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五毛党和汉奸就是这样变成美国走狗的

张宏良：五毛党和汉奸就是这样变成美国走狗的

        徐鲜梅女士这篇文章，揭露了那些为美国军舰入侵中国南海辩护的汉奸是怎么来的。其实，不仅为美军入侵中国南海辩护的汉奸势力是被收买的结果，要求中国接受美军入侵南海的五毛党同样是被收买的结果。区别只在于，一个是直接被美国收买的，一个是依附于美国的官僚腐败势力收买的，这就是为什么原本互相对立的汉奸和五毛党，在美国入侵中国南海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的原因。

       汉奸大家都知道，直接就是美国培养的第五纵队，没有丝毫可欺骗性，中国人民基本上已经将其认清；而五毛党则是由腐败官僚豢养的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下流文人。本来，官僚腐败势力打造五毛党的目的，是既反对推行宪政、颠覆政权的右派，又反对复兴社会主义的左派。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推行宪政的右派占据主导地位，拥有自己固定的政治主张，而这些五毛党没有任何固定的政治主张，根本就不是右派的对手，于是便打起左翼爱国力量的旗号，混入左翼阵营，利用左翼爱国力量，从右派手里夺去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并且十分成功地把真正左翼爱国力量边缘化为“极左”，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汉奸道路。由于他们是用一头左翼爱国力量的话语结构来推行他们的汉奸主张，所以欺骗性极大。这次够成功在舆论上帮助美军侵略中国南海，就是典型。

       五毛党为什么要走上他们表面上誓死反对的汉奸道路？主要是收买他们的主子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中国官僚腐败势力既不愿意把政权直接交给美国等外国势力，又更怕崛起的社会主义力量，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便选择了做美国的附属力量，既反对彻底颠覆国家的汉奸右派，又反对复兴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左派。由于他们不敢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没有自己独立的招牌，于是便打起了左翼爱国力量的旗号。

       但是他们又害怕真正左翼爱国力量的发展，所以便以所谓策略为借口，把主张复兴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统统称之为“极左”，以此来削弱左翼爱国力量的发展。说白了，五毛党还是邓小平“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当前主要是反左”那一套，由于邓小平的这套路线，十分符合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特别是符合官僚腐败势力的利益，所以能够迅速取代汉奸右派的舆论主导地位。由于他们打着反汉奸的旗号，打着公有制（实际上是官僚集团占有制）的旗号，打着所谓温和左派的旗号，对人民群众有很大欺骗性，对于这左翼内部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象疯狗一样疯狂撕咬左翼爱国人士，为美军侵略中国南海开辟了舆论道路。

       仅仅是几十天以前，当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海军要进入中国12海里以内时，全国群情激愤，反美舆论一浪高过一浪，在那样一个高昂的舆论环境中，中国是绝对不会允许美舰开入中国领海的。然而，美国和官僚腐败势力知道怎么对待中国的反美浪潮，五毛党立刻全部出动，“反美必亡国”的舆论铺天盖地，一下子把反对美国入侵南海的舆论压了下去，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到处都是“中国不丢掉南海就会亡国灭种”的观点，并且全都是慷慨激昂，全都是大义凛然，好像只有割让南海的卖国行为，才是最崇高最伟大最自豪的事情，而反对美国入侵，保卫祖国南海，反倒变成了一件祸国殃民的可耻行为。就是在五毛党这种颠倒黑白的舆论环境中，美国堂而皇之的把中国南海变成了国际水域，并且专门选择在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来宣布割让中国南海这件事情。

       可叹中国人民多少年来一直反对极右汉奸势力，可是最终掀起出卖南海的汉奸舆论的，却是天天高喊反汉奸的五毛党，却是至今仍然以正宗左翼爱国力量自居的五毛党。过去我们一直不理解抗战初期蒋介石怎么会下达那个“奢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命令，因为再怎么说，反抗日本侵略也不能算作死罪吧。今天看到五毛党出卖南海的慷慨激昂，我们总算明白了“奢言抗日者，杀无赦”出台的舆论背景了。因为当时五毛党和今天五毛党的说法完全一样：抗日必然亡国，所以主张抗日者，全都是灭亡国家者，所以才应该杀无赦。

