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毛主席一生反极左

　　2013年8月24日

　　西藏

 

　　很多朋友和我一样，第一次来到阳光如此明亮的地方——世界上阳光最明亮的地方。高天离我们是这样的近，群山看上去是这样的巍峨庄严。我站在窗口看外面的白云，好像白云上面就有真理，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把这个真理拿下来，可是好像离我们这么近的真理我们却拿不到。

　　很多人喜欢来西藏旅游。他们为什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跟他所生活的地方相比是比较艰苦的，可是大家都愿意来——无论什么思想立场、什么思想感情，都想来——他们来寻找一个叫“圣洁”的东西。可是，来的人能把这个圣洁拿走吗?我虽然第一次来西藏，但是我对西藏的文化、历史并不陌生。我看很多书、很多游记，我就觉得，那些作者好像没有把西藏的圣洁拿走，他们只不过是向往、羡慕而已。为什么拿不走，可能是我们自己不够圣洁，包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

　　来到这样一个地方，觉得自己太不圣洁。我们是从一个很肮脏的地方来的。看到这里这么灿烂的阳光、这么蓝的天，就想到我们来的那个地方是一片阴霾。祖国太大了，祖国有很多地方很干净，但似乎有更多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我想去把那幸福和真理拿走，可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我怀着很羡慕很向往的心情来到这里，可是从下飞机到现在，有点高原反应——头有点疼，心有点跳，腿有点软。幸好，我的心还是清醒的。我的心告诉我：这都不要紧，这都可以过去，只要我们的心灵是理性的、坚强的，这点困难不算什么。

　　我们想一想，就在这几天，我们全中国人民是不是也有一点“高原反应”?好像这几天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高原反应期。我们看到，很多人倒下了，很多人呼吸紧张了，有的人很猖狂，有的人很悲愤，有更多的人——不管什么立场——陷入了非理性的状态。也许在座的一些朋友不上微博，大家习惯于传统的浏览讯息的方式，但你也能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各种反应中察觉到，现在我们国家处在非理性的状态。我想，我们应该战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从更广阔的视野——好像站在喜马拉雅山之巅看世界——来看待全盘的形势。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讲一个专门的问题：毛主席一生反极左。

　　这个题目很鲜明。其实这个意思我在以前的讲座中也曾不同程度地提及，但是以前形势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样，所以以前只是提及，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

　　比如说十年之前，那时是一片白色恐怖。我有一篇文章讲到：我那个时候文章一写到“帝国主义”四个字，都不能发表，都要删掉。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不能批评帝国主义。十年前，我如果说某某是汉奸，没有一个人赞成。人家会说：“老孔啊，你什么思想?都什么年头啦，哪有汉奸啊?”说这话的不一定是坏人，好人也不赞同。现在怎么样，“汉奸”已经成了一个常用词。我很喜悦我发明了很多常用词。十年前形势是这样的。

　　到了五、六年前，一大批革命群众、正义之士觉醒了。人们都发现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再不起来就真的亡国灭种了——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很多人有正义的情感，这是发自本能的正义情感。可是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时，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据辩证法，它一定有坏的一面潜藏在里面。我们不会提早知道，好事有一天会变成坏事。正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我党干部从来不读马列”。我们要想一想：好好的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像外面的蓝天白云这么好的江山，怎么就会变成一片阴霾——怎么失去的?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别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所以在四五年前，我就在讲座中提及：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随着反击右派、反击比右派更坏的汉奸，在这个形势中，慢慢地就会出现极左倾向。有些人自己不去从事对敌斗争，不去从事打汉奸打卖国贼的斗争，他专门把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每天搞正义阵营内部的窝里斗，每天说某某不革命、某某是修正主义、某某是假左派，只有他自己是最革命的。当然，这里边分很多种，情况有不同。有一些是思想比较僵化的——他们也不考虑考虑，红色江山是怎么在他们那一代人手里丢失的;还有一些是年轻的——年轻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心情，加入到这个阵营里来，经不起各种风浪的考验，在各种情绪激化之下，就会有这种表现。这种表现在去年到今年的惊涛骇浪中，就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在这个危害之下，我觉得有必要专门讲一讲反极左的问题。

　　今年正好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从年头到年尾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我想以毛主席为核心，谈一谈反极左的问题。当然，不仅仅谈毛主席的问题，我想把极左这个问题认真清理一下。

　　毛主席是左派还是右派？

 

　　说到毛主席，一个问题就来了——毛主席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不清楚，好人和坏人都不清楚。大多数好人和坏人有一个共同认识：毛主席是左派。我在讲其他问题的时候，也提过类似问题：孔子是左派右派?鲁迅是左派右派?耶稣是左派右派?今天我们来到西藏，还可以问：释迦牟尼是左派右派?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没有冷静的思考和对历史的熟悉，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

