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靠谁来监督?

　　笔杆子，礼部尚书有问题是件大事!

　　枪杆子，兵部尚书有问题是件严重大事!

　　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两个领域，所以说了：

　　“舆论阵地，我们不占领，敌人就占领。”

　　“枪杆子里出政权。”

　　两个一结合，有了“三湾改编”，有了“支部建在连上”，有了“党指挥枪”。

　　作为一个伟大的党，又靠谁来监督自己?

　　壹.

　　莫言是党员，但他反对“土改”;

　　柳传志是党员，但他希望医疗市场化;

　　胡锡进是党员，但他右而墙头草;

　　何祚庥是党员，但他割裂改开前后历史。

　　这些人真的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吗?

　　很多人产生了疑问，有疑问没有解答，有些东西就要松动，应该要重视这问题。

　　我党作为一个伟大的党，敢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内部的矛盾。

　　革命年代，当时党员不断扩充，后来发现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不少，到了延安，通过“整风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斯诺到延安发现：在一个红军营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红军所办的墙报，里面有黑栏(批评栏)和红栏(表扬栏)。在红栏中，人们称赞个人或者集体的勇敢、无私、勤劳和其他美德;在黑栏中，同志之间互相批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他们的军官。”对此，朱德告诉斯诺：“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

　　毛主席多年后回忆起这件大事说：“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出现了“十个没有”。

　　而当今呢?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

　　这些年来的反腐斗争取得巨大的成绩，腐败官员的数量令人触目惊心，这告诉我们反腐斗争要一直在路上。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如何真正营造出一个让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

　　毛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什么的生态?如何治呢?

　　贰.

　　我党不仅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内部矛盾，还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在井冈山时，我党就一直跟腐败作斗争。

　　王复元是因贪腐被开除党籍的第一人。

　　最典型的就是谢步升被执行枪决。

　　到了延安，黄克功有着显赫的战功，犯了罪，很多元老为他说情依旧被处决。

　　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犯了罪，还是被执行枪决。原天津行署副专员李克才所言：“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

　　对于腐败分子勇于用重刑!

　　当时不仅用重型，还要接受群众监督。

　　20世纪，中国有两个文化命题，一是蒋廷黻的“世纪之问”，二是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

　　“世纪之问”有部分比较偏激，另外部分当时有信心者都认为能够实现。

　　毛主席更关注“周期率之问”，他给出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进京赶考”告诫战友们别做李自成。

　　可惜退居二线后，有些问题又出现了。

　　毛主席信辩证唯物主义，不信自己能“万岁”，但他相信人民群众可以“万岁”。

　　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当然，党员也应是如此!

　　晚年发起的一场实验，就是让人民监督官员，可惜有些人扩大化、形左实右。

　　敢于对上位者监督，力量来源于底层组织起来。“现在的中国人民是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后来从集体到各自拼搏，加上精英层非常善于勾起和放大普通人内心自私的那一部分，以此贩卖他们的自私学说，导致精致利己和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分不清敌友。

　　人们开始原子化了。

　　这一路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党，不仅仅要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还要勇于有重刑，更要有人民的监督。

　　不忘毛主席的思想，做好先锋队，组织起人民，为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