      这就是今天中国五毛党要求对左翼爱国力量进行全面镇压的原因。或许人们还不知道，今天要求全面镇压左翼爱国力量的，已经不仅是汉奸右派，而是混迹于左翼爱国力量阵营内部的五毛党，并且其呼声已经超过了汉奸右派，如同当初呼吁对共产党进行“4.12大屠杀”的不仅是国民党右派，而是蔡元培这种所谓进步人士一样。当时蔡元培呼吁并主持“4.12大屠杀”的积极性，不亚于任何一个国民党右派。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进步力量和一般民众的悲剧性。

       抗战时期中国三大汉奸中，有两个来自于共产党——陈公博和周佛海，一个来自于国民党——汪精卫。今天拥护美国割让中国南海的，仍然是一部分来自于汉奸右派，另一部分来自于打着左翼爱国旗号的五毛党。历史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地。所不同的只是，那时共产党还是在野党，而现在变成了执政党。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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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鲜梅：举证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党组领导长期接受境外机构资助事实

 

　　梅子按：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又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徐鲜梅抛出重磅炸弹，揭开了农研所的假面具，这提醒我们：转基因怎么来的，学术是怎么败坏的，汉奸是怎么炼成的。对巡视组，明白说，我没抱希望，难道北戴河常委会提出的批评不见效，巡视组就能见效了？笑话，知识分子本有自己的一套，冒牌知识分子就更有自己的一套，我就这么认为，怎么办吧？对这些人渣、垃圾，最根本的还是发动群众，还是文革，还是把其中的狗东西批倒斗臭，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很有必要！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及致使苏联从一个超级大国沦为“一丝不挂的乞丐”，西方培育并在和平演变中崛起的那支“文化部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披上学术外衣以及打着先进思想旗号，帮助西方及境外敌对势力，积极鼓吹，竞相背叛，为了得到西方人的赏赐和谋取新的位置，竟然向用血汗养育自己的国家挥起锋利的匕首，威逼自己饱受推残、含垢忍辱的母亲“承担历史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并向奄奄一息的祖国痛下杀手。得道兴国、逸豫败亡、警钟长鸣！

​ 　　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作为国家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中共中央信赖智囊团、国务院重要思想库，其政治立场、思想动态、科研价值观及学术风气必然影响到全国，势必产生无穷的榜样力量及感召力。理应当与中共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坚定中国的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策方向及学术导向。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所能看见和认识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之突出问题及危险性，不仅是学术腐败以及拉帮结派及群体“消费单位” 的问题，而且也是“欢迎西方思想渗透的态度及出发点” 的问题。

　　作为中国哲学最高学术殿堂，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和培养的学术精英，比全球任何其他组织都要多得多，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是无数学者倍感自豪及无限荣耀的事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断接受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金资助，瞄准有前途有潜力的精英人物，实施“面对面、一对一”援助计划行动，以及开展最前沿、最重要的问题合作研究活动。农发所，是专门研究和指导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活动的国家级学术及信息部门，“农业乃国民经济之命脉，农村则人民立命之根本！”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农发所党组领导“比赛式”地长期接受西方境外组织的资助。他们，服务利益集团并长期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肆意“出售”进入中国农村的“门票”，随意“交出”了解摸底中国农业的“钥匙”，故意“成为”诱惑和误导中国农民的“工具” ，以及把“不真数字提供给政府，真实性数据奉送给东家” 。

​ 　　农发所原两届党委书记杜晓山、刘文璞，原所长李周和现任副所长杜志雄等农发所党组领导，丧失了应有的立场，随意并长期接受境外机构的资金支持，尤其是长期打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旗号、顶着研究员的头衔以及披着扶贫的外衣，从事非法集资及经营活动，败坏了学术风气以及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一位农发所退休老党员痛心地说道：“学术腐败的发展，已经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某些部门和某些研究所的领导班子蜕化为学术腐败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的组织核心；本来应该是中央和国务院的参谋部和智囊团却沦落为学术腐败势力和各路骗子的狗头军师吃喝玩乐俱乐部。本来应该是我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却变质为歌功剥削有功、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点对点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每到敏感时期就与国内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甚至相互勾结的‘准沦陷危险区’”。