　　这里我引用一个人的文章。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他的笔名大家都很熟悉，叫“数学”，他很有理论修养，经常写文章。数学的文章是很有深度的，他有一篇文章叫《毛泽东唯一极左的地方》。我不一定同意他文章的观点，我介绍他的说法。他说：“我一直认为，在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始终算是其中比较右的人，而不是左的人。”数学是公认的左派理论家，但他认为毛主席是右的。他举了例子：“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各种观点，如‘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农村包围城市’，如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等等，都是相对比较右的观点。”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考虑过。很多人一听“毛主席是右的”还会跳起来：“毛主席怎么会是右的呢?!”数学就认为：毛主席是右的。他举了许许多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比如，在计划经济问题上，毛主席从来没有实施过全面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市场。”今天很多右派攻击毛泽东时代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买不着，说那时候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什么都要票。然后很多左派同志跟他去争论，争论也争论不到点上——因为你对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谁说毛时代买什么都要票啊?毛时代是实行票证制度，但在票证之外有一个广大的市场。不是有个词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没有市场你割什么尾巴啊?割资本主义尾巴割的是什么，不就是到市场上收拾那些卖猪肉的卖瓜子儿花生卖水果的农民吗。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有着普遍的市场，按照左派的社会主义逻辑，这就是错误的。还有，那个时候在城市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叫采购员。如果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要采购员干什么?采购员就是在计划经济之外去调配资源的。我们对事实首先要有一个真实的认定。当然你说毛泽东这算不算他是右派，这可以进行理论探讨。数学说他当年是在海军当兵，他说：“我所在的海军部队的蔬菜，完全是从自由市场购买。”我们今天对毛泽东时代很多真实的历史都认识错了。即使在毛泽东去世那一年，毛仍然反复声称：“我国有八级工资制，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存在。”毛泽东没有任何意图要取消八级工资制。

　　数学说：“毛泽东是右的，但有一个问题是极左的——就是所有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待遇实在是太低了。”这一点我认为是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一提到毛泽东时代就不高兴的理由。这个算不算极左呢，也可以讨论。但他说的这个事实，我认为是对的。毛泽东以及像毛泽东这样的干部，他的心向着草根，向着人民群众，但有时候搞的呢，可以叫“官不聊生”。干部觉得“我们干的比群众多，我们比群众聪明”;大干部更觉得“这个国家是我们打下来的，我们的待遇不够，不能体现我们的贡献”;知识分子更是早早就怀有二心。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时代不满，这是一个事实。但这算不算毛泽东极左呢?这就关系到如何认识左和右的问题。

　　在我看来，毛泽东像人类历史上一切圣贤一样，追求的不是左和右，追求的不是一个固定的立场，他追求的，恰恰是正确——最正确的道路、最正确的思想。这个正确，用儒家的一个词来表达，就叫“中庸之道”。毛泽东思想是最合乎中庸之道的。我这样说，很多很左的同志又会不同意：“毛泽东怎么是中庸之道呢?”那是因为他不懂什么叫中庸之道，他以为“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就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错的。中国的“中”这个字，不是中间的意思。“中”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丨”是根杆子，上面套一个绳子，这是古代最早测量天文的工具、测量日影的工具。“中”这个字本身就代表了标准，代表了正确。“中”本来的意思是对、正确。河南一带的人把正确叫“中”——你问他对不对，他说“中”。所以中原地区的人对“中”字的理解是最准确的。中庸之道是活的、动态的思想。你说下雨对不对啊?没有对不对，要看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下。这叫中庸之道。

　　毛泽东的中庸之道体现在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

　　比如，对于西藏解放问题，毛主席尊重当时西藏的社会结构——不能上来就把人抓起来革命，那不行，因为群众没有觉悟到那个程度。在西藏、在新疆、在内蒙、在云南，我们是怎么解决民族问题的呢?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创造是怎么创造的?脑子一拍就创造出来了?不是，还是把传统文化加到马列主义中去，以阶级问题化解民族问题。这里有民族不要紧，民族要讲团结，但是每个民族内部是有阶级的。解放农奴，可以不触及达赖班禅、各个活佛——对你们很好，但是不许你们再随便杀人了，不许你们随便把人家头盖骨弄下来当饭碗了，不许你们随便把人家腿打折、把眼睛挖出来了……这都不行了。所以他进行的是一种温和的改革——对穷人好，但是没有打击坏人、打击富人。这样的政策就上下得人心。而这个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其实是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今天不是讲人性吗?资产阶级讲的那个人性是虚伪的，它口头讲，实际是不讲的。口头讲平等自由，其实是不讲的。可是，他们不讲不等于那个事情是错的。我们无产阶级要讲，要讲人性，要讲人道主义，要讲平等自由。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给了每一个民族大多数人以解放——跟你原来比解放了，但是没有今天生活这么好。

