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一生依样画葫芦

　“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文者应该大胆创新，使文章具有新的面孔，产生新意。

　　宋人魏泰在《续湘山录》中记载：宋太祖时，陶谷为翰林院学士，久在翰林，意欲得到重用，暗使其党，因事荐引，不料太祖说：“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称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陶谷深感失望，乃作一首自嘲诗，其中两句就是脍炙人口的“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

　　据《清稗类钞》上讲，明清内阁在代皇帝起草批拟奏章时，为避免出错误担责任，常常是件件临摹“样本”，久而久之，阁员们总结出二十八字诀：“依样画葫芦不难，葫芦变化有千端。画成依旧葫芦样，要把葫芦仔细看。”看来，“依样画葫芦”图的是省事方便，少出差池。

　　自古为文讲究意新语工，向来反对“依样画葫芦”，把剽窃他人文字伪为己有者叫“文抄公”，予以讥讽。明人冯梦龙在《古今谭概》写道：惠崇和尚能诗，尤以自己所写的“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一联为妙，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与伦比。师弟们却作诗嘲笑：“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诗句犯师兄。”

　　其实，翻阅史书，此类情形亦有不少。秦少游《临江仙》词，直抄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二句。宋子京词：“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全取小杜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意。然，雅“偷”毕竟失斯文，难怪有人感叹：“昔贤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爱窃词;叵奈古人无意智，预先偷子一联诗。”

　　“依样画葫芦”也并不那么容易，不把旧葫芦样仔细看好，画出来的葫芦也会走样的：不是刻鹄不成尚类鹜，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朱元璋的《咏菊》诗有云：“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剽窃了黄巢之诗，细细品之，却是“青”出于“蓝”而又不胜于“蓝”。可见，临摹他人之作需要一些眼光和见识，没有淘沙拣金、磨杵成针的功夫是万万不行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将此作为至理名言的人，在抄袭他人之作时，本着像阿Q一样的心理自我安慰，顺手“拿”来全为己用：有的东找一个观点，西摘一个例子，东拼西凑，取各家所长;有的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美其名曰“英雄所见略同”;有的求文心切，照搬照抄，先着力解决“有”的问题，好坏另当别论。

　　学文之初可借鉴，哪能一生都模仿?如果一直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岂不成现代版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这既没意思也没意义，正如巴尔扎克所言：第一个形容姑娘像花的人是天才，而第二个照搬的则是庸才，待第三个再跟着重复的简直是蠢材了。

　　文章最忌百家衣，不少先贤深明此理。魏太学博士祖莹为文重独创，反对模拟剽窃，常谓：“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厌恶抄袭，直言指斥文抄公为“贼”，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得很干脆：“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随人作计终后人。“依样画葫芦”，只能写一些八股文章，现实文风万万不可如此。一直以来，我们提倡简洁明快、简练生动的文风，反对生搬硬套、拾人牙慧，更不允许甘当“流俗之士”，乐为“经生之业”。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文者皆然。”为文者只有多读书、多实践，联系实际，善于立意，取于心而注于手，才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言前人所未道，写得令人点赞的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