　　一 杜晓山、刘文璞等打着扶贫的幌子立项设点不断接受境外组织的资金支持、出卖信息并中饱私囊

　　（一）事实及证据I
　　杜晓山、刘文璞等为了便于长期接受境外组织及人士的资助及支持、收受世界各地的捐赠款，专门立项设点、建设网络及基地组织。如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美国花旗基金会（“花旗中国”）等境外组织的资金支持下，分别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经济合作社’（简称扶贫社，FPC）小额信贷扶贫项目”（1993年9月）、河北省易县扶贫社（1994年9月）、河南省虞城县扶贫社（1995年8月）、河南省南召县扶贫社（1995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1996年2月）、陕西省丹凤县扶贫社（1996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FPC北京总部（1998年11月）、河北省涞水县扶贫社（2002年10月）、四川省金堂县扶贫社（2003年8月）、中国小额信贷行业协会（2003年12月）、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2005年11月）、河南省濮阳市互助社（2006年7月）、北京市农发扶贫基金会（2009年6月）和中国小额信贷联盟（2010年7月）等。

　　同时，他们将部分无偿捐赠资金以能力培训及办公室建设的名义中饱私囊及用于购买私人别墅、私家车（如任常青）、炒股（如张红、任常青等）和作为股本（如杜晓山原党委书记在美国海归唐宁宜信“精英人对人”贷款公司有股份），而将大部分捐款资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从事非法放款活动，如从1995—2008年，每年向外放款1600万元，每年收取利息80万元，其中河北省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民间组织），每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贷款597万元；2011—2015年，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每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贷款802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FPC收受的境外机构资助资金不少于几千万，如截至2008年，FPC从境外组织获得的贷款资金就高达1600万元；再如截至2012年12月31日，北京市农发扶贫基金会共有资产687. 54万元，其中货币资金581.41万元，资产净值592.46万元（均为非限定性资产）；美国福特基金会无偿“连续十年为我们（FPC课题组成员）提供试验项目操作经费和能力建设经费”（杜晓山公开讲话，2010年5月）。

　　——自1993年9月以来，美国福特基金会连续不断向FPC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如1993年，40万元（5万美元，能力建设），1995年7月20日，20万元，1996年2月1日，16万元；

　　——1996年3月8日德国米索公司无偿资助26.18万元；2001年7月19日和2002年9月29日澳大利亚哈索公司（澳发署）资助70万元；台湾统一企业无偿捐赠资金84万元（2001年1月24日28万元，2002年4月10日28万元，2003年3月24日28万元）；

　　——1999—2004年世界银行（中国）扶贫公司和宜信汇才商务顾问（北京）有限公司给FPC几百万元的培训费用（具体可以询问任常青和张红，他是培训主任、她是副主任）；2004年11月美国花旗基金会（美国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花旗中国”）“不甘示弱”向世界宣布无偿资助1230万元（150万美金）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基金会组织能力建设；

　　——孟加拉乡村银行托拉斯支持资金324.03万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如1994年6月3日，25.92万元，1995年4月4日，16.82万元，1997年5月8日，20万元，1997年11月21日，20万元，1998年7月24日，15万元，1998年8月31日，25万元，1999年5月13日，10万元，1999年7月16日，28万元，1999年11月25日，8.6万元，2000年4月1日，16万元，2000年4月10日，4万元；

　　——德国赫尔玛夫人2001年8月16日，无偿资助60万元；白思楠女士无偿资助45.62万元，其中1999年12月12日至2004年1月15日分8次共无偿资助35.62万元；林俊华女士2001年1月24日至2003年1月15日分8次共无偿资助23万元；台湾企业家杨麟先生无偿捐赠资金358.82万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如1999年10月10日，30万元，1999年12月14日，20万元，2000年8月14日，70万元，2001年1月17日，28万元，20001年9月16日，30万元；