　　在民族政策上，不同的领导在不同的地方，也都犯过错误，左的和右的都有。这个错误，用左和右来说呢，我认为：不负责任就是右，急于求成就是左。

　　只顾一团和气，不去进行社会改造，就是右。延迟社会改造，不是不进行，而是慢慢地一点一滴地进行。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解决生活困难、移风易俗、建立卫生教育系统、让人民有文化。我们在底层这样做，这些工作做好了，人民群众自然就会向往社会主义。人家向往社会主义了，再搞社会主义。如果你不去进行这样的工作，那就是右。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解放以后就和上层的一些头人啊、土司啊、活佛啊，在内地和资本家啊，吃吃喝喝、不关心工人农民的痛苦，这就是右。

　　那什么是左呢?就是急于求成，不讲统战政策。左的错误，可能在文革中，在一些地方表现得比较突出。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认识到，不能全盘否定文革，认识到文革的伟大，认识到幸亏有了文革才没有亡国灭种。但另一方面要承认，文革中毕竟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出现了失控的局面。为什么失控，可以研究。那些打砸抢分子是什么人，什么人挑动了武斗，什么人挑动了抄家，什么人挑动了打老师，可以去研究。但是，它证明确实存在左倾冒进的错误。我们国家一有冒进错误，最后都是毛主席出来承担责任。都不是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太伟大了，他是一把手，责任都算在他头上。现在我们查一下历史，看看当时那些事情到底是谁做的，毛主席有没有发过比较极左的指示。

　　当今思想文化动态

 

　　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讲道理的时代已经快过去了——道理已经讲完了，下面是斗争。谬论是经不起一驳的，谬论往往是靠谎言支撑的。那些最坏的谬论——钓鱼岛可以不要啊、给穷人盖的楼不需要厕所啊、没有必要保住18亿亩耕地啊——现在都不需要去反驳它。正义的理论会越来越取得胜利。这个时候，敌人不会善罢甘休。敌人怎么办，敌人是要疯狂反扑的，就要调整战略——有组织地伪装成马列主义者，打入左翼内部。现在打入左翼内部，比以前容易得多，在网络上直接伪装成左派发言就行了。最近这两年，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左派，他比谁都左，但是以前这人干什么的我们不知道。他伪装成马列主义者，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后下一步，他不是去打击坏人，他去打击其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总的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万不可盲目乐观。原来完全白色恐怖，我连个喘气的地方也没有;现在终于可以扒开一个空间说几句话了，而且有那么多的朋友想听，这是好事。但是放眼整个社会，看看我们的意识形态，看看我们的媒体环境——敌强我弱。

　　习近平同志自己的讲话都不能顺利传达——大家想想是什么局面。有些人不懂政治，说：“习近平是一把手啊，他的话怎么不能随便讲?我不信。”你不信，你想想毛主席——毛主席的话能顺利传达吗?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的讲话，某市某报纸就不给他发表。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泽东怎么办?只好南巡。毛泽东在自己领导的国家里，还要打运动战、游击战啊。老人家那么高龄还要去打游击，重新集结队伍。你以为一个人当了一把手，就什么都有了吗?什么叫权力?不是那个位置。有多少人听你的调遣，有多少人按你的意思办事，这才叫权力。有一个坚强的小分队，二十四小时在控制着孔老师的微博，随时掐灭。也就是说，他的人还在，意识形态还在他的手里。今天早上我睁开眼睛一看，又有几千条来骂我的微博。

　　我们时时刻刻处于一个战斗状态。今天的战斗状态，是极左与极右合流来打击我们。而群众处在一个不佳的状态：一方面是急躁，一方面是苦闷。不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就像我刚才说的高原反应一样，很不舒服，但不知道怎么办——好处是人民群众觉醒了。可是，我马上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梦醒了无路可走”。鲁迅的《<呐喊>自序》里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中国是一个铁屋子——如果大家都昏昏地睡去呢，也就不太痛苦地死去了，可是现在你把大家都唤醒了，唤醒了又打不破这个铁屋子，就要在痛苦中死去。所以鲁迅曾经犹豫要不要呐喊，最后选择了呐喊。鲁迅也只能呐喊，他没办法让那些觉醒的人去参加革命——他不是革命家。所以鲁迅把他们喊醒后，自己却痛苦了。幸好有毛主席，这些被鲁迅唤醒的青年去投奔了毛主席，找到了道路。

　　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很黑暗，可是那时候有延安。现在延安在哪里?没有延安。这是群众苦闷、急躁的重要原因。我有一句话：网络就是延安。时代不同了，今天这个高科技时代不要幻想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建立革命根据地，不可能的。如果想监控你，你的24小时的全息生活可以被监控，现在信息可以云量海量无限量储存。只要需要，可以知道你的任何生活，还可以制造你的任何生活——可以制造你干了什么，让所有人都相信，最后你自己都得相信，还得承认，签字摁手印。一切是可以制造的，这是高科技的可怕之处。

　　再一个，随着左翼力量的扩大，左翼内部很多人有名利思想，觉得这事很光荣啊，“你看我喊几句革命口号，就增加了许多粉丝，有很多人跟着我，有一天我也像毛主席一样好几百万粉丝。”名利思想，不能不说对人有一定的诱惑。我们要把这些事情都想到，而且它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历史上从来如此。革命的历史有它浪漫的一面，但也有非常残酷的一面。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不都是正面冲锋最后倒下的，怎么倒的都有。革命会冤枉人，有些冤枉甚至是故意的。

