要是作为国家和人民立足基石的人的灵魂、思想、品德、天理人心和社会风气。钱和物的损失几年便可弥补;而人的灵魂、思想、品德、天理人心和社会风气的损失却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弥补。而且学术腐败造成的恶果正是官场腐败和经济领域腐败滋生蔓延的基础和环境。所以，只重视官场和经济领域的腐败而忽视学术界的腐败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衡量学术腐败案件的大小，不能像官场和经济领域那样用贪污钱物的多少来衡量，而是主要看其性质恶劣程度以及影响范围和影响力的大小。中国学术腐败“三大案”涉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农业大学等中国最高学术研究和教学机构，每个案子背后都有国家公权力的支撑和庇护。性质上都属于违党纪、犯国法、逆天理、伤民心、害民风的大案。其影响范围遍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其影响力是无穷无尽的。“三大案”特别是已经成为标志性案例的最高学术殿堂职称评定造假舞弊案被查处将成为决定中国学术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

　　刚刚闭幕的我党十八届六中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会公报》特别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会公报》还特别指出“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

　　《三大案》之所以发生，重要根源之一便是有关单位党的负责人对中央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弄虚作假，做“两面人”。之所以二三十年不被查处或有查无处，根子也在与此。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三大案》的主要作案人和顽强庇护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一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弄虚作假、祸国殃民的“两面人”。尽快查清《三大案》，严肃处理这些“两面人”，将成为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

　　为了彻底扭转已经积重难返的学术腐败发展趋势，为了彻底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中国学术，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必须遵照习近平同志“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的指示，尽快、认真查处“三大案”。《三大案》不被查处，党纪不容!国法不容!天理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