　　2012年12末，北京市农发扶贫基金会年度总收入461.45万元，其中捐款收入417.57万元，其他收入43.87万元，2012年总支出60.54万元，其中工资34.96万元（其中李谊青7.58万元），办公费用0.27万元，两项合计占年度支出费用的56.68%，违规超出有关政策规定的12%标准的44.68个百分点，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受了不小的名誉损失。

　　（二）事实及证据II

　　​ FPC项目组成员肆意打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旗号，建设组织和互联网络，向无数境外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NGO）打开“摸底调查中国乡村”的大门——如到河北省易县、虞城等考察的境外机构及人士成千上万（河北省易县扶贫社有相关的记录），甚至，以培养外国研究生和合作研究的方式，向境外组织提供有关中国村庄最真实的基础数据及原始资料——如自1996年以来，FPC项目组成员刘文璞、张保民、杜晓山、孙同全、任常青等多次接受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美国国际计划（International Plan）、美国安信永（ACCION）、香港乐施会等组织的研究资助，报酬很高，一篇文章、一本书高达几十万。同时，杜晓山违纪培养外国学生。

　　尤其，2003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FPC项目组成立了小额信贷行业协会，2005年11月在美国花旗中国的资金支持下，将小额信贷行业协会扩张为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2010年发展成为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加强与境外组织的密切合作——事实上，只有调查该组织的年度高峰会，它与哪些境外或非政府组织合作，与什么样的境外人士交易，便一目了然。但是，其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比如，一调查这个小额信贷网络组织，就必然涉及到商务部下属的中国国际技术交流中心，涉及到中国扶贫基金会；一查杜晓山，必然牵扯到院及部门有关领导，如李秋芳（原中纪委驻院纪检组长）、李杨（原副院长）、郭永才（原院秘书长）、院外事局有关负责人，甚至是蔡昉副院长等。

　　13年来（2003—2015年），杜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党委书记，却一直担任该联盟的理事长，在他担任农发所党委书记期间（1998—2010），他几乎将全部时间用在与境外机构的交往、筹款和合作上（只要查一查杜晓山的出境批示，以及赴全国各地陪同外国人考察的乘机记录，便一清二楚）。但在李秋芳时代，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杜晓山这样的卖国、卖村、卖信息行为，不但不会遭致批评，相反，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广大学者的追捧和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致使杜晓山获得了无数奖项——如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2004）、“五一”劳动奖状（2004）、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农村）（2008）、“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个人奖”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农村人物奖”等。

二 杜晓山、刘文璞等打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旗号，建基地从事非法集资活动，并官司不断、影响恶劣

　　（一）事实及证据I

　　​ 杜晓山、刘文璞、张保民、李谊青、任常青、张红等，于2004年12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与河南省濮阳市鲁河乡许屯村人、原农行习城乡营业所主任许文盛达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探讨在河南省濮阳市筹建小额信贷试验基地的商函》，并在2006年7月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的名义入股10万元，与许文盛联手成立了“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但该互助社，一直是从事非法集资经营活动，网上公开数据资料显示，其违规筹集资金高达几百亿元。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2009年该互助合作社共有资产4373.39万元，其中货币资金4368.39万元，贷款利益收入508.81万元；2013年上半年共有资产20422.2万元，其中货币资金20324.69万元，贷款利益收入917.6万元。

　　尽管，杜晓山等人，鉴于该互助社违规事实，已经退股（实际上仍有经济关系），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曾是该互助社的股东的事实，已无法掩盖，致使院蒙上“不法经营”的名誉损失。