　　极端与辩证

 

　　我对左右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我经常说，我这样的人如果在1958年可能还会被打成右派。因为喜欢乱说话嘛，喜欢说些领导不喜欢听的话。1957、58年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的其实很多是左派。今天坏人为了反对共产党，把他们都装扮成右派。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党还不够左，给党提了更左的建议，然后领导不高兴，把他们算成右派了。或者人际关系不好，平时瞎嘚瑟，被弄成右派了。右派怎么样的都有，要去查个案，就会觉得右派打那么多挺荒唐。当年毛主席说“右派划三千个够不够”，负责划右派的邓小平说不够。三千不够，那三万总够了吧?可是大家知道后来划了多少，划了五十五万。你要划就划一辈子，怎么突然有一天又给他们都摘了帽子，说不是右派，这政治岂不成了儿戏?一夜之间又都不是右派了，给学术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人的日常生活、日常思想状况，左左右右本来是常态——就像我们走路一样，总是左一脚右一脚地走。人的思想是动态的，人的决策有一个过程性，人在实践中需要试错。从思想的动态性、决策的过程性、实践的试错性来讲，左左右右本来是正常的。据说刘少奇有一句话，一左一右，走到共产主义。这个话本身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不搞极左，不搞大跃进、浮夸风。现在有些人为了攻击毛主席，就把毛主席决策过程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决定拿出来批判，说“你看，他是错的”。比如说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时候都是用电报。指挥辽沈战役，毛泽东跟林彪之间雪片一样的电报，这是个商量的过程。你把商量过程中某一封电报拿出来，说“你看毛泽东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后来不是这么打的”——这就是搞阴谋，或者无知。我们人自己想问题的时候还有个过程呢。比如说要吃饼干，我是吃三块还是吃两块，最后决定吃两块。那前面不是想过吃三块嘛——那不叫错误，那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和林彪商量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不论哪个决定，在过程中的不算错误。左左右右本来是正常的，不要以为左了就是对的，或者右了就是对的。

　　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国家，都是经常在左右之间变化、调整。那什么是不正常的呢?极左和极右就是不正常，就是祸殃。把一种倾向推到极端——比如左现在是正确的，走极端就是极左;比如现在右是正确的，走极端就是极右。经常有年轻人问孔老师“到底左正确还是右正确”。我说：“你要看现在的情况。假如现在坐在车上，车向左歪，你往右拉一把，这个右就是正确的，反之亦然。一切以具体情况为依据。不能无限地向一个方向拉，那就是极端。”

　　极左极右不仅在革命历史上，在一切领域中都有反映。之所以说它是祸殃，因为极左和极右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比如今天大家都有环保意识，都认为环保好，每个人都主动地做一些环保工作，捡垃圾啊少丢垃圾啊等等，但是也出现了极端环保主义者。每一个领域都会出现极端，我们大家都爱护动物，又出现了极端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今天也产生了好多偏执的伪科学狂，有一些自然科学家打假，我也挺尊敬他，但他有时候是一根筋，在科学问题上走到了极端，要求什么东西都得用实验室来证明。按照他的思维，中医就是伪科学，藏医也是伪科学，一切不符合西医的都是伪科学。这就是一种极端科学主义思维。

　　你读读毛主席的《矛盾论》，很多问题迎刃而解。毛主席一生把辩证法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毛主席讲：“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和右。”一批左派聚集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分左和右，右派亦然。如果企图你的系统中只有一种倾向，只有左或者只有右，那一定会失败。左右是相对的，有左就有右，关键是怎么对待左和右。高下相倾，阴阳转化，左右是互生的。

 

　　革命与左右

 

　　下面我谈谈革命与左右的问题。我说的革命是广义的革命，人类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历史，改革也是革命，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不断从昨天走向今天走向明天，这就是革命。《易经》讲的就是革命。

　　在革命队伍中和敌人的队伍中都存在着左右。比如当年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内部有左派。怎么对待国民党左派，关系到革命的前途。党内的极左势力就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是国民党，反正是坏人，见了就杀见了就打。而毛主席不是，毛主席是严格区分，虽然是国民党，内部还有派别之分啊，能交朋友的、能拉上关系的全部拉上关系。所以我们跟国民党左派一开始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左派最了不起的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我们想，假如宋庆龄这面旗帜被蒋介石举在手里，那对我们是何等的不利。宋庆龄是国民党，孙中山夫人，可她的遇事都是向着共产党，共产党的人被抓进去了，她去要人，搞得蒋介石很尴尬，因为她跟蒋介石有亲戚关系，蒋介石还得叫她二姐。一直到建国后，有人说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这是笼统的说法;准确地说，不是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是国民党反动派跑到台湾去了。国民党分为反动派和进步派，因为国民党不都是坏人，好人都留在大陆了，咱们的政协里边是有国民党的。

