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学风建设，关乎中国命运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很大的浮夸成份，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光着脚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20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作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就是“是”，争论的焦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被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后来，中国学人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有了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在政治问题上玩虚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们不信，几年后“真龙”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叶公”们。1927年蒋介石向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泽东回湖南上井冈山，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前途的。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

　　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或干脆回避的。改革开放以来，北大拉了许多有钱有势有名有望的“校友”“校董”等，唯独没有曾在北大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这真是说不过去。且不说军事、书法、诗歌等领域的成就，即使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其深度和高度迄今也难有学人企及——如果北大真的有更好的哲学，就不会在“文革”和“六四”中忽左忽右走极端。且不说法律、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教材多以西方理论为范本，好在目前北大校牌和校徽还是毛泽东写的“北京大学”四个字。

　　事实上，“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思想，“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是青年毛泽东办的“问题研究会”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决不表明毛泽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争。经过30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30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很大的浮夸成份，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今学者的境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要困难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21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上中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弃，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已形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

　　【作者：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选自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417～422页。本文在此发表时略有修订】

　　重温毛主席的名篇《反对本本主义》

　　导读：《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原名《调查工作》。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在这篇著作中，作者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阐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一些技术细节;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文中还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明确地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即便是在日常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同志和朋友，笔者近日在介绍一篇题为《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的文章时，也曾表达笔者的一个祈望：中国人不仅要爱阅读，会阅读，而且要爱劳动，会劳动，不要成为不知人间烟火为何物的“书呆子”!!——张泰永识，2018-2-4

　　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

　　(一九三○年五月)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⑴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⑵，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⑶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⑷，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⑸，半自耕农⑹，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⑺，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⑻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　　释

　　〔1〕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2〕 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3〕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4〕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5〕 这里是指中农。

　　〔6〕 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10〕。

　　〔7〕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8〕指一九二八年六月至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原名《调查工作》。这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 在这篇著作中，作者从认识论高度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阐明了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一些技术细节;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文中还表达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明确地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