　　（二）事实及证据II​

　　杜晓山、刘文璞、张保民、李谊青等为了逃脱与境外组织勾结、出卖乡村资料的责任以及法律的制裁，又将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筹集到的境外资金，贱卖给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美国花旗基金会2011年6月专门出资建立起来的专业小额贷款公司），每个县合作社卖价50万元，如河北省涞水县扶贫社和河南省南召县扶贫社，卖出收入100万元。由于，河北易县扶贫社不想如此贱卖给中和农信，杜晓山等假借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名义（见《接管通知》），对河北易县扶贫社的负责人——周学仁（手机号码：13483449591）进行恐吓举报，周学仁反举报杜晓山等贪污侵吞几百万的境外赠款行为，官司不断，沸沸扬扬，给院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三）事实及证据Ⅲ

　　杜晓山、刘文璞等为了方便接受境外机构的支持及策划，以及进一步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让福特基金会资助将任常青等送到美国培训，任常青回国后专门为杜晓山、刘文璞等从事境外机构捐赠款的使用及花费工作——以办培训班的名义肆意挥霍捐赠资金。

　　三 李周、杜志雄顶着研究员及学术权威的头衔长期接受境外机构研究资助，迷失了学术方向和价值观

　　（一）李周，原农发所副所长，于2011年58岁之际，在林毅夫和蔡昉的帮助下，任农发所所长，五年来，不但未能使农发所的管理工作有所改善，相反，纵容农发所拉帮结派以及随意接受境外机构研究资助的风气在全所蔓延，甚至愈演愈烈。这与他的管理能力有关，更与他的科研背景、政治立场及学术导向关系极大。

　　李周研究员，自1992年以来，一直接受境外机构的资助研究及支持，如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研究“生态敏感地带和经济贫困地区的相关性研究”，“中国森林资源丰富地区的脱贫研究”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科建设项目”；世界自然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天然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性利用的政策选择的研究探讨”课题，世界（银行）基金会资助的“湖北小水电项目的扶贫评估”课题，亚洲开发（银行）基金会资助的“新世纪贫困规划方法论研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的“大众旅游对西部经济的影响”，中华社会科学院基金会资助的“化解中国农村工业快速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负面影响的研究”，中华扶贫基金会资助的“政府非专职部门扶贫案例与理论研究”等，主题重要且触目惊心。

　　李周与那个长期并“全方位”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林毅夫关系十分默契，互相搭学术便车，共享科研成果——李周、林毅夫、蔡昉等3人长期合作在国内外刊发有关中国经济及资源状况的重要信息文章，如《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异分析》（1998年），《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1999）等，在国外发表调研信息文章14篇。

　　（二）杜志雄，2002—2006年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农村发展金融研究室的论文博士，长期主管农发所的外事及境外合作项目，是10家境外组织的信息咨询专家,他的立场和学术方向令人深感不安。

　　相关国际机构咨询专家（见农发所网站http://rdi.cass.cn）：

　　01 Consultancy for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on the Baseline Study of CIDA's Xiji county Project（1992 - 1993）

　　02 Consultancy for FAO on the Baseline Survey of FAO Projects: CPR/92/P42, /P52 and P36 ?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China (1993.8-1994.3)

　　03 Consultancy for New Zealand Embassy in Beijing on the Project of Integrated Land Use System(ILUS) in Guizhou, China (5-10, 1995)

　　04 Consultancy UNDP on Monitory and Assessment of the UNDP Projec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Poor Women in Hainan Province, China (9-12, 1995)

　　05 Consultancy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on Research of the Micro-intervention in Poverty Reduc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1996)

　　06 Consultancy for Canada Fund on Monitory and Assessment of the Canada Fund Projec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Four Counties, Ningxia, China(7-10,1998)

　　07 Consultancy for World Bank on the Research on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21st Century(1998.6- 1999.4)　　08 Consultancy fo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on an Orientation Research on the Rur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Poverty-stricken Regions (7-11, 1999)

　　09 Consultancy for World Bank on an Orientation Research on the Proposed Fourth Loans for Poverty Reduction in Southwest China. (9-11, 2001)

　　10 Consultancy fo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on Evaluation of ADB’s Guangdong Tropical Crops Loan 1175-PRC (10-12, 2002) 　　梅子QQ群：23143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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