　　张国焘革命的时候比谁都革命，他杀了多少他认为不革命的人，甚至要红军打红军，甚至要灭掉一方面军。最后毛泽东还是宽容了，还让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主席。那么革命的人，最后不知怎么想的，竟然从极左一下子到了极右，跑到国民党那去了，当个小特务。在这边地位多高，是党中央常委级别的人，跑去当个小特务，一个科长处长就可以欺负他。他的后半生，不说革命，就说个人生活吧，混得很惨，老年冻死在加拿大。

　　1949年革命彻底胜利后 ，在土改中、在城市改造中，有一些领导同志，不注意党的政策，“革命了，天下都是我们的了”，1949年我们打下南京的时候，有一个小排长， 跑去把司徒雷登教训了一番，骂了个狗血淋头，后来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这其实就是极左情绪，革命者得天下之后的骄狂。这些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早都讲了。·

　　更早的在1944年，毛主席就向全党推荐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诉全党我们将来不要做李自成。这是1944年啊，1944年抗战还没有胜利呢，毛泽东还在窑洞里呢，他想的不是抗战胜利的事，他想的是将来我们不做李自成。毛主席他心里是有多么伟大的一个图景啊。在他看来小日本不在话下，肯定能打败，蒋介石不在话下，肯定能打败，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将来不做李自成。谁告诉你将来要进京啦，谁告诉你将来要当李自成啦，他就有这个信心，他早早告诉全党，高瞻远瞩。

　　毛主席能够这么早看清左右问题，毛主席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很深，他自己对马列主义的体会也很深。比毛主席更早，我们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列宁，他就旗帜鲜明地反极左。要清楚我们的原则什么，但是在原则之下是可以灵活的。怎么叫灵活啊，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不要把所有人都看成危害性一致的敌人，敌人是不同的。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

　　列宁也好，毛主席也好，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内，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他们伟大的地方。在每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只有一个敌人，解决了这个敌人再说。这就是理解了列宁的话，“应当充分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

　　比如我们都知道，资产阶级的法庭就是不合法的，可是现在敌人把你抓去了，你在法庭上要不要自我辩护，你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算不算是承认资产阶级法律?我们知道，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法西斯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他就为自己辩护，我们能说他就是承认了资产阶级法律吗?陈独秀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还请了最著名的大律师章士钊，章士钊也不是革命者啊。辩护本身也是个宣传的平台，通过辩护可以扩大影响。

　　刚才说了，鲁迅跟共产党左翼文化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当时三十年代，全国有出息的文艺家基本都是左翼。比如说有个左联，怎么没有右联呢?就没有右联，有出息的都是左翼，不可能成立一个右联，成立不起来。也就是说全国的文艺界，在三十年代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同志，国民党下台是迟早的问题，军事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人心早就不在国民党那边了。共产党如果自己不犯极左错误，早就取得政权了。人心都在你这边嘛，就连国民党的许多人都是左翼分子，那国民党还能混几年啊。我们想，假如说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共产党就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中间什么左倾错误都不犯，就不会有长征，几年时间就拿下南京，十年左右解放全中国没有问题。就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另一方面共产党自己内部左倾把革命搞得差点夭折，然后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侵略，历史走了个大弯，整个近代历史都改变了。

　　左翼一开始是批判、围攻鲁迅，后来又批不动。因为他们批判鲁迅就举着一堆马列主义词句，就像今天拿着一堆普世价值的词句来吓人一样。今天的海归是从美国回来的，那个时候的海归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说一口嘀哩咕噜的俄语，挺吓人的，用马列主义词句铺天盖地攻击鲁迅。鲁迅说这些都是马列主义青年啊，他很谦虚，就去读马列主义的书，读了一段时间却发现，你们不是马列啊，我才是马列。鲁迅就开始反击，一反击，他们就土崩瓦解。后来党中央及时地看到这个问题，就命令他们不许再攻击鲁迅，要团结鲁迅，拥护在鲁迅周围，以鲁迅为旗帜。这样，鲁迅就成了革命文艺界的领袖。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们请鲁迅来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我们想，一个伟大的组织，一个隆重的成立大会，应该怎么讲话?按照今天的说法，一定去讲一个慷慨激昂的话、鼓励的话、表扬的话。鲁迅他就跟别人不同，一句拜年话不说，去了都是泼冷水。人家左联成立大会，他开头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扫兴的话。然后下面讲了好几点意见：“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鲁迅的这段话，说的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现在有的同志家里摆了四台电脑，一人搞了二十个马甲天天在那里谈论。这当然没错，但是呢，要小心越谈越高调，有一天就容易从左谈到右去。有很多实例，左变成右，右变成左，我们今天很左的人前几天还是很右的。我的粉丝里有大量天天来骂我的，后来在事实的教训下转变了。

　　鲁迅说：“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要做很多乱七八糟麻烦的事，就说咱们这个西藏之旅，包含了多少细节，都需要人去做啊。我不是乌有之乡的人，这些年来，我亲眼看着他们做了多少麻烦的、卑琐的事情，很多革命理论家不屑于做的。我天天在微博上和人家“肉搏”，也有很多人不理解，说你写这些东西干嘛呀，没用，为什么不回去写一本大部头的书呢。他不理解我们斗争的方式，不能整体地看待问题。鲁迅这个辩证法讲的和毛主席差不多。

　　回到毛主席这里。毛主席讲话不像鲁迅——鲁迅讲话太绕弯，绕来绕去很深奥，这跟他的语言环境有关——毛主席的话，就是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什么人都听得懂，大学问，但是深入浅出。毛主席在一篇文章《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说：“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你看，讲得非常通俗。“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他能够这么驾轻就熟地把这话说出来，说明他在脑子里都不知道琢磨多少遍了。毛泽东批评左倾的话是很多的，比如他批评李立三“在1930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他用“持久”，这是鲁迅的词，包括《论持久战》。

　　那么，到了建国后，确实仍有极左。比如说浮夸风、一大二公、搞大食堂，这些事都是谁搞的，是毛主席搞的吗?可以查历史文献嘛，查一查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各位领袖在当时发表了什么言论。从1957年到1962年，毛主席的文章，有没有鼓动浮夸风的?没有。全部是批判浮夸风的，全部是纠正极左的。再查一下现在编的其他领导人那几年发表的文章，很好玩——空白。这几年没有文章?这奇怪了，你们当时不都是正确的嘛，就毛主席一人错误嘛。共产党很有意思，讲别人全是丰功伟绩，讲毛泽东一定要说有错误。全党就他一人犯错误，别人一生光明没有错误。既然那几年没有文章，那我们要查当时的《人民日报》了。文集里没出，报纸还在，图书馆还有嘛，一查就知道了。当时浮夸风谁搞的，谁说了亩产十万斤，谁说了亩产十万斤不够，再多搞几万斤，这都有历史，一查都知道了——都是在一线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搞的。毛主席自己就是农民出身，他不知道一亩田打多少稻吗?他能相信一亩田打十万斤稻子?这不可能的。毛主席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还亲自派出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去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个春天到中南海旁边去见王明富老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跟他交谈，我就感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啊，你们真幸福，你们相当于跟毛主席读研究生啊!毛主席教他们怎么读书，怎么思考，怎么实践，就像带博士生一样。所以他们以后担任领导之后，都是水平很高的，都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人，看问题一针见血。像王明富老人，八十多岁了，侃侃而谈，谈问题依然条理非常清楚，现在的很多事情，他不上网就啥都明白。

　　但是浮夸风造成了一定损失，最后开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自己出来承担责任，他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到了WG期间，毛泽东又批评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加在四人帮头上的很多污蔑不实之词，可以看得很清楚，对四人帮的审判也是一场非常滑稽可笑的闹剧。很多青年人不懂历史，我告诉他们翻开材料看看，当年审判四人帮，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四人帮的罪名是“疯狂破坏无产阶级WHDGM”，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右派，国民党特务”，他们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他们加了这个罪名，人民群众当然很愤怒。但是看这个罪名就知道，判他们这个罪的人是赞成WHDGM的，要不怎么说他们疯狂破坏WHDGM呢?疯狂破坏WHDGM是罪过，所以批判四人帮的人是拥护WG的，按照文字表面来看是嘛。说他们是右派，那批判四人帮的人就是左派。那按照这个罪名，今天我们就能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今天不是否定WG吗，那四人帮破坏WG不成功臣了吗，四人帮就是对的咯?

　　对四人帮的审判，包括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一块审判，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林彪集团的几个干将，“黄吴叶李邱”，除了叶群死掉之外，黄吴李邱全部写了回忆录，看看这个回忆录可以长很多见识。其中有一位将军说：“我从监狱里出来，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词，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他说，首先你说我反党我就不服，你怎么还把我们和江青弄一块去了呢，我们跟江青一辈子是死对头，我们开会都不坐在一起，这太狠了，这谁搞的!这两个集团是不和的，一个文人，一个武人嘛。还有人说，我从井冈山跟着毛主席，跟了一辈子，跟成反革命了，一路枪林弹雨，从井冈山到白山黑水到辽沈战役，天下都是我们四野打下来的，打了一辈子打成反革命了。虽然我们是林彪的人，但是你要是林彪反毛主席，我们肯定站在毛主席这边哪。很多这些历史上滑稽可笑不合逻辑的东西，在今后的岁月中会逐步地揭开真实的内幕，让我们更加清醒。

　　但是，我们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四人帮到底有没有极左的错误?我认为还是有的。就算四人帮是好人，但你为什么让人家给逮起来，这说明你还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是你无能，麻痹大意，认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你们几个被逮起来不是你们丧失自由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自己分不清好坏，在关键的时候脱离群众。为什么你们被逮起来了，老百姓都欢呼?说明你们群众基础不够。当时我是小学生，不懂事，但是我看周围的人，好像也都觉得四人帮是坏人啊，这说明你群众工作做得不好。这是不是跟文革中一些左倾的做法有关系?

 

　　毛主席几次批判四人帮有个人宗派主义——“四人帮”这个词就是毛主席发明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了，不要搞上海帮，要搞成五湖四海。”打倒四人帮之后，把毛主席批评他们的话当做审判的武器，但是仔细分析，毛主席这个话是带有感情的批评，是像批评自己的属下、批评自己的学生的口气。特别是毛主席批评江青的话，我觉得里边有爱情，是对自己的一个不懂事的年轻的小媳妇的批评。毛主席说，你到处得罪人，得罪这么多人，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办。我觉得这句话是饱含深情的——夫妻之间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已经担心了，他死后他媳妇要出事——如果现在不讲团结，逮谁批谁。看看那些江青批评别人的话，其实内容都对，今天看都很有预见性，像某某人就是买办、某某人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历史证明，江青说对了，但是江青不该在那个时候这么说。这就叫革命的策略。正确的话，不是在任意时刻为了过瘾，为了赢得群众的掌声，为了显得自己英雄就要说的。她文艺青年出身，一双慧眼，看问题极其深刻准确，但是说出话来确实太损人。我这几年研究样板戏，去年专门在北大讲了一个学期的《红色娘子军》。讲到江青指导样板戏，那真可以说伟大，没有江青就没有样板戏的伟大。但具体被她指导的人就很烦，因为江青太敬业了，从早到晚地指手画脚，一会这要改一会那要改。她又比别人都高明，时间长了，你想你有这么一个领导，又是女的，天天指挥你，肯定烦了。江青不会像其他老革命家那样——怎么样平易近人、怎么样和蔼、怎么忽悠人，她不会，而有的时候革命需要你会这些东西。四人帮身上就带有小资产阶级极左的浪漫性。今天想来，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是极有预见性的。

　　样板戏与反极左

　　刚才提到样板戏，我就举几个例子，谈谈样板戏。

　　样板戏里最有英雄气概的是《智取威虎山》。《智取威虎山》主要是讲对敌斗争。它的好看之处在于黑白两道斗法，就像武侠小说一样;但是武侠小说弄不好就会讲成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太英雄了!老百姓到了五六十年代为什么能够抛弃武侠看革命斗争啊，就因为它代替了武侠。杨子荣就是一大侠，“啪”一抬手打灭两盏灯——这都可以，这就是绝世武功嘛。要防止鼓吹杨子荣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军队要有英雄，但是不能鼓励个人英雄主义。《智取威虎山》里好几次强调党的领导和纪律。“定计”那一场，很强调少剑波参谋长的作用。参谋长跟杨子荣已经商量好了“怎么打虎上山、怎么打进威虎山内部”，杨子荣激动地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参谋长，就这样决定了吧!”这个时候，参谋长非常冷静，“要开支委会讨论这个决定”。这句话非常好，他不说“就这么干了”，还要开支委会。用集体的智慧战胜敌人，这就避免了左倾冒进。《智取威虎山》很多地方都强调了少剑波的作用。它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杨子荣打虎上山，在那里智擒小炉匠，在敌人阵营中跟座山雕斗智斗勇;另一方面，夹皮沟，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发动群众。所以我曾经在一篇博文里讲：《智取威虎山》是人类文学史上“反恐文学”的经典。美国不是要反恐嘛，它老反不了。共产党才是反恐的祖宗，怎么反恐，你看看《智取威虎山》就知道了。首先来到一个地方发动群众，给老百姓治病。这小分队来到夹皮沟第一件事干什么?给李勇奇他妈治病。李勇奇本来是对解放军怀有敌意的，拿出匕首来要跟解放军拼命呐，结果呢，解放军把他老娘病治好了。马上群众关系就搞好了，马上座山雕就没了后勤了。这是一个反恐的典范。

　　另一个经典的样板戏《红灯记》，里边有个叛徒王连举，他出卖了李玉和，在“赴宴斗鸠山”一场，李玉和跟王连举见面的时候，鸠山拿出杀手锏，让王连举出场劝李玉和。王连举就说，“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儿”，然后李玉和大义凛然骂道，“贪生怕死可怜虫……”，中间有一句叫“既为革命不怕死”。这个王连举之前是很英雄的人啊，他居然说过“既为革命不怕死”这么豪迈的话，和今天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像王连举这样的人，在没叛变前经常是很嘚瑟的。极左的人就是嘚瑟自己最革命、不怕死。

　　《红色娘子军》里，吴清华参加了革命队伍，可是在攻打椰林寨的战斗中，为了个人私仇，一看南霸天出来了，怒火满腔拔枪就打，结果提前暴露了目标，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南霸天跑了，后来卷土重来，洪常青牺牲了。所以《红色娘子军》重点讲的不是我军获得胜利，获得胜利并不难，难的是“摆平”吴清华这种人。把他们“摆平”了，革命就胜利了，把他们教育过来，革命胜利是小菜一碟。通过教育使革命者明白大局与个体的关系，特别冒进反而会坏事。

　　最后提一下《杜鹃山》。《杜鹃山》是第二批样板戏的巅峰之作。从艺术上来说，是样板戏里最好的——对京剧的改革、中西合璧、人类先锋艺术的顶峰，武打、韵白、灯光，运用得简直没治了。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亲自操刀创作的。于会泳废寝忘食——现在还有这样的文化部长吗?亲自创作，早上起来一头晕倒——现在一个文化科长都不这样。《杜鹃山》里边讲的道理是非常深刻的。这部戏里，潜藏在革命队伍中最危险的敌人叫温其久。他也并不是敌人派来的内奸——我们要允许人参加革命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党代表柯湘来之前，这支农民自卫军跟传统的农民起义一样，抢了土豪劣绅的财物，就地分掉，然后把俘虏杀掉，把商人杀掉，不杀的也一顿痛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起义为什么三起三落、旗竖旗倒、人举人亡，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失败。今天全国各地有数不清的上访群众，我每个礼拜都收到上访材料，我很同情他们，他们不明白自己的上访为什么会失败。人是缺乏反思的。后来雷刚终于明白，要找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党——虽然是个女的，他不太满意，也凑合，反正是个共产党。他以为找到党就万事大吉了，这个党能够帮助他打仗、指挥作战——当然柯湘虽然是个女共产党，打仗也是一流的——但是他不知道，共产党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打仗，是路线，是策略。他跟柯湘发生的第一场冲突，就是柯湘不许他杀俘虏、不许他分浮财、不许他打商人。

　　革命与自我修养

　　今天很多人迷惘、悲愤，最后要问“怎么办”。我鼓励做打通的学问，把孔夫子、鲁迅、毛泽东、释迦牟尼都打通来讲。我认为，从孔子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主题是理性的问题。中国人不怎么信神，中国人即便信神也是很讲实惠的，要求神给自己办事，不办事就不信。一方面来说，这有点不虔诚，但另一方面有理性的一面。鲁迅让人丢掉幻想，最执着的是现实——这是瞿秋白总结的。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今天很多人对党中央有怨言。为什么有那么深的怨言甚至仇恨，因为他老有幻想，在十八大前后都有幻想。因为有太深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领导人身上，所以自己就什么都不干了。一旦发现一个幻想落空，发现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就由爱变恨，这都是丧失自己主体精神的一种现象。毛主席很伟大，共产党很伟大，但是毛主席说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话不是恭维人民，是他真实的思想。毛的伟大就在于他抓住了这一点。毛一生为什么是“人民领袖”?他把人民高举在头顶，不是为了忽悠人民，是他真的从中获得了力量。我们今天中国人缺乏自信，老存在幻想。我老师那一代的鲁迅研究者，把鲁迅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在绝望中抗争”，毛主席就继承了鲁迅的抗争精神。毛主席的事业没有完成，但是他留下了这种精神。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这种精神，在绝望中抗争。

　　我认为极左极右说到底跟个人修养、道德有关系。现代思想都能够还原到传统思想中去，儒释道都是讲自我修养的。在我看来，世界各种宗教思想，都有利于帮助人的修养。最正确的修养之道，就是革命。革命绝不是阿Q想的，把人家的东西搬到自己家去——很多革命家就是放大的阿Q，将来胜利了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革命是一种人的自我修养，是最高境界的自我修养。刘少奇同志写过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被批判了，但是这个书主要的思想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讲的就是共产党和个人修养的关系。好的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人修养很高的，但不要极左，不要你自己修养高了，就要求别人也这样，更不要整天盯着别人革命不革命。正是在革命的道路中，毛泽东由一个韶山冲的普通农家子弟变成了一个大佛。我听说很多藏民家里，中间摆的是毛主席像，旁边是达赖、班禅。不要把它当成封建迷信，要尊重老百姓每一个朴素的愿望，在他们看来，毛主席就是天地间最大的佛。这两年全国各地建了一些毛泽东的庙，这是因为老百姓没有地方倾诉他们的感情，这是他们最朴素的一种表达。

　　我们这些人，总体来说，毕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国家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想救，想让国家好，想让人类好，但是我们总体上还要乐观。中国毕竟不是解放前了，不是三十年代，不是四一二大屠杀的时候，更不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党内党外健康力量还在，不管具体是谁，反正有健康力量，你要想肯定不是咱们这伙人，咱们这伙人就代表健康力量啦？既然有我们这伙人，其他地方也有无数的健康力量，只不过缺少联系而已。想到这一点，总体上，我们应该像看外边灿烂的阳光一样，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来到这里，我想借西藏的风景说一句：让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让奔腾的雅鲁藏布江作证，不论眼前具体事件的结果如何，我们要相信——人间正道是沧桑！